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和朋友谈起吴晗、谈起邓拓，猛然想到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过去好多年，我们顿时产生无限感慨。当年这场来势凶猛的批判发生时，我们还只是七八岁的孩子，现在还自以为处在青年的行列。可是，谈到这个话题，想到我们竟然已经走过这一不算短的历史跨度，不由地感到时间的无情与苍老。
我们当然远没有老，也没有丝毫老的感觉。然而，苍老，决不仅仅限于时间流动意义，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感受到的心境变化，一种因回望历史而产生的无奈与喟叹。
那次谈话之后，我想得更多的是姚文元。当把思路集中到他的身上，我才发现对他的了解是那样少。
以批判《海瑞罢官》而崛起的政治新秀姚文元，文革后接受审判
如果查阅批判姚文元的文章，把它们汇集一起，一定能够在书桌上堆起一座小山。从许多关于“文革”人物传记中，也能发现作者用过不少篇幅勾画他的生平（印象中，除了传记类的历史纪实外，似乎还没有系统研究姚文元思想的演变、文风演变的著作）。即使翻阅如此之多与姚文元有关的文章，作为一个“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对姚文元性格、思想的揭示，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一些文章看似火力猛烈言词犀利，却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政治评判上，而缺少思想的剖析和历史的深度。在近几年盛行的所谓历史人物纪实热潮中，虽然时常可见对他的描述，但这一情况并没有改变，不同的是增加了许多猎奇、传闻与肤浅的渲染。
不仅仅对姚文元，对许多其他“文革”人物、“文革”事件的描写，对历史伟人或者不同角色的描写，不少都是如此。图书消费市场毫不客气、毫不掩饰地伸出巨大的手，调动着一些文人手中的笔，使他们按照市场的需求，描述、编造、渲染许多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历史人物的恢宏与庞杂，要么只剩下所谓的家长里短、一颦一笑，要么只成为平庸的漫画，涂抹上几笔拙劣的滑稽色彩。就这样，在一些文人笔下，历史的复杂与沉重被化为轻飘飘的一片落叶，或者仅是抛给历史几丝谄媚。他们是那样热中于猎奇，把它作为讨好读者讨好市场的惟一法宝，以掩饰自己思想的苍白，从而有意无意使读者陷入他们营造出的虚假迷宫，永远走不进历史的真实。现在中国的历史纪实，居然如此堕落
我自觉我并不偏颇也不偏激，我崇尚做人的宽容与随意。但是，我却无法接受虚假，更不能认同虚伪。当看到流行于市的那些虚假的、思想苍白的、哗众取宠的所谓历史纪实作品时，我不由产生一种忧虑与悲哀。
我们就这样面对历史吗？我们就该如此轻松地忘却吴晗忘却邓拓他们的名字吗？我们就该如此肤浅地把姚文元以及江青之类的人物漫画化，或者把严峻的历史仅仅划归到宫廷秘闻趣闻逸闻之类的谈笑之中？
大批判成为时尚的年代
又一次借来姚文元“文革”前出版的各种文学评论集、杂谈集。
在“文革”前的十多年间，他算得上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学评论家，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仍然是普普通通的一员。潮起潮落间不断溅起诸多浪花，他不过是其中的一朵而已。一切因“文革”而变得不同。因为“文革”，姚文元才不再是潮起潮落间可有可无的水沫，而是赫赫然走进了重要历史人物的行列。因为“文革”，他写于“文革”前的这些著作，才具备了新的认识价值和历史意义。
不止听一个人说过，姚文元当年曾被视为颇有才气和水平的年轻文艺批评家。如果有时间把他的文章和当年许多批评家的文章对照阅读，大概会发现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者说超人之外。可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当我把它们作为独立的存在审视时，我竟然无法一一细读。读姚文元的杂文，或者评论，我不由感到一种逼人气势如山一般矗立面前，如海浪一般涌来。但一旦走进这山背后，便发现这气势只是虚假的声势，他是以语言的喧嚣和情绪的亢奋，掩饰着逻辑混乱和思想苍白。那么多大小长短的文章，除了批判叱呵还是批判叱呵，除了引经据典寻章摘句还是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他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更出色的其他才能，我无法想像，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气势，居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文化界舆论的主流，成为备受青睐的样板。
批判是一种标志，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目的。那是政治运动始终成为社会兴奋和关注焦点的年代，那是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一度被视为次要的年代。时间的流动，常常可以用政治运动的阶段运转来显示，来表达，运动，便无法离开批判，运动，便不能不以批判为表现形态，或者说其本身与批判就是相互依存，相互辉映。
