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盼遂年谱》，马千里、刘小罡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5月
“刘盼遂沉缸自杀”，这个印象我不知来自哪里。最有可能的是来自《顾颉刚日记》，但顾氏日记是这样说的：“昨闻刚主言，刘盼遂所住系自置屋，上月街道上与之斗，打之。渠愤极，以首没入荷花池内，不死，遂自缢，其妻殉之。五七年反右时，师大中文系教授八人，惟盼遂不预，而此次竟不免。倘住校中，即无事矣。”明言“没入荷花池内”。无论如何，“沉缸自杀”这几个字在我脑海里很多年了。这次翻看《刘盼遂年谱》对此描述详尽，最后说：“（1966年）8月30日，在遭受数日殴打之后，先生夫人梁秋色与先生，先后去世。‘红卫兵’有所忌惮，将先生头颅浸到养荷花之泥盆中，伪造成投水自杀现场。当天先生夫妇尸体被拉到火葬场火化。因被诬为‘反动分子’，骨灰未留存。”
刘盼遂本名铭志，字盻遂，盻音隙，因人多误作“盼”，直改为盼遂，以字行；其弟铭恕，字叔遂。河南息县人，署“息县刘盼遂”“鄎国刘氏百鹤楼”等。民国十四年清华国学院第一届学生，正取三十名，备取两名，刘氏以第一名入学，亦称“状元”，时年30岁。与吴其昌（第2名，下同）、程憬（3）、徐中舒（4）、王庸（7）、方壮猷（13）、高亨（17）、姚明达（28）等同学。他以骈文所写作文得梁启超、王国维认可，批为满分。能作赋则善用古字。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95-96页:“某学者执教辅大，与陈校长书，多用古字，校长不识，令其读之，以后遂不复书。”王培军教授疑此“某学者”为刘盼遂，见《读陈援菴、柴青峰史学讲义二种札记》，我表同意，因《年谱》于其好用古字一点屡及之。根据以上有限的信息，我们略作分析，第一，梁启超王国维为清华国学院选拔学术人才，最重者为写作能力，不吝打出满分，此得满分者，总分当然才有可能第一。第二，陈援菴最重文章清楚，一点不清楚都容不下，故和胡适最有共同语言，要求摒除纸上烟云，废弃花枪虚活，不要说虚晃一枪，半枪都不行。陈门弟子实经此严格训练。故知刘盼遂以文章得青眼于梁王，又以文章碰壁于援菴。
1941年4月条，刘盼遂《和储皖峰海棠杂咏》共五首，其第二首云：“乐寿堂前几万枝，山翁曾此倒金卮。即今狼籍殷红里，海气昏昏忆奘师。（颐和园乐寿堂前海棠四株，枝条梣俪，直称花海。卢变前，每岁花时，恒从陈寅恪师饮酒其下。今师远阻港澳，音耗久沉，每一溯洄，辄唤奈何。）”第四首云：“海红豆出海南天，记入唐贤海药篇。欲为名花问初地，胡笳卉服已三年。（李德裕云，花果之名海者，皆自异域来也。如今人称洋矣。）”吓我一跳，因为李德裕云云，完全同于陈寅恪海棠诗的一个自注。难道这个典是弟子先用，老师后用？《年谱》又说：“先生亦通过其弟刘铭恕，将此五首诗转寄给在西南后方的陈寅恪，陈以旧作《燕京西郊吴氏园海棠》复书。”陈诗云：“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蜀道移根销绛靥，吴妆流眄伴黄昏。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李德裕谓凡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我一下子有点迷茫了。定下来想一想，吴氏园海棠这首应该作于1935年，所谓卢变之前。那么这个典的“首用权”还在陈寅恪那里。
《猫鱼》，陈冲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6月
要说“沉缸自杀”这么离谱的话我都信了好多年，其实无所谓信不信，它是自动进入脑海的，没有抵御机制；但到了陈冲的《猫鱼》，第一页我就开始疑，“父亲头顶着个牛皮纸包走进门来。父亲是华山医院放射科的医生，有些病人康复后会送礼物给他，有时候是一块鲜肉或火腿，有时候是一块布料或一团毛线”，放射科的医生，就是给人拍片的，罗大佑唱歌前做的那种医生，会有人送东西？作者确实是明星里面会写的，一个主宾关系就处理得很好，比如她写她家平江路的老房子，门前有个坡，学自行车撞倒了一位白净的老护士，“我和父亲扶起她，搀她回家。她和另一位老护士住在外交大楼一层的一间房。家里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小方桌，两把椅子，还有衣橱和五斗柜。我留心到柜子上有几张她俩年轻时的合影……十几年后我在美国才接触到同性恋”。宾主穿插之笔，运用无痕，就是这些作为宾的细节，丰富了作为主的“我”的记忆。