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游记》中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虽然是神话，但历史上真实的西行求法者如法显、玄奘等人确实经历了重重困难。他们穿越了甘肃和新疆的库木塔格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葱岭雪山，这些地方环境恶劣，充满了危险。
2、法显描述沙漠中无生物、无道路，只能依靠太阳和死人的枯骨来辨别方向。雪山则终年积雪，四季有大风，古人还认为山中有毒龙，能引发狂风飞沙。求法者需要使用简陋的工具如“傍梯”（木锥子）攀岩，每一步都充满危险。
3、玄奘在沙漠中迷失方向，打翻水袋，四天五夜未饮水，几乎丧命，只能口念观世音菩萨求救，幸好最后还是找到了水源，方才得救。这些经历显示了西行求法的艰难和危险。
4、法显、玄奘等求法僧的坚忍不拔常被赞颂，他们宁可向西而死，不愿向东而生。然而，从印度或西域来中国传法的僧人来中国走的也是同一条道，也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艰辛。例如，南北朝时期的阇那崛多高僧，最初与十人同行，最终仅四人到达西魏，途中甚至不得不舍戒还俗以度过难关。
5、陆路求法和传法固然艰辛，海路同样凶险，常遇风暴和物资短缺。法显回国时遭遇风暴，同船的婆罗门教信徒甚至想将他扔下船，幸得他人保护。不过，并非所有僧人都经历如此磨难，如鸠摩罗什便是被后秦苻坚派军队迎入中国的幸运者。
6、佛教是从反思人生的苦难出发，建立自己的救赎、解脱和超越之道的。按照佛教的说法，人生是痛苦的，是一个不断循环流转的苦难历程。从生到死，从死到生，处于“生生不息”的“轮回”之中的“人”，好像没有办法逃出这种苦难的缠绕。
7、所以，有人说基督教的基础是人有原初的“罪”，人类从一开始就经受不了诱惑，生下来就犯了错误。所以，他要忏悔、礼拜、祷告，在人生道路上也要不断地向主的代表牧师告解，领取圣餐，感受主的存在，乞求主的宽恕，因此才能坚定信心，永远相信上帝。
8、而佛教则不同，佛教观察人生和社会，得出的看法是人生皆“苦”，不仅活着的时候苦，而且“三世因果”（前世、现世、来世）连续不断，始终在“六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中轮回。因为这种“苦”，所以人要摆脱苦难，就要修行佛法，超越尘世，拯救自己的精神。
9、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普及，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北方的非汉族统治者由于缺乏深厚的儒家传统，对佛教的接受度较高，如后赵皇帝石虎就公开支持佛教，认为作为胡人应当信奉胡神。其次，东晋以后，许多汉族士大夫如郗超、殷浩、孙绰等开始对佛教产生兴趣，认为佛教提供了比儒家更深刻的人生道理。
10、佛教的早期传入中国主要分为小乘禅学和大乘般若学两个方向。中亚僧人支娄迦谶和安世高分别将大乘般若学和小乘禅学引入中国，他们的翻译工作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1、4世纪末至5世纪初，佛教在中国南北两地得到皇权的支持，主要得益于南方慧远和北方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的努力。到了5世纪下半叶，佛教传播更加广泛，教义深入，高僧辈出，南北交流频繁。
12、五六世纪之交，般若系经典及其他重要佛经和论著盛行，戒律翻译增多，僧团组织严密，教理辩论激烈，佛教进入大繁荣时期。北方有众多巨大石窟，南方则有众多寺庙，如杜牧《江南春》中所描述的“南朝四百八十寺”。
13、佛教的兴盛带来了对经典的不同解释和修行方式，形成了多个佛教门派，如三论宗、法华宗、俱舍宗、地论宗、禅宗等。那么，谁是佛教的正宗？谁是佛教的正脉？最准确最根本的教义是什么？于是，中国佛教徒也要正本清源，这就出现玄奘去印度取经的事情。