姚文元在文坛一露面，即选择文艺批评这一写作形式。从而，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在政治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批判中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姚文元生活的年代生活的环境，使他所选择的职业，也有了一鸣惊人的可能。这就是大批判的时尚带给他的机遇。批判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特殊条件下给被批判者提供赢得声名的广阔天地。姚文元获得的是后者。当然，批判有时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在刺向对方的同时，也会刺中自己。不过这一现象很少发生。
不能忽视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所具备的多层意义。仅从年轻的批判者可以一夜之间一鸣惊人这一现象来说，其产生的历史波动便是显而易见的，两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仅仅因为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把所接受的新思想新观点运用于批判性研究之中，便得到前所未有的器重与推崇，意外地成为政治思想斗争中的一个工具。他们如同明星一般转瞬之间脱颖而出，闪现在人们面前，令许许多多青年人仰望、羡慕。无意之中，他们为他人树立了一鸣惊人的样板。批判可以显示革命，可以代表进步，同时，批判也带来了赢得声名的各种可能。
很巧，一九八七年底，我调到了“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先生麾下工作。几年来我们成了同事，办公室也相邻，闲来无事，我便喜欢同他海阔天空地聊天。文坛往事，世态炎凉，人生风雨，等等，都是我们的话题。
蓝翎离休后开始撰写回忆录，记述作为“右派”在农场劳动时所看到的“右派”间文人的百般形态，记述下放河南商业厅后在粮食生产基地护夏护秋的日日夜夜，记述一九五四年前后自己如何一夜之间成为“明手”的往事。他在写这些回忆录时，我成为手稿的最初读者之一，因而常常在阅读时进入一种浓厚的历史氛围。当阅读一些篇章后再坐到他的面前，我总能感觉到深深的历史沧桑环绕着他。作为一名特殊的历史经历者参与者，他有别人不可能具备的人生体验和感触。因此，他对历史对现实对自己对各色人物，便有了富有启示性的见解。
他和姚文元是同龄人，都出生于一九三一年，但他和姚文元并没有直接找过交道，因为当他处于短暂的显赫时，姚文元还只是上海的一个普通作者。而当姚文元在反右运动中成为批判明星时，他的命运则发生根本性转折，从曾经簇拥的鲜花中跌落下来。谈到这一命运改变时，谈到后来生活的艰难时，蓝翎总是显得非常平静，语调舒缓，言语间且带些幽默与调侃。过早地远离批判中心，不能像以前一样发表作品，固然是件憾事，但对于他，这未必不是一种解脱，从而避免了难以预料的其他结局。我曾想问他是否为这一转折而感到庆幸，转而一想，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便又作罢。历史和人的命运总是带有很多偶然性，后来做出的种种假设只能是假设。
他对我说过，当年当他们被誉为“小人物”而一鸣惊人之后，一时间许多文学青年都以“小人物”、“新生力量”自居，希望受到重视，理直气壮地要求将自己作为人才作为新星予以培养。许多报刊编辑部，常常收到类似要求的来信。信的开头还会这样写：我是一个小人物，我是新生力量……
姚文元当然不能与这样一些青年同日而语。他早就陆续发表过不少评论文章。他需要的不过是机会，是发展自己。我猜想，他从“小人物”一鸣惊人的情形中，一定得到许多启发。他必须训练自己的政治嗅觉，他必须选择最好的时机和最好的对象，他也必须以最简捷的方式赢得青睐。
在越来越左、越左越革命的历史演进中，在政治运动总是以文艺批判开道的年月，现实总是会为某类人提供可以施展才略的天地。
姚文元当然属于这类人。既然他选择了这样一条路，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朝这片天地走去。终有一天，他会走到历史前台。
“文革”中的姚文元（右）与张春桥在一起
研究视野里的姚文元
最早研究姚文元的专著并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而是由瑞典隆德大学的汉学家、东亚系主任拉尔斯（Lars Ragvald）所撰写。早在七十年代“文革”尚未结束时，拉尔斯就把研究课题放在姚文元身上。作为“文革”的旁观者，作为一种文化的局外人，他十分好奇，一个文艺评论家，如何会占据这么显赫的位置，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他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文革”中的姚文元身上，也不是把他作为政治人物对待，而是侧重于“文革”前活跃于文坛的姚文元，研究姚文元的文艺批评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很自然，在他的心目中，姚文元是和斯大林时代的日丹诺夫相似的人物。当他完成博士论文时，“四人帮”正好被推上了历史审判台。拉尔斯没有做多少修改，还是于一九七八年发表了他的哲学博士论文《作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姚文元——中国日丹诺夫的出现》。
