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丫就一农村兵，凭啥提干？”老班长刘海生一拍桌子，话里带着火气。
我愣了下，眼神闪躲着，攥着手里的提干通知单，心里七上八下。这话他不是第一次说了，也不是只说给我听。屋里几个老兵低头抽烟，没人吭声，但我能感觉得出来，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那是1972年冬天，北风从营房的窗缝里钻进来，吹得人骨头缝儿都发冷。炕上那盏昏黄的豆油灯摇摇晃晃，像极了我当时的心。
“班长，我……我没想过争这个。”我低声解释，声音像蚊子哼。
“没想过？呵，柱子，你真能装！”他冷笑一声，把烟头摁在桌子上，“你一个农村娃，家里穷得叮当响，能来当兵都烧高香了吧？你说你凭啥提干？就凭你那条胳膊烧了点皮？”
这话一下子扎进了我的心窝子。我猛地攥紧了拳头，指甲几乎嵌进肉里。可我还是忍着，没吭声。
说实在的，这提干的事儿，连我自己都觉得像天上掉馅饼。可真要追根究底，我也不是白来的。
我叫柱子，1971年从咱村参军的时候，村支书拍着我的肩膀说：“柱子，好好干，别给咱大队丢人！”那时候我家穷得揭不开锅，娘送我上县里坐火车，临走时塞给我一双打了三层补丁的布鞋，眼泪掉得跟下雨似的：“柱子，去了部队就争口气，咱家就靠你了！”
我明白我娘啥意思，咱这从小吃糠咽菜的农村娃，要是没点出息，就一辈子埋土地里了。到了部队，我心里就一个念头：拼命干，不能让人看不起！
刚入伍那段时间，我啥也不懂。枪都拿不稳，跑步总掉队，连队里的人都笑我笨。可我不服气，别人跑十圈，我跑十五圈；别人练三十发子弹，我练到手都抬不起来。晚上熄灯了，我偷偷在被窝里背条令条例，生怕掉链子。时间一长，连队的干部开始注意到我，说我这人有股韧劲儿。
可光拼命还不够让我提干，真正让我“出头”的，是一次救火。
那是1972年春天，训练场后山起了火，火苗蹿得老高，几个战友被困山里。情况紧急，我脑子一热，拎着湿毛巾就冲了进去。火是灭了，人是救出来了，可我这胳膊也烧得脱了皮。住院那几天，团长来看我，握着我的手说：“柱子，好样的！部队就需要你这样的兵！”
后来，提干的通知下来了。可也正因为这个，连队里炸了锅。
老班长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阴。他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带过的兵一茬接一茬，可自己干了这么多年都没轮上，这会儿轮到我这个“黄毛小子”，他当然不服气。其他几个老兵也跟着起哄，背地里冷嘲热讽，说我“是踩着运气上去的”。
我能说啥呢？我只能用行动堵住他们的嘴。
提干以后，我干啥都亲力亲为，训练、巡逻、执勤，样样都冲在前头。别人吃一碗饭，我吃两碗；别人扛一袋粮，我扛两袋。渐渐地，大家的态度变了，开始真心叫我“柱子排长”。可我心里清楚，这一切都不容易。
1975年，我随部队到村里支农，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香兰。
她是村支书的闺女，长得白白净净，干起活来却比男人还利索。第一次见她，她卷着裤腿在田里插秧，水里的倒影晃得我的眼睛乱跳。后来收工，她端着一碗红薯稀饭递给我：“柱子哥，喝点，暖暖身子。”
我接过碗，一时间不知道说啥好，只觉得脸发烫。
支农结束后，她居然追到营地找我，说：“柱子哥，回头常来咱家坐坐，我爹爱听你讲部队的事儿。”
我哪敢想她对我有意思？她是村支书的闺女，我就是个穷小子，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可她是真心实意的，没多久就跟我表了态。
那年春天，我鼓起勇气去她家提亲。村支书端着茶，盯着我问：“柱子，咱香兰要是跟了你，你能一辈子对她好吗？”
我站得笔直：“叔，您放心，我要是亏待了香兰，天打雷劈！”
婚后没几年，我转业了。1978年，我被分到县运输公司当司机。这一转业，生活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工资少，活儿重，没了部队的那股风光劲儿，每天开着大货车跑长途，风里来雨里去。
那几年，家里过得紧巴巴的。香兰跟着我吃苦，既要照顾孩子，又要伺候生病的公婆，没一句怨言。可生活的难，一个接一个地砸过来。
1979年，我爹得了重病，家里没钱治，香兰把她陪嫁的金耳环拿出来，说：“柱子，拿这个去换钱吧，给爹看病要紧。”
我捧着耳环，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女人，是真跟我一条心。
那年冬天，我爹去世了，娘伤心得病倒了。香兰没一句抱怨，把我娘伺候得服服帖帖。村里人都说：“柱子这媳妇，顶天立地！”
可天有不测风云，1981年，岳母突然中风，香兰急得哭得不成样子。我二话没说，开着车冒雪往县里赶。车在冰雪路上打滑，我的后背全是冷汗，只想着一句话：一定得救人！
岳母在医院醒过来时，拉着我的手，含糊地说：“柱子，还是你靠得住啊……”
后来，岳父岳母搬到我们家住，香兰伺候他们，我跑车赚钱，日子虽苦，却也踏实。
可有一次，我跑长途回家，刚进村就听见有人嚼舌头：“柱子这人命好，娶了村支书的闺女，啥都不愁。”我一听，火气直往上冒。
香兰拉住我，低声说：“柱子，咱过咱的日子，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看着她的眼睛，忽然鼻子一酸。这娘们儿，啥时候都比我通透。
1985年，我在外地车站碰见了老班长刘海生。他退伍后去了铁路当工人，头发白了，身体也瘦了。看到我，他愣了好一会儿，突然红了眼圈：“柱子，哥对不起你，当年那话，哥后悔了……”
我赶紧拉住他的手：“班长，过去的事儿，早就过去了。”
那晚我们喝了半斤白酒，他醉得直抹眼泪：“柱子，你是个有出息的！”
后来，我带香兰去看他，他家条件不好，孩子还小，日子过得紧巴巴。临走前，他塞给我一包糖：“柱子，这是哥欠你的。”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却没多说啥。
日子一晃到了90年代，家家户户都富了。我们家盖了新房，买了电视机，院子里种了两棵苹果树。岳父岳母坐在炕头看电视，孩子在院子里跑，香兰端着红薯汤递给我。
“柱子，啥时候带爹娘再去县城转转？”她笑着问。
我接过汤，点点头：“行啊，明天就去。”
天边晚霞铺满了整个院子，我看着香兰的背影，心里忽然觉得，这一路走来，苦也罢，甜也罢，都是生活该有的滋味。
暮色沉下来，我把碗放下，轻轻叹了口气：“人这一辈子，知足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