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受访者供图

2024年11月中旬，邹骥抵达巴库气候大会COP29，忙碌的身影出现在一场接着一场的会议上。他与国内外的参会者寒暄，不少人都已结识多年。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讨论全球如何应对气候危机。作为深耕气候领域近三十年的学者，邹骥对于这一切太熟悉了。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早在1997年，36岁的邹骥第一次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学者身份，参加第三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就在这一年，举世瞩目的《京都议定书》诞生。

二十多年来，邹骥出席了绝大多数的气候大会，其中有14年作为中国气候代表团成员参与气候谈判。十余年间，邹骥还担任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AR4）和第五次（AR5）两轮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主要协调作者，这些报告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领域最系统完整的科学评估结果。

2000年，邹骥首次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加入WTO。彼时的中国在气候外交领域的主要任务，是捍卫碳排放权，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很依赖碳排放。二十多年后，中国接近人均GDP1.3万美元的门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历着战略转身。

聚焦于“钱”的COP29，最终结果以争议收场，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气候资金，而最终达成的谈判文件的数字仅有3000亿美元，不少发展中国家代表无法接受。

在邹骥看来，巴库的成果倒是不那么出乎意料，甚至还小有积极进展。邹骥如今投身国际慈善领域，任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他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谁要付钱”的责任，更日益成为“能挣大钱”的机遇，以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绿色低碳技术、产业为核心标志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将成为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应成为各个国家主动作为的选择。

如何看待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中国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应如何设置？“十五五”能否顺利实现碳达峰目标？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邹骥。

南方周末：COP29最终艰难达成了3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目标，大幅低于发展中国家1.3万亿美元的诉求，你是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进入低谷？

邹骥：恰恰相反，我认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取得了有限的进步。现在处于全球经济周期的低谷，一些国家财政紧张，债台高筑，加之民粹主义、右翼势力、反全球化浪潮兴起，发达国家确实很难提供更多的援外气候资金预算，这是现实存在的困难。即便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3000亿美元也比此前的1000亿美元有所增长，这证明了气候进程依然在前进，同时也反映出进程的艰辛和缓慢。

我更关心的是，如何用这3000亿美元撬动更多其他渠道的资金，特别是将数额巨大的私人资本投资引向绿色低碳产业，这是一个大文章，也涉及对未来经济增长路径的基本理解和判断。

南方周末：你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解和判断是什么？

邹骥：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依托于绿色低碳技术、数字化及AI技术的科技革命，将创造出巨大需求。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依靠三大支柱产业——房地产、钢铁、汽车，但发展了二三十年后，开始出现需求疲软、动能不足的问题，经济发展陷入了滞胀。从20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诞生，数字经济兴起，又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如今，新的科技革命又爆发，风电、光伏、电动车等，创造了未来经济增长的新需求。我认为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的实践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南方周末：气候资金没有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会影响新一轮NDC（国家自主贡献）的雄心吗？

邹骥：发展中国家常用的传统谈判话术是：发达国家不给钱，我就不做或做不到。所以气候资金的规模，肯定会对一些国家的NDC有影响。中国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人均GDP在五六千美元左右的发展阶段时，确实需要额外的国际支持。

但仅争论气候资金的钱够不够，不是完整的讨论。中国等国家的经验证明，主动应对气候变化，也是机遇。就像“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这句话，中国不仅自己要干，而且干出了局面，干出了名堂，干出了新的比较优势。如果当初中国坐等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就没有今天的“新三样”的优势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这么想，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他们的机会。

2024年10月15日，第136届广交会上的新能源汽车展台。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南方周末：特朗普将于2025年初上台，他曾主导退出《巴黎协定》，这次可能又要“退群”，这将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邹骥：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如果“退群”，毫无疑问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将带来负面影响，削弱所谓的“政治势头”。

中美气候合作可能也会遭遇打击。自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以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一系列里程碑，特别是《巴黎协定》等，可以说中美国家层面的联合领导力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个领导力很可能将要暂时面临严峻考验。

但同时我又没那么悲观。驱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主体并不仅仅有联邦政府，州政府也是重要的力量。最明显的例子是加州，若单独将它视为一个经济体，它排在世界第五。加州拥有相对独立的州立法权，还拥有以硅谷企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孕育着人工智能等面向未来的技术。加州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积极的推动者，提出2040年实现净零目标，立法要求减少碳排放和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议会专门通过了与中国合作的法案，并与中国签署了一系列气候和能源合作协议。

我们观察到，无论在支持民主党的“蓝州”地区，还是在支持共和党的“红州”地区，都有许多州政府和企业正在或已经布局了可再生能源、电池、电动车等产业，都在享受“通胀削减法案”框架内提供的联邦税收和财政补贴优惠政策。这些公共财政资金及其带动的私人巨额资金投入已经确定或到位，而资本是要讲回报的，真金白银会推动政策继续向前走。因此美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将成为巨大的推动力。

南方周末：美国“退群”，群里还在的国家怎么办？

邹骥：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多边进程，虽然美国的影响力很大，但毕竟还有欧盟在，有中国在，有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虽然有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承诺可能会受一点影响，但世界已经经历过一次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考验，而事实证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还在往前走，这一次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进程是不会崩溃的，当然还要付出额外的努力，需要各国携手合作来捍卫和推进进程。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并不缺乏驱动力。俄乌冲突以后，能源短缺加速了欧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进程。一些发展中大国，例如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国家都存在巨大潜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能耗、碳排放的占比都在上升，要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还有近两年中东国家“异军突起”，过去它们扮演着比较保守的角色，如今它们越来越会利用资本优势进行可再生能源投资，积极推动能源转型。

