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张学良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对苏联宣战，同苏军之间发生了一场震动中国乃至世界的武装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这场冲突持续近五个月之久，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二十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武器，其规模和持续时间远远超过40年后的珍宝岛事件，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它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史上的大事。“中东路事件”的结局，对于东北的局势乃至全国的时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这次战争的导火索的中东铁路，是近代沙俄政府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产物。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又称“东省铁路”，由沙俄政府修建，包括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和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中俄密约》到1952年苏联将中东路完全交还中国，期间经历了沙俄统治、国际共管、中苏共管、日伪霸占、中苏合营等数个阶段。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根据美、英、苏背着中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中长铁路（即中东铁路及支线）由中苏共有，并共同经营。中长铁路竟成了苏联出兵中国的先决条件之一，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中国竟然承受战败国的待遇。

沙俄为了管理中东铁路而成立东省铁路公司，除独揽铁路经营大权外，又取得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沙俄战败后将中东铁路长春到旅大一段转让给日本。日本控制长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俄国在其沿线的驻军一度多达十余万人。民国六年（1917年）十月革命后，中国政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驱逐了仍然把持着中东铁路路权的帝俄残余势力，收回了中东铁路沿线的驻军、司法、行政等部分权利。苏俄政府出于摆脱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不利处境，打破国际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外交考虑，先后三次发表宣言，承诺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攫取的领土和侵略权益。

中东铁路示意图

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中苏双方就恢复外交和履行对华宣言问题正式开始谈判。经过艰苦谈判，中苏双方代表顾维钧和加拉罕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关于中东铁路规定：中东路线系商业性质，由中国赎回；在没有赎回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9月，苏联政府又与张作霖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苏方还做了进一步的让步，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从沙俄时代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并在此期间允许中国赎回。

根据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协议，中苏共管中东路，但在实际过程中，苏方并未认真履行该协议，实权仍掌握在苏方手中，这种状况引起中方特别是张作霖的东北当局的不满和愤怒，积怨日深。张作霖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搜查苏联驻华使馆，驱逐加拉罕等外交官。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张作霖军队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1400万卢布，为此，中东铁路局长伊万诺夫决定禁止张作霖军队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张作霖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使用铁路，并以武装相威胁。

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死亡，张学良继承父亲遗志，暗中等待收回中东铁路的机会。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1日，张学良政权根据条约，首次向苏俄政府提出中东铁路经营上的权利、义务之分配问题。中国方面所提要求如下：（1）根据奉苏协定第一条第八项所订管理局长及副管理局长之权利与义务，管理局长发出之指令与指示，均须管理局长及副管理局长之署名；经费之支出均需经监察部同意，不许由管理局长承担责任方式来支出。（2）根据奉苏协定第十条所定平分之原则，部、课长的半数由中国人担任。（3）各种文书同时使用中文。

苏俄于3月20日作出答复：（1）管理局长及副管理局长之权限与义务：将来也要根据奉苏协定来办理；无法同意使中国方面的副管理局长之权限与管理局长相同。（2）监察部与管理局的关系：无法同意扩大监察部的权限；有关管理局长自我负责之紧急支出须经检查部同意的问题，碍难使之符合中国方面的愿望。（3）有各部、课所任人员应平均分的提议，同意在管理局二十四课，理事局六课中，中国方面分配二十课，苏俄方面分配九课。（4）各部、课以沿线员工的分配问题，当根据奉苏协定第一条第十项之规定，庶几能够实现平等原则。（5）采用中文问题，将逐步同时使用中、苏两种文字。

苏俄方面的答复完全没有诚意，而坚决表示其欲维持管理局长的权限之意。不仅如此，更坚持其拥有裁决“紧急性质的金钱支出”之权限。3月27日，张学良向苏俄方面作第二次提案，此一提案的要求如下：（1）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人事问题，须经管理局长及中国人副管理局长之签名；（2）如果中国人副管理局长或监察部长对管理局会议审议完了的事项有其独特意见而未予同意时，上述意见应在理事会加以审议；（3）各种有关财务上的业务，须经监察部长之同意；（4）根据从业人员由中、苏两国平分的目的，要将线路课、火车课、营业课、商业课等四课中的两课，总务课、经理课两课中的一课署于中国人的管理之下；（5）各种文书逐渐合用中、苏两国文字；（6）如不同意本提案，则回归到第一提案。