一九九二年，我访问瑞典时，在隆德大学校园拉尔斯先生的家中，他送给我这本博士论文，同我谈过研究姚文元的缘由。他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之所以对姚文元产生兴趣，是在阅读了姚文元的文章，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姚文元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要求而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文章。他感到好奇。于是，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工作的他，就开始选择姚文元这个对象予以研究。
我能理解他的好奇。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很少有人敢肯定地说自己能预测生活的走向、思想的走向。风的起落，风的旋转，常常是以不可想像的方向或速度进行着。而且，从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作家或学问家根据新的要求对旧日作品进行修改，已经形成时尚，成为必然。身在其中者，把这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会为此感到别扭、奇怪。
姚文元也不能例外。他置身于风中，最终又成为呼风唤雨者。与许多善良的作家学问家不同的是，他不断修改的不仅仅是文章，而是人格本身、精神本身。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自己始终不曾落伍，始终是革命左派。在通往显赫的道路上，惟其如此他方能领取更多的通行证，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是踩着被批判者的身躯，踩着被自己不断否定的自我向前走着。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够步步青云，就在于他有别人的不具备的政治嗅觉，有于细微处辨别风向的特殊才能。他那双后来总是受人们讥讽的“金鱼眼”，却闪动着狡诈而机警的目光，从扑朔迷离中窥到使自己保持不败并日益显赫的秘诀。这一秘诀我想其实描述起来十分简单明了。这说是：在盛行批判的年月，你应该把“棍子”举得比别人更高，掌握的时机和火候应该比别人更恰到好处，而打在别人身上应该更重。
这也好比一场赌博。
人生赌博。
在这样的赌场上，姚文元便是一个技艺高超野心勃勃的赌棍。随着年纪增长和政治运动的熏陶，一切都已发生变化。反右期间捕捉时机，向一个个“右派”作家高举“棍子”；“文革”前夜大打出手，以批判《海瑞罢官》而揭开历史浩劫的序幕；……在历史每一个重要关口，可以说他对风向的观测与行为选择，都不同程度带有赌博成分。尤其是在接受江青张春桥的指令、参与批判《海瑞罢官》阴谋策划的历史关口，他真正成为一个赤裸裸的赌徒。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发表《评“三家村”》，“文革”的爆发正是以他的声音而轰然响起令历史震颤的惊雷。
历史以冷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在批判盛行的年代，需要无数大大小小的“棍子”，当“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处在酝酿之中时，更需要如姚文元这样敢下赌注的文人。现实情形是，出现这种人的可能，早已存在。
这样，在获得声名显赫的同时，他手中的笔，不再限于文艺评论甚至文艺批判范畴，而是与“文革”政治紧密相连，他的存在方式就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笔不再是一个文人（哪怕是令人厌恶的“棍子批判家”）手中的工具，而是变为高悬于人们头上的利剑，变成一个罪恶的标志。他以一个文人起步，到最终虽然仍在摇晃着笔，却早已超出了一般文人的范畴，不过是以“文革”中最大的“御用文人”的身份。
一旦姚文元做出了这种选择，一旦他如魔鬼般无保留地把自己交付“文革”政治，他就注定成为文人中一种类型的历史标本，供人们解剖，留给人们巨大的思索空间。
历史忏悔没有过时
我这种年龄的人，当然无缘投身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先导而风起云涌的“文革”，何况我生长的县城，远离政治漩涡中心，往往所感受到的只是余波的回荡。
工作之后，接触文人较多，从这些经过“文革”磨难的人们身上，我渐渐体会到他们憎恨“文革”的心情。我还注意到，当谈论“文革”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谈到姚文元。这样，在我的视野里，姚文元就不仅仅只是刻写在审判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是变得十分具体。