《史记》写人是以本传为主，其他传为宾相互补充的，就是写这个人不一定都在他的传里，你需要在别人的传里去寻找相关细节。陈冲是反过来，前面写她姥姥（即《没有人会为此丧命》一篇），感觉就好像没姥爷，因为完全不出现，连配的照片里都绝对没有姥爷（她书中叫外公，没出现“姥爷”这词），姥爷出现的篇章里，姥姥又虚化了，这种写法值得注意，是宾主处理上显而易见的特点，好处当然是笔墨集中，异常干净利索。他们在黄山拍《小花》，拍完以后讨论，处处不满意，其中一条认为景色太美，景抢人了，要重拍，突出人物。作者把时间线拉回来，说其实用一景一物为演员的表演作气氛铺垫，正是电影的魅力，“我想起《太阳照常升起》中我去病房探望梁老师那场戏，姜文花了好长时间，调整窗外的雨水和雨水在光下的影子。那个光影散发出婆娑迷离、灵动的欲望，像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人物也油然而生”，这时候的陈冲最迷人。她写的人里面，最喜欢她姥姥，这是一个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没有男女界限的女子，比《好东西》里的宋佳爷们儿多了，虽然她从不拍案大叫，只是喜欢笑吟吟地和各种人聊天，有时递支烟给你。这时，按说我应该引述第118页的内容，但请原谅我，我觉得那样做是一种冒犯，虽然陈冲的妈妈就那样亲口说出来了，陈冲作为作者就那样写出来了，但不！写进一本六百多页的书里，和被我十几二十个字引出来，那是不一样的，一定会被放大。我对她写国外的生活那一段，最不满意，文字乱哄哄的，给人的印象也是美国乱哄哄的，没有安全感，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然，对于作者，最有魅力的是上海平江路的那段生活，但那是时光和回忆在“装神弄鬼”，作者没有能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光真实地呈现，是和整部作品那种勇敢、坦率的精神不相称的。思考者忽然消失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还是喜欢看日记，不喜欢看家族史，不敢说吧，那太没意思，敢说吧，神经有点受不了。去年4月，因为新冠引发其他疾病，我爱人住院十天，我自己精神也有点紧张，这时候友人祝淳翔先生在整理一部名人日记，他整理个十天半个月的内容，就发到我手机上，我们偶尔就个别字加以讨论，那日记像河流，缓缓流淌，我已分不清自己的生活和书里的日子，内心逐渐恢复了平静。顺便记在这里吧。
《姜垓诗集笺校》，谢正光笺校，凤凰出版社2024年8月
姜垓（如须）没有他二哥姜埰（如农）有名，姜埰先因为直谏，后被怀疑结党，被崇祯皇帝廷杖，同样原因、同样廷杖的是熊开元（鱼山）。两个人之前不认识，沦为狱友才订交。都差点被打死，用刚杀完的羊的尸体裹住受伤处，古人信这种方法，得以不死。时间是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明年二月，满洲兵陷山东莱阳，其父泻里及季弟坡先后被执杀，其家妇女亦相率投缳赴火死，上下共二十四口，几至灭门。三月，北京城破，崇祯自缢。熊鱼山转身出了家，姜埰虽然还没有完全隐居，但不太出头了。在哥哥隐于真州几乎不出的时候，弟弟姜垓比较活跃（之前也很活跃，哥哥比较严正近道学，弟弟则放浪广交游，谢先生对姜埰有看法，见《清初忠君典范之塑造与合流》，认为他娶了盐商的女儿，占了文震孟的废宅，即今日苏州艺圃，有钱而哭穷，但这不是罪，装13是有一点。姜埰说艺圃地契是周茂兰送的，谢先生显然对此表示怀疑，见《停云献疑录》162页。他对一些有高名的遗民保持警觉，觉得他们有可能在私底下有很不光彩的行为），这也是谢正光先生笺姜垓诗，不笺姜埰诗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大原因是文献层面的，姜埰诗留存完整，姜垓诗则正相反，自从全祖望序完八卷本，这个八卷本就不见了，所以辑佚的余地比较大。谢先生的学术旨趣在于构建明末清初这些遗民、贰臣的交游网络。前文说熊鱼山出家，拜弘储为师，熊鱼山年纪比弘储大，名气更比弘储大，怎么会拜弘储为师呢？原来弘储是遗民僧的总扛把子，写他的最主要的一篇文章就是柴德赓的《明末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收在他的《史学丛考》里。谢先生曾跟我说起他读《史学丛考》的感受，他说其他文章基本都看了，就这篇没看，为什么呢，你瞧那名字，不想看！结果看完之后，大声叹息，这是一篇大文章。弘储的对立面呢，就是支持兴朝的僧人，以谁为首呢，是木陈忞。大家应该想起来了，陈垣先生最有名的文章之一，就是《汤若望与木陈忞》；而《清初僧诤记》的主题之一，就是描写遗民僧和兴朝僧之间的诤斗。谢先生在新亚时代，师从牟润孙，于援菴先生为再传。从以上简单的线条勾勒，可以看出陈门师弟这一线的学术承继。谢先生在《姜垓诗集笺校》中，于苍雪读徹、道开自扃等人都有详细的笺注，于道开和尚还另撰有专文，但我知道这些加起来还不足谢先生所掌握的道开资料的三分之一，最精彩的部分还没有讲出来。
