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传统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内容相当丰富，这里只涉及最基本的、有利于理解和把握传统的部分。

按照传统组系的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正体防自西周，三千年传承不衰，即使在宋代曾发生萎缩，清代中后期受到碑学的冲击，而其社会功用和地位不变，故尔首要突出传统的典范意义。东汉以后，草体加人传统组系，自由书写及其抒情性，随时都可能有偏于个性的离心倾向出现，如南朝“比世皆尚子敬书”的情况。唐太宗尊崇王羲之以后，正、草二体集于一身，个性与抒情被约束在中和的樊篱之内，使草体书法终归于典范。

王羲之草书《都下帖》

典范在形式上，是规范与优美的结合，是能够作为典型推而广之的楷模。在内涵上，是唐太宗《王羲之传论》提出的“尽善尽美”，是孙过庭《书谱》评王书的“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是项穆《书法雅言》所总结的“中和”。尽善尽美，标准出自孔子欣赏《韶》《武》古乐之后的评价，善在于思想，美在于形式。唐太宗强调书法中的思想，意在维护统一意志，明确书法的教化功能。张怀灌《评书药石论》以“风者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天下之风，一人之化”“臣以小学说君，道岂止乎书”进言，属意尤为明了。尽善尽美是理想化的圣贤标准，而要使王书独尊，不突出其思想性是不行的。由此可见，在尊祟王书为大统正宗之后，封建社会的价值标准，即已注人到书法传统之中。换言之，只要承认王书千载独尊的地位与帖学存在，就得正视传统中尽善尽美标准的主导作用。

王羲之草书《孔侍中帖》

项穆《书法雅言·形质》把书家划分为三类:“曰中行，曰狂，曰狷”;把作品也划分为三类:“曰中和，曰肥，曰瘦”。他在《中和》篇释云:“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庚是也。然中固不可废和，和亦不可离中，如礼节乐和，本然之体也。”其思想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的哲学观、伦理观，把书法美的价值标准明确地纳人天地宇宙的秩序当中，最终完善了王书大统的理论框架。刘熙载《艺概·书概》称“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正是项氏观点的绝佳注脚。经，常也，指中和可以作为恒定常行的义理、法则。

综理古代书论，中和思想作为书法传统的基本精神，大体能够反映唐以下一千多年书法史的发展脉络，如果据之上推至西周大篆书法的秩序感和典范美，相信也不会相去很远。这种考虑，不仅有三千年持续发展的正体书法为证，而且还有来自文化传统的依托。当然，中和作为“纲常”，并非恒定不变，它需要适度的通达权变以汲取营养，即《评书药石论》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意。权变是个性，是可以归人传统的创造，是不同时尚中确认的新鲜之美。没有权变，纲常就会僵化短寿；没有纲常，就会由于缺少足资参照的标准而陷于混乱。所以，纲常取其“中”，权变应达其“和”。权变过度，难为纲常所容，于是被视为野乱乖决而不传;权变不足，个性不彰，复为纲常所掩。如果借用传统组系之扇形展开的形式来说明，则中线下垂有若纲常，左右摆动即为权变;钟摆不动，时间就会停止，纲常只有摆动权变，才能实现自我延伸。鉴于历史的流动特征，中线纲常的位丑永远处于虚拟状态，但对于格守楷模而不知权变者，中线即成实在。钟摆有度，亦即权变有其规律性、超出左右边线，书则致病而成异端。书法艺术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游戏规则’。

权变包含着复杂的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自身也已形成传统。但是，受书法的社会化需求和传统基本精神的约束，它们只能作为分支而存在，只能在中和的旗帜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艺术活力，而不是摆脱或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