在北京，不同场合不同机会，很容易遇到其命运变化与姚文元紧密相关的人。刚从大学毕业，我曾在《北京晚报》编辑过“五色土”副刊，邓拓当年就是在这上面开设《燕山夜话》专栏，从而招致杀身之祸。我所在的“五色土”副刊的一些老编辑，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后，也因为发表《燕山夜话》而获罪，“文革”中备受折磨。在“五色土”，我的同事邓壮先生，正好是邓拓的儿子。我们时常闲聊，从他那里，我知道他父亲自杀后家庭的惨状。我在晚报时，“文革”后“三家村”主将中惟一健在的廖沫沙先生，仍是晚报的作者，每次见到他，从他苍老的目光中，我仿佛能看到他心中的伤痕。
现能够看到一个个曾被姚文元的“棍子”无情打击过的文人，各自以不同步履继续走着生命旅程，对我们这一代人，要算一种幸运，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各种姿态，会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现在，对照姚文元的文章，我把所见过所接触过的文人略作回忆，就可以轻易列出一长串曾在他的“棍子”下出现过的名字：丁玲、巴金、周扬、胡风、艾青、秦兆阳、姚雪垠、刘绍棠、王蒙、邓友梅、陈涌、廖沫沙……风席卷过他们，浪冲打过他们，姚文元正是在他们身上一次次体现出他的“价值”。我相信，如果面对历史，他们应该会有与我们不同的感受。
许多文人回忆“文革”的文章，能给予我不同程度的震动，但恰恰是一群我的同龄人偶尔写出的朴素文字，最让我感到心灵的震颤。一九八六年晚报副刊组织过一次“难忘一事”征文，征文启事中请读者写出自己人生中经历过的最难忘的一件事。没想到，在短短两个月里，收到了六七千份来稿，而且其中描写“文革”记忆的竟然占据一多半。面对堆满办公桌的征文，我感到历史的沉重。
作为一个对“文革”没有切身体验的人，我对同代人的文章格外注意。这些作者与我年纪相差不大，在“文革”发生时、进展中，只能算是孩子。但是，由于他们主要生活在北京，所见所闻，远远超出了一般人对“文革”的体验。有的尽管年纪小，却也因环境的特殊，而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历史进程。一个和我同岁的作者，因为在标语上涂划，当年只有八岁就被打成小学里的“小反革命”，并押在批判大会批斗；一个作者四岁时新奇地看父亲挨斗，大风中还害怕风把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刮走，从而被讥讽为“小疯子”；……更多的人是作为红卫兵或者红小兵，参加了抄家、批斗。记述这些往事的文章，与后来那些政治纪实的宏篇巨制相比，只能算简单记忆的真实记录，没有惊天动地的风云变幻，没有重大事件的披露，然而，它们源于普通人的记忆，是以不假雕饰的笔触记录下心灵触动。在我看来，它们更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文革”时代的悲剧性荒诞性。
后来，我把这类征文编辑了一本书，以《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为题出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版）。我兴奋地发现，第一篇文章居然是写吴晗先生的——《吴晗同志，向您道歉！》。
作者当时是北京的一位女中学生，学校就在吴晗的家附近。她回忆一九六六年，在读过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她和同学们对“居然有人在首都北京含沙射影攻击伟大领袖”而感到十分气愤。这是六月，“文革”高潮刚刚兴起，大规模的批斗抄家尚未开始，可她们在一个下午，跑到吴晗家中，为闯进去，她们与警卫员扭打，她则爬树翻墙而入，她叙述难忘的时刻：
我挤在吴晗旁边，看他慈眉善目，并不像坏蛋的驴脸三角眼，不由得同情心油然而起，但马上又想到他反对伟大领袖，于是又故作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反对伟大领袖？”他急忙摇摇低垂着的头，连连说：“我没有反对伟大领袖。”学生们的唾沫从他光秃前额上滑下来，我觉得他很可怜。
二十年后，她已经步入而立之年。她以无比悔恨的心情回忆往事。在知道吴晗夫妇惨死于“文革”中后，她自责：“对于他们一家的悲惨遭遇，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吗？”她的默默道歉，至今读来仍然使我感到具有很大的力量，撞击我的心。可以想像，这种在吴晗亡灵前面深感内疚的情感，在她身上不会消失，将伴随她一生，而随着岁月流逝，回首往事时，她会以更深沉的感触向她的孩子讲述自己经历的一切。
于是，从她和书中其他作者那里，我看到了姚文元（当然还有其他人）与我们这样一代人所存在的关联。姚文元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于中国当代历史，那么他的文风，他所投射的阴影，会让亲身经历者和间接经历者都能感到难以承受的重负。
历史本不该掩饰不该淡忘，也不应只用一种语调叙述。当我们沉溺于身边万事万物时，不妨时时回头，看看身后走过的那条漫长曲折的路，惟有此，我们才能以清醒的头脑历史的眼光审视现实，迈开人生的稳健步履。
就这样，吴晗、姚文元和《海瑞罢官》批判，在那个晚上成为了我和朋友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