他不是一开始就有意宗法北陈（陈垣），不是的，是走着走着汇流到一起去的；他踪迹贰臣与遗民，也不是像南陈（陈寅恪）那样要描摹和估量动荡年代士人价值取向的坚持与动摇，而是追踪行迹之后自然发见其心理。他的善于从隐晦处解诗，又非北陈所能，而是南陈所善。发现自己的学术路向逐渐与史学二陈耦合，当然不丢人，反而一定程度上证明这样做是对的。谢先生有自己坚持的路径，虽然他从不明确说明。他始终坚持一方面做文献整理，一方面做研究，或者说一只手做文献，一只手写论文，二者相辅相成从未分离。我们只看到他的论文在闪光，往往忘了早期做了大量的文献整理工作，汇辑了《明遗民录》（由于打乱原来几本《遗民录》顺序重排，受到何龄修批评，见《五库斋清史丛稿》，何先生的意见是对的，这毋庸讳言，做文献工作，早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谢先生怎么可能被错误吓退就此不前），编制了《明遗民传记索引》，做《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又编《清初诗选五十六种引得》，到一定时候，就停下来开始写论文了。如今学术界同人，要么只写论文，不做文献整理工作，那太琐碎枯燥，一不小心就出硬伤，被人捉住就可能说一辈子；要么就习惯于古籍整理，不能够再放长眼光，宏观性概括性地提炼总结，提出观点，“我没有观点，我只有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谢先生坚持他的老一套，在当今无疑也是孤独寂寞的“开径孤行”者。中后期又开始做“笺校”工作，笺校钱遵王诗集，笺校徐波落木庵诗集（与严志雄合作），笺校姜垓诗集，实际上是把文献和研究两种工作合而为一，客观上是因为年纪上去，思考力下降，写深思熟虑、考虑全盘的论文，难度越来越大；另外，研究心得片段性积攒，又不足以撑起一篇论文，所以选择这种方式，同时，又有机会把辑佚成果展示出来。从大块文章转向这种片段性书写以后，会紧跟着出现一种转变，即相当程度的意义追求转向趣味追求，这一点又不是我一两句话能说完的。而趣味追求，又不停地、鬼使神差般地，促使他突破一些现有的古籍整理规范。
从写作时间上来看，这部《姜垓诗集笺校》应该是谢老最后一部学术作品了（从出版时间上还不是，据我所知，还有两部书在紧张地编校中），请原谅我没有能就书论书，说了一些题外话。谢先生几十年如一日考明末清初这一阶段遗民和贰臣的所经所想，描摹他们的追求和幻灭，再现信仰与私谊欲兼容又冲突的种种困境，这一切就在谢先生笔下慢慢铺开，既有对前辈学术遗产的继承，也有自己孤灯下默默不懈的探索，相信他这些或那些文字将铭刻在读者心中。
《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刘梦溪主编，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4年3月
这套书可谓五花八门，除了学术界大佬，还看到不少老作家的名字，我总是先读他们，如冰心、汪曾祺、王蒙等，大部分都很短小，冰心的只有一页半，汪曾祺《城南客话》真是绝了，文人和学者对阵，还往往能以少许而胜多许。接下来读跨界的，比如唐诗学者来谈陈寅恪，真没想到谈得这样好，这一篇是傅璇琮的《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文章分了五节，在我看来就是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从各个角度和层面证实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方法是一种文化史的批评，“有着超越于史事证述的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作者认为，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的陈先生有个体系，“这个体系，不妨称之为对历史演进所作的文化史的批评”，这种文化史批评，“不是带有偶然性和局部性，而是一种根本观点，那就是对历史、对社会采取文化的审视，他的研究使某一具体历史时期在文化的整体及其运动中得到更为全面的呈现”。