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天，陈士榘将军受邀参加老红军聚会，期间他遇到了老战友杨得志、杨成武和伍修权，他们三人都曾是大军区正职干部，反观陈士榘此前的最高职务也不过是工程兵司令员，职级远不如“二杨”与伍修权，这让陈士榘略感沮丧和尴尬。杨得志敏锐察觉到了陈士榘的想法，他直言不讳的表示：我们这些人都曾是你的部下，永远将你当做老首长！

陈士榘出身雇农家庭，自幼过着落魄、悲苦的生活，他年仅八岁便开始下地干活，帮家里分担生活压力，十六岁那年，他告别双亲，前往沙洋县一家杂货铺当学徒工。杂货铺的老板是一个极其苛刻的资本家，经常欺凌陈士榘，让他干各种粗活、累活，每个月发工钱的时候，还故意找茬克扣，可谓坏事做尽。

后来陈士榘实在无法忍受这样压抑的生活，于是果断辞职，前往一处水运码头当装卸工人，靠着卖力气赚取生活费。在此期间，陈士榘意外接触到了红色思想，并很快加入公会，自此走上了革命的伟大征程。大革命爆发后，陈士榘奉党组织命令，跟着几个同志一起参加国民革命军，准备高举北伐的大旗，打击军阀和封建势力。

可让陈士榘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竟先后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撕毁国共合作协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陈士榘为此气愤不已，他当即退出国民革命军，转而前往湖南找寻党组织，1927年9月，他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参加了秋收起义，红四军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第三纵队第二大队副大队长，率部参加了多次反“围剿”斗争。

1931年，陈士榘因功升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先后培养了包括杨得志在内的众多优秀将领，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4年，他跟随大部队长征，并参与了指挥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让红一方面得以摆脱敌人的纠缠，顺利突出重围。抗战爆发后，他在八路军115师343旅担任参谋长，开辟了著名的晋西革命根据地，在诸多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挡住了势如破竹的日本侵略者，保卫了黄河防线的安全。

解放战争时期，陈士榘在华野任参谋长，地位仅次于粟裕将军和陈老总，是大家公认的“3号首长”，建国后，他短暂在军校工作了一段时间，1952年又转往工程兵部队担任司令员。此后的十余年间，陈士榘主持了多个工程项目的修建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这关乎到新中国的国防大事，因此陈士榘不敢有半分懈怠，他带着十万工程兵健儿进入荒莽的无人区，在黄沙与大风中辛苦劳作、艰难耕耘。

1959年国家爆发了大规模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受到了极大影响，并因此引发了“饥荒”现象，党中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配给制度，每人每天限量供应食品。而陈士榘的工程兵因为身处偏远地带，补给比较困难，因此时常陷入“断顿”的窘境之中，官兵们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戈壁滩上挖野菜、狩猎骆驼吃，最终艰难渡过了困难时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64年，原子弹试爆成功，全国上下一时欢欣鼓舞，党中央更是一连给工程兵部队发去两份电文，祝贺他们“为国铸剑”。当年下旬，陈士榘返回北京述职，毛主席闻讯后在丰泽园召见了他，并请他吃了一顿炒鸡蛋和红烧肉，以示对他的褒奖。

动荡爆发后，陈士榘因为有周总理的保护，所以并没有受到居心叵测者的迫害，动荡结束后，他被委派到总参部任职，负责抓部队的日常训练，督促部队尽快恢复战斗力，以巩固国防力量。80年代初，陈士榘退出政坛，开始过疗养生活。

晚年的陈士榘将军还一直恪守着党的纪律，他从来不搞“特殊待遇”，凡事都力求低调，90年代初，他过八十六岁生日的时候，为了表示廉洁、抵制奢靡的风气，他不允许家人购买酒水款待来宾，所有人都必须喝茶水。1995年，陈士榘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将所有财产都捐给慈善机构，这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最后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