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人而我无形”，这句话是《孙子兵法》上说的，是军事战术；就是说怎样调动敌人、迷惑对手，自然不能把真实意图告诉敌人，而是让敌人朝着我方的战略目的冒进。毛泽东在长征中，就成功的运用了此谋。

红军四渡赤水前后，毛泽东决定南下进入云南，过金沙江；这样，就彻底跳出了国军的围追堵截。可是，云南山川险峻，且有“云南王”龙云重兵把守；龙云虽是地方军，可实力不容小觑；红军如果贸然进入云南，非但金沙江渡不过，倘若龙云和尾随的中央军夹击红军，红军有可能被包围，而全军覆没——当年石达开，就是在大渡河一带全军覆没。那怎么办呢？

1935年3月24日，红军截获国军电报，得知蒋介石当天到了贵阳，进行督战。毛泽东计上心头，将机就计。红军先派出一支部队向北前进，蒋介石不知红军究竟是要南下还是北上；3月31日，红军渡过乌江；4月初，红军又派出一支部队在清水江上架桥，让国民党以为红军要返回湖南；蒋介石调集军队去堵截；此时，贵阳的国军只剩下四个团。

红军主力突然南下，直逼贵阳；同时大力宣传，要攻下贵阳、活捉蒋介石。在贵阳的蒋介石吓的魂飞魄散，不辨真假，以为红军真的要攻打贵阳。4月6日，红军到了贵阳城外，蒋介石惊慌失措，又听说贵阳机场也有红军在准备进攻。蒋介石下令龙云火速派军到贵阳勤王，龙云派部将孙渡率三个精锐旅到贵阳救援蒋委员长。滇军日夜兼程，三天行军400多里，直奔贵阳，勤王救驾；蒋介石让部下准备了十匹好马，打算逃命。

孙渡到了贵阳后，不见红军。此时，红军乘云南兵力空虚，已南下进入云南。红军进入云南后，蒋介石、龙云才知中计；尤其是龙云，胆战心惊，怕红军在云南不走，占了他的地盘；而且滇军主力已派往贵阳；蒋介石、龙云急调滇军回师云南，中央军跟进。红军此时已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包围。从此以后，红军从被动转为主动。

如果毛泽东对龙云说，把你的滇军调出云南，我好进入云南；龙云自然不会听从。或者毛泽东对蒋介石说，把云南的军队调往贵阳，我好南下云南，蒋介石也不会听。相反，蒋介石在贵阳督战，且贵阳兵力空虚，红军就佯攻贵阳；蒋介石调云南军队救援，就调出了滇军；滇军主力到贵阳后，云南空虚；红军乘虚进入云南。这就是“形人而我无形”，真是“军神”。

红军能存在的原因是军阀混战，山头林立；蒋介石中央军不仅剿共，还剿灭地方军阀，像贵州王王家烈。蒋介石尾随追击红军，同时准备乘机吞并地方部队。王家烈，贵州桐梓人；1914年到黔军当兵，到1926年，王家烈任师长。当时贵州军队的番号是“二十五军”，周西成任军长。周西成在军阀混战中阵亡后，副军长毛光翔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被任命为副军长。毛光翔不公布王家烈的任命书，想除掉王家烈；王家烈投靠了蒋介石。王家烈扩充部队，更新装备。1932年，王家烈在蒋介石支持下，向贵阳进兵，包围了贵阳。毛光翔的母亲劝毛光翔交出印权，毛光翔听从母命，让位给王家烈；国民政府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可王家烈终归是地方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想把王家烈吞并。1934年，红军进入贵州，王家烈烦恼不已，一方面怕被红军消灭，另一方面怕中央军吞并自己。蒋介石命薛岳部尾随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川、滇、黔军阀的最好时机，可以抓住时机实现国家统一。1934年底，薛岳部进入贵州东部，王家烈从贵阳赶去欢迎，薛岳为了表示冷落，混在部队里，通过了欢迎人群，对王家烈避而不见。王家烈见薛岳部不去追击红军，而是开往贵阳。过了很久，仍不见薛岳离开贵阳；王家烈明白过来，蒋介石是要解决他。薛岳部一进贵阳，就树立“招兵旗”，薛岳中央军军饷比贵州部队高，王家烈部的许多士兵逃到薛岳部。

蒋介石派员到贵阳，让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中选择一职；王家烈认为自己是军人，就表示让出“省主席”，只当“军长”。蒋介石下令免去王家烈贵州省主席；蒋介石到了贵阳，有部下劝蒋介石杀掉王家烈，蒋考虑王家烈还有二万多人，如果杀掉王家烈，会不会发生暴乱，就没有杀王家烈；只想逼王家烈下台。蒋介石首先不给王家烈部发军饷，命王家烈将所属部队十五个团缩编为六个团；王家烈的部队分驻贵州各地，但蒋介石不让集中，不集中就无法整编；不整编就不发军饷。接着，蒋介石收买了王家烈部的两个师长，那两个师长在蒋介石授意下，怂恿士兵向王家烈要军饷。士兵们当面骂王家烈，说不发军饷。王家烈内外交困，向蒋介石发电，辞去军长；蒋介石召王家烈到贵阳，假意挽留；给了王家烈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衔。之后，蒋介石不让王家烈住在贵州，就将王家烈调离贵阳；王家烈被调走后，黔军只有少数军官留任，大部分军官被降职、降级、撤换，有些军官自己离职，士兵被遣散。

王家烈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帝国主义虽然凶恶，但非在不得已时，不会板起面孔，露出凶恶的面貌，而中央军则随时搭拉着脸皮对人，好像如此就不足以表示他的威严一样。真是欺人太甚！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

蒋介石解决王家烈后，又想着吞并云南王龙云。1935年2月，红军进入云南；在龙云急令派往贵阳勤王的滇军主力回云南时，中央军薛岳部跟着进入云南。薛岳部快到昆明时，龙云派人向薛岳提出，不准中央军进入昆明。薛岳知道龙云比王家烈厉害些，实力也强的多；就只带少数随从进入昆明。龙云热情款待薛岳，二人结为把兄弟，但龙云就不让薛岳的部队进昆明。红军出了云南境后，蒋介石飞抵昆明，龙云组织军民欢迎蒋介石，用黄金制作了个大牌子，上面刻着“蒋委员长莅滇纪念”，送给蒋介石。蒋介石见暂时不能解决龙云，就作罢了，将剩下的特支费现洋14万元，送给龙云。

蒋介石解决王家烈、龙云，也是合乎事理的；归根结底是军事上的争斗，红军和国军的大战，也可以说是军事上的斗争。军事，又是政治的延续；政治上的种种争斗与现象，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着斗争、利益的争夺。这是人类社会；就是动物界，也同样存在着斗争。动物为了争夺食物、配偶、领地、政治权利，发生殊死搏斗；进而引发肢体冲突、武力对战，相当于人类的军事战争。人类之所以称为“人”、不是动物，是有人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