像晚年大作《柳如是别传》，就可以注意，他是抱着怎样的文化心态来估量知识分子的行为价值。这一点我想大家易于接受，陈先生确实是从文化和氏族方面下手，接受了这一点，他的后半部分就来了，我个人认为震撼力是惊人的，开始给陈先生算账：“十三岁时东渡日本学习，除了中间有短暂的假期返国外，一直到十六岁。不久，二十岁时又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学习，后又入瑞士苏黎世大学。二十三岁回国，而二十四岁时已在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二十六岁返国，三十岁到美国哈佛大学，三十二岁离美赴德，在柏林大学研究院，这样，直到三十六岁时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返国。如果从十三岁算起，到三十六岁，共二十四个年头，他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著名学府学习或研究，加起来有十七八年。这就是说，从少年起，经青年而步入中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资本主义为主体的社会度过的”，他后来又以文化批评的视角著称，那么他对这种“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文化”没有认识是不可能的，作者还说“他那时所学的，不是历史学，而是语言学”“当然，多种语言的学习和比较，是最容易倾向于文化史研究的。语言是人类文化的直接载体，接触语言就是接触文化”。接下来作者就要抛出他的问题了，“但是陈寅恪在论著中却从未提到过他从西方学者那里接受过什么思想或论点。他似乎不屑于谈论西方的学术，而他的那种文化批评又非国粹所固有，这样一种观念和表现的矛盾又如何来解释呢？果真是他自己所说的‘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吗？生活于二十世纪，实实在在地受过现代西方文明的熏陶，却说自己的头脑还停留在十九世纪后期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这是故甚其词，还是陈寅恪体系自身矛盾的反映？”
这篇文章发表于1989年，已经三十多年了，以前没见过，网上找不到，我把它拍照发给张求会先生，他也说没见过。他正受托为杜泽逊先生主编的《中华三千年文学通史》撰写陈寅恪条。严格说来，陈寅恪并没有关于文学的专门论著，《元白诗笺证稿》《论半生缘》《柳如是别传》，虽然所论多为文人和文学作品，但往往从史的角度考析文学家的生平行事和作品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所以这个任务其实很难下笔，但这篇文章给了求会兄一些启发，布局有取于是篇。
傅先生所提问题暂可称为“陈寅恪系统矛盾”。浦薛凤《音容宛在》记陈寅恪一事，似可合观：“另有一事，更值记载。清华教授会因故开会决议，表示反对校长。当时予任教授会之书记。根据教授会章则，一经若干名教授联名签署之申请，书记应发通知开会。是晚，学生会主席闻到消息，即到予寓所打听。予据实以告。当问及出席教授人数及姓名，予不知如何列举了几位同仁姓名。当时处事经验贫乏，未曾多所考虑。不料翌晨北平各报登载清华教授会决议之新闻中竟将陈寅恪名字列作榜首。予当时见报，心中殊感不安。如来诘问，予将如何解释。亲自前往当面解释，抑或恳托另一同仁，代为解释，正亦不知如何措词。左思右想，决定抱持沉默。一连数日，毫无动静。久之，听友好辗转传说，有人面询寅恪，何以汝列首名。据云，他微笑答称：初见报载，予亦觉得突兀，继而思之，总有一人名字最先排列，最后觉得，以不预闻政治之人列首，此或表示事件之不含政治性质。总之，予由此事，深深佩服寅恪之品性宽大而温良。”傅先生所说的“文化史批评”是两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即制度与文化。而制度和文化这两个东西是谁决定谁，显然是制度决定文化（制度改变了，文化随之改变；制度不改变，文化无由改变）。浦薛凤所谈这一件事情，涉及清华一个制度，即所谓“教授治校”的制度，在这制度基础上形成一种文化，即“教授治校”的文化。文化是善于流动的，这种文化当时流出清华，影响于北平其他大学；也是先从外面遭到反对，文化的冲击又激荡回清华本校。