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判断出红军要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师，调集重兵，构筑工事，等着红军。红军此时如果按原计划北上和二、六军团会师，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口，毛泽东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遵义前进。中央觉得也是个事，就向遵义转移，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在丢失中央苏区，突破国民党军四道防线，尤其是湘江战役后，红军将士们和全党，在血的教训下，意识了毛泽东的正确；都想起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他。毛泽东有时骑马，有时步行，有时躺在担架上，由战士们抬着；毛泽东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自己应有所作为，虽然有时躺在担架上行动不便，可经常靠近王稼祥和洛甫，洛甫也就是张闻天；和他们稀和稀和、说说话，讨论些基本问题。

红军改向遵义前进；贵州遵义一带，国民党力量薄弱，是贵州王家烈的地盘，是地方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蒋介石想着乘追击红军，借机消灭解决王家烈的黔军。所以，向红军向遵义前进，是上上策。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博古反对，坚持北上到湘西。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接受通过毛泽东的建议，即向贵州遵义前进。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北部前进，攻克锦屏等七座县城，12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到次日凌晨，中共中央连夜开会，决定攻占遵义，建立新根据地；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李德、博古的指挥权。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分两路渡过乌江，1月7日早晨，红军先头部队攻占遵义。

在此期间，许多红军干部对李德的瞎指挥不满；早在中央苏区，一些干部就对错误的指挥导致的失败有想法；有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中提出批评意见，还有些同志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长征开始后，红军作战失利，尤其是湘江战役后，红军的不满几乎到了极点、要爆发。党和红军将士慢慢从以前到当下的胜利失败两个方面，总结出反围剿的失败，是因排除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大部分都要求撤换领导人，改变军事路线。就是中央层面的周恩来、朱德，也和博古、李德分歧越来越大，都支持毛泽东。在这样情况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反围剿以来，红军的战略战术、领导人指挥的失误、以及今后的行动方向，是顺理成章的。而且，红军出乎意料占领遵义，将追兵远远抛开，红军得以短暂休整，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的出席者为20人，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张闻天、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他极力为错误辩护，并没有承认错误。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接下来，由毛泽东发言；毛泽东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不承认错误、为自己辩护的错误立场；毛泽东最后总结说，博古李德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其他同志发言，像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都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的总结报告。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为“总负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在遵义会议上，“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替博古辩护，认为博古李德无错；党中央认为凯丰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缺乏认识，就停止了他的职务。直到“二渡赤水”时，凯丰表态对他的错误有了认识，恢复了凯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

对于毛泽东而言，可以说“东山再起”；之前毛泽东下野，被解除军权党权，甚至连性命也难保；在长征开始，毛泽东也没有想到能东山再起，什么也没带，像以前常带的公文包也扔了，只是消极的随军行动。湘江战役后，所有人，包括毛泽东自己，都认为毛泽东应该“复出”。通过遵义会议，毛泽东终于又成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重新掌握了红军领导权；受人打压、排斥，沮丧、懊恼，成了过去，一去不复返；毛泽东以崭新的状态，指挥和领导红军。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离开过中枢，一直到去世；指挥红军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到革命胜利，再到新中国的建立。

博古，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总负责”职务；从博古在遵义会议上为自己辩解的报告来看，博古并没有忏悔认错，反而认为自己无错；直到后来的延安整风，博古才彻底承认了错误，并作出深刻检查。遵义会议后，博古的职务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等，之后担任过“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新华通讯社社长、中组部部长、中共驻南京代表”等职，1946年4月8日，从重庆坐飞机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与机上的叶挺、王若飞、邓发等遇难。

李德，风尘仆仆来到中国，想做个“战神”，想不到是一连串的失败；最后被解除军事指挥权，李德愤怒不已，并不认错。之后，李德先后在红军学校、抗日军政大学任教。1939年秋天，李德和周恩来乘飞机从兰州到新疆，回了苏联。李德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1949年返回德国，从事翻译工作。李德晚年经常发文攻击毛泽东，谩骂毛泽东。而且，李德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辩护，拒不承认错误、不认为有错。

政治上的起起落落，也是正常的；但像毛泽东一手创立根据地，却被夺权挤下去，差点杀了毛泽东，也是不多见的。李德博古指挥上的失误，又为毛泽东提供了翻身的机会。如果李德打的是胜仗，毛泽东可能永远沦落边缘了。自然愿红军打胜仗，不要牺牲；可现实就那么残酷，红军失败了，是李德指挥上的错误、博古领导上的失误。毛泽东自然而然，又东山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