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后山的那些年轻人，磨盘州人还是习惯于安逸的。
当州上的年轻人每天徘徊于码头，看是否能找到聊以养家的活计时，后山的男男女女开始成群结队地挑着棉被和包袱出门了。
码头上候船的人中，都是他们的身影。他们穿着土得掉渣的衣服，吃着从家里带出来的年货：炒米糖、山芋干、六谷泡或者炒花生，他们有人围在一起打扑克，或者就是三五人一起说笑着，感觉快乐对于他们是那么的简单。
州上人跟后山人天生就不是一个圈子里的，州上人戏称他们为“山里佬”。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回击这些州上的“油子”，后来还听人称呼他们为“老蛮子”，后山人回击州上人为“桐城佬”。相互这么叫着对方，各自守着内心的自豪感。
当他们年底从码头上下船的时候，州上人明显感觉出了些异样。尽管大多数人还是本色返回，可他们的乡音不自觉地发生了些变化。州上人又开始笑话他们了，那时候，大家最讨厌方言里夹杂着普通音的人，“山里佬”就喜欢“山东的驴子学马叫”。
出了码头，绝大部分人都要赶往汽车站售票处，以往，这地方都是人仰马翻的，害怕挤不上全天为数不多的几趟长途车，他们必须在售票口放手一搏。现在，有些人开始变得从容了，他们不紧不忙地走到两边坐人的三轮车前。
“师傅，包车到县城要多少钱？”
平板三轮车的货斗里的两边各装上一块板，正常情况下一边可以坐4个人。车斗和车身上蒙一层帆布，这就是码头通往县城和镇上的第一代“出租车”。正常情况下，按人收费，一个人到镇上是2毛钱，到县城是4毛钱，三轮车比长途客车要贵5分，好在它随时走、招手停。
“5块钱。”师傅也真敢要。
即便他拉满满一车人去县城，他也不过挣3块2毛钱。师傅会解释说，他一路还有不断上下的人，再者，这个点到县城可能要放空回来之类的话。
这个价格说起来也不算太高，假如真的到了年根底下，司机开口要十块钱，也有人会买账。这些腰包先鼓起来来的人，脚下的耐力就差多了，不像以前，几十里的路，即便挑着重担，也可以步行回家。
看到后山人的变化，州上有些人便闲不住了，尤其是那些包产到户后，生性懒且不会种庄稼的人，大年初六，趁着别人还醉倒在拜年的桌上，他们便收拾行囊，趁着天黑，卷着铺盖，带着老婆，悄悄地就出村了。
大人走了，家里只剩下两个读书的孩子，吃饭在爷爷奶奶家，晚上回到自己家睡觉。从此，这户人家门前开始变得冷冷清清，这样的时光也许会持续几年。
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出去的人，开始的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好在，那时候，只要在外面能吃苦，挣钱还是比家里容易。他们从最初的力气活开始，慢慢地开始买半自动的机具，再后来就是买机械化的设备。
刚刚有点钱的，不想把辛苦一年的钱搭在路上，更重要的是，过年期间，活更多，工资更高，当然，他们还有点私心，刚闯出来一点路子，回家之后被人知道了，一定会吸引很多人来跟自己抢饭碗。
当他们感觉到脚跟站稳的时候，他们穿着体面的衣服，口袋里揣着高档香烟回到村里的时候，他们不是先前的四狗子、小瘦子、王驼子，而是变成了苏老板、齐老板和王老板，他们成了村里人家饭桌上的座上宾。
就在村里人还想着，等他们初六走时牵着他们的衣角出去的时候，他们初五晚上，又悄悄地出门了。他们没有到码头上坐船，而是几个人包了一辆面包车消失在夜色中。
初六一早扑空的人们认识到了，家里再也不能闲待着了，还得想办法走出州上，到外面世界去闯荡。
七不出、八不归、初九出门遭是非。初六耽误了，最早出门的日子也就是初十以后了。其实，他们也不单单是忌讳，更多的还是对外面世界未知的恐惧。除了一身蛮力，他们几乎什么技能也没有，除了路费，他们身上也不可能有太多的闲资，万一找不到事怎么办，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万一……,想的越多，越没有出门的勇气。
可家门那一步，一定要往出迈，哪怕出外要饭呢。
每天码头上，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送别场景。
有孩子哭着抱着女人的腿不放的，女人流着泪狠心地掰开孩子的双臂，让爷爷奶奶把孩子强行带回家。有妻子把丈夫送到检票口，不敢拥抱，又依依不舍，只能捏着衣角，站在边上抹眼泪的。也有年轻人不愿意去，父母亲拿着棍子撵着轰上轮船的。
哥哥背着包，递给我一根烟，强颜欢笑地转身前，他对我说了一句。兄弟，你在家安心念书，学费的事你不用愁。你只要写信给我，我就给你寄钱。
我咬紧嘴唇，狠狠地点点头。
在我转身的那一刹那，两颗豆大的泪珠，快速地掉落到地上，我快速地擦了泪水，把烟点上，想以烟雾盖住那不断渗出泪水的眼睛。假装着若无其事地朝着哥哥挥着手。
轮船于我，好像不再是交通工具，而是一只吃人的巨兽，它把那么多怀揣着梦想的人吞进自己的肚子里，载着他们奔向未知的远方。
轮船拉完汽笛后，就拐弯消失在长江的边际，码头边站着、坐着数不清的人，站着的踮着脚尖，坐着的垂头不语。人走了，家在那一瞬间好像吸引力都小了很多。
码头上的光景日复一日，一直可以持续到正月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