张学良

苏俄方面对张学良的第二次提案，依然坚持3月20日所作的答复条件，丝毫不肯让步。

5月27日下午，张学良当局接获第三国际的会员在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召开大会的消息，乃派警察前往该馆搜查，并逮捕领事及39名苏俄人。该领事虽在不久后被释放，欲以此一事件为契机，奉、俄关系紧张起来。对此，蒋介石不仅高度肯定，而且有意推动其采取更激进的方法。6月4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强调苏联、蒙古和冯玉祥的关系已查明属实，并告诫张学良“东省与俄蒙毗连，关系极重”，自当“注意防范。”王正廷也致电张学良，询问“若群议绝交，吉、黑缘边，以东省兵力能否足资防御？”10日，蒋介石明令东北：“决以强硬对苏俄”。在当月针对中东路纠纷的中央党部报告中，蒋介石表示：“我们要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要把中东铁路收回……只要它不违背平等待我的原则，就是恢复邦交亦无不可的，不然我们当然要抵抗到底，誓死要达到我们收回主权的目的。”此后又多次表示：“应坚决收回中东路主权，不得已时可绝交，并嘱东北边境戒严”。可见，蒋介石并非只是收回中方应有之权利，而是一举夺回中东路。

此时，苏方已向中苏边境调兵，而张学良认为苏联国内困难重重，不会有实质性的行动。8月6日，苏联将远东地区所有兵力同一成为“特别远东军”，并任命布柳赫尔将军与远东特别军司令，然后在赤塔设总指挥部。布柳赫尔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以“卡廉”之假名担任广东国民政府和军事顾问团团长，而以中国通著称。苏俄并无放弃其在东三省的本国利益之意愿，故有不惜与中国动干戈的决心。

16日，俄军开始从东、西两方面，由数处越境侵略，进攻东三省，屠杀中国守备军和白俄。因此，张学良政权急速派遣增援部队至边境抵御入侵，并于19日要求南京政府支援。但南京政府此时正忙于国共内战，中原大战又马上爆发，所以根本无力支援张学良。

20日，张学良和南京政府代表及从满洲里回来的朱绍阳举行应对苏俄入侵的军事会议，然后于22日任命张作相为防俄军总司令，万福麟为副总司令，熙洽为参谋长。与此同时，王树常率三万兵前往满洲里，胡毓坤率兵三万赴绥芬河，以准备防卫战之态势，此外又命邹作华为前敌炮兵司令。

到9月11日，俄军向同江及满洲里发动总攻击，后又攻略吉林的东宁。同月下旬，占领密山、汪清。10月10日，苏俄远东舰队的舰艇九艘溯松花江而上。12日击沉中国军舰五艘，将士伤亡千余名。31日，俄军在东部猛烈攻击，占领富锦。俄军将所有俘虏全部投入河中，使其溺毙。

苏军入侵示意图

11月17日，俄军又从西部开始大规模攻击，激战三昼夜，占领满洲里和扎兰诺尔。在扎兰诺尔的战役中，17旅旅长韩光第以下七千将士阵亡，在满洲里，第十五旅旅长梁忠甲以下八千将士被俘。在此次战役中，奉天的冯庸大学学生数百名组织“冯大同学义勇军”，高喊“反帝抗俄”的口号参加战斗。由此可见当时大学生从事爱国运动之一段。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于7月15日向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强调“省委必须尽自己之力所能及，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对付这一事变”，要求满洲省委“在哈尔滨的工作要特别布置”，内部决定“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并提出“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11月初，以三十六棚工人为主力的七百余名铁路工人包围铁路管理处长，提出“反对减少工人工资”、“反对木棒改发土煤”等要求，使管理处长不得不两次收回减少工人工资的成命，工人的日常生活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后来，中东路工人反对待遇恶化的经济斗争逐步发展为反对中国军阀强占中东路、拥护苏联的政治轨道。这对于粉碎五国银行团在哈尔滨秘密策划“国际共管”中东路的阴谋起到积极作用，但也使得张学良面对更加错综复杂和内外交困的局面。

12月3日，东北方面谈判代表蔡运升和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在双城子签订《停战议定书》，恢复苏联战前的一切权益。12月6日东北政务委员会决定承认《停战议定书》，并派蔡运升为正式会议代表，和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梅利尼科夫于伯力开始谈判。22日，蔡运升在苏方的压力下，在国民政府明确指出未授予蔡运升全权签约的情况下和苏方签订伯力协定。国民政府得知后将其免职并不予承认。从民国十九年（1930年）12月4日到民国二十六年（10月7日），中苏双方先后就中东路问题举行25次会议，始终未能取得积极成果。首要分歧就是苏联要中国承认伯力协议，而中国政府代表团莫德惠等不承认这个新的不平等条约。至于这个中东路事件，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感叹：中东路事件，是中方自己“无故挑衅，又无故投降，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国际地位即从此降落，尤以国民政府之声誉扫地矣”！到1952年，苏联才将中东路完全交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