14、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从西行求法十七年后返回唐朝首都长安，带回二十匹马队，其中包括657部梵文佛典，这些佛典成为他余生翻译的重点。历史上，许多西行求法的僧人也会带回佛典，南北朝中后期以后，中印佛教交流频繁，但中国信众普遍认为中国所取得的佛经数量远少于印度。
15、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佛经总目显示，中国已翻译的佛经为1898卷，而印度保存的佛经总数为57062卷，中国佛经仅占印度总数的3%。这种比例直到明代仍有影响，如《西游记》中描述唐僧师徒在西天雷音寺看到的佛经数量远多于东土唐朝。这种对佛经数量的想象和对原汁原味佛教信仰的追求，是求法僧西行求法的重要动力。
16、历史上，中国求法僧在获取佛经时，通常需要亲自抄写，这与中国重视文字记录的传统有关。他们前往西方求法时，会携带纸张、毛笔等书写工具，以便在找到经典时进行抄录。唐代僧人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提到，到达印度的唐代僧人几乎都有抄写佛经的活动。义净甚至专门写信回广州，请求提供墨、纸张和抄写佛经的写手。17、相比之下，南北朝时期来华传法的僧人通常不携带经书，他们主要依靠中国求法僧带回的经卷以及自己的记忆和背诵来翻译经典。这是因为当时印度和西域用文字记录的佛经不多，且经书重量较重，不便携带。此外，许多来华僧人是逃难或游学，路上自然不携带大量佛经。
18、古代印度历史上缺乏书写传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书写不是有教养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甚至有诅咒书写吠陀的人会入地狱。吠陀是印度最重要的史诗，其诗歌发音复杂，当时的文字无法完全标记清楚。
19、因此，直到7世纪末，义净和尚到达印度时，仍见到婆罗门口头传诵经典。佛教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我们今天所见的梵文写本大多是后来抄写的。20、这种对口传的依赖训练了佛教僧人出色的记忆能力。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秦，来自西域的佛陀耶舍以其惊人的记忆力著称，据说能背诵数百万字的经典。后秦皇帝姚兴曾测试他的记忆力，让他记忆大量的户籍册和药方，这些内容无规律且零碎，总字数可能达几万字，但佛陀耶舍仅用一天便全部记住，甚至“不误一字”。虽然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僧人记忆力的惊人之处。
21、佛教起源于印度，因此在中国佛教信众心中，印度被视为信仰的中心，而中国则处于边缘。虔诚的信徒到达印度，如玄奘到达佛陀顿悟的迦阇山时，会感到极度的激动和自卑。许多求法僧到达印度后选择不再回国，甚至有唐代和尚道宣撰文论证印度是世界中心，而唐朝处于边缘。
22、然而，随着中国在隋唐时期的强盛，中国开始自视为世界的中心，佛教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与印度同为世界中心。这一时期，大量僧人从印度和中亚来到中国，同时中国僧人也增强了宗教自信。到了8世纪中后期，甚至有传说印度僧人仰慕中国佛教，希望将中国佛教著作译成梵语在印度流通，认为中国佛教已不逊色于印度。
23、中国佛教信徒不仅宣扬中国佛教在教义上的优越性，还将佛经中描述的佛教圣地移植到中国，形成了著名的“四大菩萨道场”。这些道场包括文殊菩萨的五台山、普贤菩萨的峨眉山、观音菩萨的普陀山和地藏菩萨的九华山。通过将印度菩萨转化为中国菩萨，中国信徒的信仰自信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24、到了9世纪，五台山成为唐朝最重要的佛教信仰中心，吸引了大量信徒，包括来自中亚和西域的僧侣。敦煌莫高窟的题记和藏经洞中的文献记录了10世纪中亚僧侣和印度僧人普化大师前往五台山礼拜的经历。普化大师的日记详细记载了他从印度到中国，以及在五台山瞻仰文殊圣迹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