时间是1930年初，蒋梦麟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宣称“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要把权收回去。没多久，教育部派出罗家伦来当清华的校长，与蒋梦麟同调，旧的制度及附着而上的文化都遭受挑战。浦氏所述这一件事便发生了，清华教授会坚挺异常，赶走了罗家伦，自己选出梅贻琦，报教育部认可任校长。而作出关键性否决决议的名单很偶然地以陈寅恪冠了首，陈号称不问政治，但显然于此校园政治并非漠不关心，被卷入漩涡中心（南京政府一度认为权威受到严重挑战，要解散清华），陈能坦然相对，浦薛凤作为当事人感受到的当然是陈寅恪品性的宽大和温良，我们作为局外人、旁观者来看，看到的就不止这个，我要说看到了“现代社会公民权力（不是利）的自觉”，您觉得过分吗？陈寅恪先生不愿意谈政治就是不愿意谈制度，只愿意谈文化，不愿面对自己喜欢（其实是习惯）的文化所植根于一种不值得喜欢的制度。但逼他选择的时候，比如这一次，他不会让你失望的。也是老早以前，记得林贤治写过一篇《两个陈寅恪》，于陈先生表示失望，我觉得不必那么悲观。
浦薛凤还记了另外一件小事，他妈妈有年冬天来住一段，搬个凳子坐在南墙根儿晒太阳，陈寅恪上完课到居民区来访友，他没有书包，他的书包就是一块黄色包袱皮，包着一些书，抱着或夹着，浦妈妈就说，这人该不是个裁缝吧！旁人就哈哈哈，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义宁。陈寅恪晚上回到家，黄灯下，饭桌前，对老婆说：“唐妹，他们说在下像裁缝，是在下衣品好。”他原来听见了。所以我觉得对陈先生的评判要乐观一些，我相信傅璇琮先生也倾向于乐观地看。
《都柏林文学四杰》，［美］理查德·埃尔曼著， 吴其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0月
此书是四篇长文编成一本书，全靠一篇序相绾合，序里说：“这四个都柏林人——王尔德、叶芝、乔伊斯和贝克特——不愿轻易承认相互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确实存在。”于是下面写了四段，序便结束，可谓干练。第一段，从历史轨迹上说四人相关。第二段，具体到私人交往中的感人时刻。第三段，取文学史之视角加以分析。第四段，说这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也许这个组合并不存在，但作为同一个城市的四个人必然有所联系。作者于时空两个维度着眼，抓取历史抖落的线头，构筑文学的英雄世界。正如我们预想的，一篇精彩的序之后，必然是泥泞的内文，第一篇把一个闪光的名字王尔德写得七零八落，当你失望时，作者必定杀个回马枪，第二篇讲叶芝，再掀高潮。写六十八岁的叶芝告诉朋友，他失去了性能力，这很要命，你知道吗，性和诗是联系在一起的！朋友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很快向他推荐了奥地利生理学家施泰纳赫发明的“回春术”。“回春术”在1920年代非常流行，已有一百位教师和大学教授申请手术，包括弗洛伊德。叶芝找到伦敦的诺曼·海尔医生，他已经做过二十五回这种手术，每次十五分钟（这个手术就是现在所说的输精管结扎术，医生切开输精管，取出其中的一段，然后两头结扎）。现在已经不再流行的施泰纳赫理论认为，这样做雄性荷尔蒙将增加，从而激活整个身体功能。据叶芝夫人说，手术对他的心理作用无法估量。术后的老叶芝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他笔下建构的贵妇讨厌肉体恋爱、喜欢精神恋爱，甚至命令女仆晚上代替自己和情人幽会，而自己与情人在白天保持精神之爱，作者认为，这个艳情故事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四杰当中，贝克特和乔伊斯确有往来，年轻的贝克特曾为乔伊斯当书记员。贝克特很认真，记的过程中有人敲门，乔伊斯说“进来”，贝克特就记下“进来”。乔伊斯后来看稿，问这是咋回事，贝克特加以解释，乔伊斯最后说，留着吧。《乔伊斯传》中说，乔伊斯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认真，标点也不放过。大作家就有这种随意性的刻意，恰如矛盾的螺旋。
张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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