2024年9月20日，大庆喇嘛甸油田低碳示范区拍摄的光伏基地和风电机组。2024年上半年，大庆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3亿千瓦时。新华社/杨威/摄

南方周末：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你怎么看？

邹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肯定要承担与自身能力对应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但我想用另一个说法，中国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常说，国家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要与国情相匹配，如今中国的发展正在显著逐步和碳排放脱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历史责任也在动态变化之中。中国的能力相比过去大大提升，实际承担的责任也在持续增加。同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公平原则依然需要捍卫，发达国家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是需要去落实的。

大家经常忽视的是，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产生的比较优势也在提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的风电、光伏、电动车、热泵、电解槽等新能源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能力、责任和权利是统一的，我们在讨论中国角色的时候，要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责任和挑战，同样也是机会。

南方周末：2025年，中国将提出的新国家自主贡献（NDC），你有什么期待？

邹骥：NDC目标已经不仅是一个国际承诺，还应该是市场预期和投资的引导，给中国的清洁低碳产业发出明确的信号，指引他们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大做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同时也开拓国际市场，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贡献、尽责任。所以我认为中国NDC目标的取向应该更加积极。

2023年的COP28制定了“在2030年前将可再生电力装机容量增至三倍”的目标，但目前各国的NDC目标较之还有很大缺口，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估计，目前只能实现目标的一半，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大部分国家的原则是，谁的商品便宜好用就买谁的。因此中国可以用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来支撑全球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各个国家和地区应当从实现全球目标的角度，遵循市场逻辑和科学原理，以更加开放的政策去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权益。

南方周末：全球2030年“三倍”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难以完成，但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合计达到12.5亿千瓦，提前6年多完成我国承诺的“到2030年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在能源转型上，中国可以发挥什么领导力？

邹骥：中国的领导力，不是只停留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等书面声明上。回看三十多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中国发生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绿色低碳技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技术和产业支撑，这是真金白银的作用。

中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规模占全球的近40%。仅风光发电量就超过1.3万亿千瓦时，可以支撑中国第三产业的全部用电量，或者相当于覆盖了所有居民用电。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十年前中国自己都没想象到。

但中国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当然也要去维护应有的权利。比如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加征关税，将影响中国承担更大责任，也是在损害全球气候进程。

南方周末：但一些国际言论认为中国可再生能源产能过剩，甚至开设关税壁垒，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品想要出海，怎么应对？

邹骥：所谓“产能过剩”，实际上也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就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需要而言，中国今天的产能是不够用的。但就具体的国内外市场有效需求而言，在特定阶段里却又是不均衡的或者是“过剩”的。

在市场供求关系中，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是绝对的。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出发，思路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打通市场需求物理的、政策的和体制机制的堵点，着力扩大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去除各种阻碍消纳绿色低碳技术和产品的障碍，加速扩大部署应用绿色低碳技术和产品、服务。

同时，我们也应当面对在全球部署绿色低碳技术、产品和服务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学”或利益分配的现实问题，努力争取设计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

例如，是否可以变单纯出口绿色低碳技术产品为在目标市场兼做海外直接投资，让目标市场所在国家享有一定的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利益，同时原来的出口方变成投资方而在市场商业谈判的基础上获取合理的投资收益，达到一种市场上的利益均衡。

2024年12月10日，在安徽万通技师学院车联网与智能交通展示中心，新能源汽车维修员在调试自动驾驶车辆。新华社记者周牧/摄

南方周末：2025年，“十四五”即将收官，“十五五”时期中国要碳达峰，考虑到能源安全和经济成本，你认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难度有多大？

邹骥：在能源领域，有一个著名的“不可能三角”定理，即能源的经济性、安全性和环保性三者之间存在冲突，难以同时兼顾。但我觉得，现在能源的“不可能三角”定理可能将被破解。

我举一个例子。苏州刚刚经历了气温最高、电力尖峰负荷最大、迎峰度夏挑战最严峻的一年，却也在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发生限电。原因就是苏州的储能规模增加了，靠7座共50多万千瓦的储能电站撑住了尖峰负荷。传统的尖峰负荷应对方式是建设火电站，最大的价值就是在用电高峰时期使用，平常又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而造成浪费，这种方法的迎峰成本是每度电4毛多；而利用电化学储能的迎峰成本，每度电仅有3毛多。

近几年，中国的能源负荷中心城市每年都会有一定程度的限电。但苏州作为一个有着约1300万人口、GDP超过2.5万亿元的特大城市，2024年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更乐观的是，苏州的储能规模还处于比较初步的阶段，目前仍在快速发展，规模效应使储能成本还会降低，后续还将有一些市场机制改革，分摊储能的成本。

南方周末：苏州的情况会不会只是个案？

邹骥：广东也已经提出，到2027年全省新型储能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万亿元，截至2022年前三季度这个数字是2890亿元。长三角、珠三角，中国经济最亮眼的两个地区都看到了储能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储能技术在迅速迭代，我相信凭借中国的基础设施、制造业体系、市场规模和工程人才，学习曲线（记者注：随着产品累计产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以一定的比例下降）将一路下行。

中国的能源转型已经在正确的路上了。这些地方经验给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带来越来越足的信心。现在要考虑的是目标背后的技术支撑，技术支撑背后的投资支撑，投资支撑背后的金融支撑，金融支撑背后的激励机制支撑——目标、技术、投资、融资和激励机制五位一体，这是市场主体和政策制定者接下来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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