他14岁参加革命，18岁当师政委，1955年授衔时为何当众扯下肩章？

世人皆知开国将军们个个都是功勋卓著，但谁能想到，在1955年那个庄严的授衔仪式上，会有一位将军当众扯下肩章，从此再不穿军装？他就是段苏权将军。这位14岁就加入革命队伍的少年英雄，18岁便担任独立师政委，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带领部队歼敌无数。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革命老将，为何会在授衔时做出如此惊人之举？更令人不解的是，直到临终，他穿的都是一身普通的中山装，仿佛要与那身军装永远告别。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那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无奈与坚持？

一、少年从军：革命热血铸丹心

茶陵县，这片红色的热土上，诞生了无数革命英雄。1927年，这里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工农兵政权，红色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年仅14岁的段苏权走上了革命道路。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茶陵县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正在举行一场秘密的农民集会。台上慷慨激昂的演讲声传遍四周，台下挤满了前来听讲的农民。人群中，段苏权和他的几个伙伴偷偷混在大人堆里。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革命思想，那些关于＂打土豪、分田地＂的话语，深深印在了这个农家少年的心里。

当时的茶陵，已经成立了农民协会，经常有共产党的同志来村里宣传革命道理。段苏权的父亲是当地农会的积极分子，家中常常有革命同志来往。耳濡目染之下，段苏权对革命的向往与日俱增。

1927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茶陵的革命形势愈发严峻。一天深夜，段苏权听到院子里有响动，原来是几位共产党员正在他家躲避敌人的搜捕。看着这些满身血迹却依然斗志昂扬的革命者，段苏权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第二天一早，趁着父母还在熟睡，段苏权悄悄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跟随那几位共产党员参加了红军。这一走，就是几十年的革命生涯。

在部队里，段苏权虽然年纪最小，却格外刻苦用功。他白天操练军事，晚上学习文化，很快就掌握了识字和写作的本领。由于他能说会道，又熟悉农村情况，不到半年就被选为连队的宣传员。

1928年春，段苏权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因为表现突出，他被提拔为团政治宣传部长。这个只有15岁的少年，成为了当时红军中最年轻的政治宣传部长。

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段苏权负责向士兵们讲解时事政治，组织文艺演出，编写墙报标语。他经常深入基层，和战士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每到一个新地方，他都要带领宣传队把革命道理讲给当地百姓听，动员年轻人参军参战。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段苏权带领宣传队走村串户，足迹遍布湘赣边界。他们白天在田间地头宣传革命，晚上就在农家的油灯下排练节目。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歌谣和快板，在茶陵的山山水水间传唱。

二、独立师政委：18岁担重任

1931年初春，湘赣边界的战事愈发紧张。敌人调集重兵，企图围剿红军根据地。在这关键时刻，年仅18岁的段苏权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担任独立师政委，负责掩护主力红军向东转移。

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当时的独立师刚经历了一场恶战，伤员众多，弹药补给不足。更严峻的是，敌军有整整三个师的兵力正在向他们逼近。段苏权临危受命，带领不足两千人的部队，在湘赣交界的崎岖山区与敌人周旋。

独立师采取了游击战术，利用地形优势，在各个山头设立据点。他们白天隐蔽在山林中，夜间则出其不意地袭击敌军。段苏权带领部队，常常在深夜里悄悄潜入敌军营地，趁其不备发动突袭，打完就跑，让敌人疲于奔命。

在一次夜间行军中，独立师遭遇敌军伏击。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红军阵地倾泻弹雨。段苏权当即命令部队分散隐蔽，同时派出一支小分队绕到敌军侧翼。就在敌军以为红军已经撤退时，侧翼的小分队突然发起进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这样的战斗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独立师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成功牵制了敌军的追击步伐。他们在山区与敌人周旋了整整二十多天，为主力红军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然而，战斗越来越艰难。补给线被切断后，独立师只能靠打游击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维持。伤员越来越多，医药用品极度匮乏。段苏权带领战士们采集草药，用原始的方法处理伤口。在物资最紧缺的时候，他们甚至只能煮树皮充饥。

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独立师的处境日益艰难。在一次突围战斗中，段苏权身先士卒，带队强攻敌军阵地。就在冲锋的关键时刻，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脚踝，另有几发子弹打断了他的三个脚趾。

负伤后的段苏权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确认主力部队已安全转移。在战士们的掩护下，他被转移到了一个偏僻的山村。当地一位姓李的老农冒着生命危险，将他藏在自家的地窖里。白天，李大叔在地窖口种上蔬菜遮掩；晚上，便偷偷给段苏权送来食物和草药。

就这样，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段苏权的部队成功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革命事业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这次战斗经历，也为段苏权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三、长征路上：战功赫赫显身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段苏权所在的部队担负着先遣队的重任，负责为后续部队探路、侦察敌情。这支队伍往往要比主力部队提前几天行军，面对的危险和考验也更为严峻。

在过云贵川交界的大草地时，先遣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片人迹罕至的沼泽地带，白天烈日当空，夜晚寒气逼人。每走一步都要深一脚浅一脚，有时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齐腰深的泥潭。队伍中的战马和骡子纷纷倒下，粮食和弹药也所剩无几。

一天傍晚，先遣队在草地中发现了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段苏权立即带领一个小分队前去侦察。他们在泥泞中艰难前行，终于找到了一个藏族部落。通过与当地藏民交流，他们不仅获得了食物补给，还得知了一条可以绕过沼泽地带的山路。这条路虽然崎岖难行，但比起在沼泽中摸索要安全得多。

在翻越夹金山时，先遣队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能见度不足三米，寒风呼啸，积雪没膝。队伍中的许多战士都出现了冻伤症状。段苏权命令将仅剩的几件棉衣分给伤病员，自己则穿着单薄的军装在风雪中带头前进。

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跋涉，先遣队终于找到了一条相对安全的翻山路线。他们立即派人返回向主力部队报告，并在沿途设置了醒目的路标。这些路标不仅指明了方向，还标注了危险地段和休息点，为后续部队的通过提供了重要参考。

1935年5月，红军准备强渡大渡河。这条湍急的河流曾让当年的川军闻风丧胆，是天然的军事屏障。段苏权率领的先遣队首先抵达渡口，发现敌军已经在对岸布防，并严密监视着河面的动静。

形势万分危急。如果不能尽快找到渡河点，后续的红军主力就会陷入被动。段苏权带领几名侦察员，顺着河岸仔细搜索。他们发现在一处山崖下，横着几根粗大的铁索。这些铁索是当地人用来运送物资的，虽然年久失修，但仍然可以勉强使用。

段苏权决定亲自试渡。他和几名勇士攀着铁索，在夜色的掩护下缓慢前进。河水在脚下咆哮，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努力，他们终于爬到了对岸，并成功打通了这个渡河点。

随后的几天里，先遣队在这里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强渡战役。他们首先控制了对岸的高地，为后续部队架设了简易的渡河设施。在他们的配合下，红军主力顺利完成了渡河任务，并给予敌人重创。

这次渡河战役的成功，不仅打开了红军向西进军的通道，也为长征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段苏权和他的先遣队用实际行动证明，再险恶的地形，再艰难的处境，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勇气，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四、授衔仪式：扯下肩章的背后

1955年9月2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这是一个庄严而神圣的时刻。新中国首次举行授衔仪式，将对为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军事将领授予军衔。会场内气氛庄重，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

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段苏权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当主席台上宣读完他的授衔命令后，他站起身来，当众扯下了自己的肩章，将其放在了会议桌上。这一幕，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事实上，在授衔之前，段苏权就多次向组织表示不想要军衔。在他看来，革命时期的那些战斗经历才是最宝贵的财富。然而，组织考虑到他的革命资历和作战功绩，还是决定授予他将军军衔。

这一天的授衔仪式刚开始时，一切都很正常。段苏权和其他将领一样，穿着笔挺的新军装入场。但是当司仪宣读完他的名字和功绩后，他突然起身走向主席台。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缓缓摘下肩章，郑重地放在桌上，然后转身离开了会场。

这一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说他太任性，有人说他不懂规矩，但更多的人对此感到不解。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将军军衔不仅是荣誉的象征，更意味着更高的待遇和地位。

然而，段苏权的决定却有着更深层的考虑。就在授衔仪式前几天，他走访了几位老战友的家属。这些战友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有的甚至连遗体都没有找到。当他看到这些烈士家属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时，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授衔仪式结束后，段苏权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脱下军装，换上了一件普通的中山装。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穿过军装，也没有享受过任何将军待遇。他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简朴作风，甚至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

在后来的岁月里，段苏权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战士的本色。他经常不顾组织反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看望老战友。他的家中除了几件旧家具，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连过年过节，他也坚持不要任何特殊照顾。

每当有人问起当年扯下肩章的原因，段苏权总是轻描淡写地表示：＂革命时期，我们都是普通战士，现在和平了，更应该保持这种本色。＂这种朴实的话语背后，是他对革命理想始终如一的坚守。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段苏权的这一举动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展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情怀，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瞬间。那枚被摘下的肩章，见证了一个革命者对初心的坚守。

五、晚年岁月：淡泊名利终无悔

1978年初春，段苏权搬进了一处简陋的两居室。这是一栋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老房子，墙面斑驳，门窗陈旧。当时组织曾多次要给他调换更好的住处，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坚持要和普通职工住在一起，过着清贫而简朴的生活。

在这间不足六十平米的房子里，除了几件必需的家具外，最显眼的就是一个旧书柜。柜子里整齐地摆放着各类历史书籍和战争资料，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精神寄托。每天清晨，他都会坐在窗前的藤椅上，翻阅这些泛黄的书页，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1980年，组织决定为老一辈革命家编写回忆录。几位编辑专程来到段苏权家中，请他讲述革命往事。然而，面对这些年轻人的请求，段苏权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就把话题转向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他拿出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十张泛黄的照片，每一张背后都写着战友的名字和牺牲的时间、地点。

在一次退休干部座谈会上，有人提议给段苏权申请特殊津贴。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表示反对。他说自己的退休金足够生活，不需要额外的补贴。更让人感动的是，他还将自己多年积攒的一部分退休金，捐给了烈士遗属互助基金会。

1985年，段苏权的老伴去世后，他的生活更加简朴。家里的电器只有一台收音机和一个电风扇，连电视机都没有。每天早上，他都要步行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经常买一些便宜的青菜和豆腐。街坊邻居都劝他请个保姆照顾起居，但他总是说：＂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段苏权也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有一次，他病得很重，但坚持不去干部病房，而是在普通病房住了半个月。期间，很多老战友来看望他，都被他那间简陋的病房惊呆了。

1990年春节前夕，组织派人来看望段苏权，带来了一些慰问品。他收下了一包茶叶，其他东西都让工作人员带回去了。他说：＂我这里什么都不缺，这些东西还是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吧。＂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段苏权开始整理自己的遗物。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革命文物、证件和照片都捐给了军事博物馆。唯独保留了那个装战友照片的布包，他说这是要带进棺材的。

1993年，段苏权因病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连追悼会都没有举行。他的骨灰被撒在了井冈山的土地上，与那些长眠于此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在他留下的遗物中，除了几件旧衣服和一些书籍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