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美国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崔頔/图）

林安之阅读新一届的中国研究硕士申请书时，看到不少学生写下想来这里的理由：“想和徐晓宏一起工作”。

5月末的安娜堡刚刚进入初夏，这个得名于橡树林的美国中北部城市，目之所及一片绿意，年轻的学生们坐在草坪上读书、聊天、遛狗，无论游客还是松鼠，都能在榆树和栎树下驻足。

围绕密歇根大学而建的安娜堡，曾是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中心，1960年，美国左翼校园团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作为底特律的卫星城，19世纪初，小镇的建立是为了烘托钢铁城的繁华，密大也随之从底特律迁来。许多年后，则是为了暂时忘掉底特律的衰败，一位中国作家，在她走访锈带和底特律的文章中，形容安娜堡“干净、宁静、安全、学区优秀”，“让他一住下就不打算走了”。

一栋教学楼中，五十多个人正在围绕一位中国学者的论文展开讨论，许多人来自底特律之外，波士顿、纽约、加州。这位社会学者，被朋友称为“密歇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关注比较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交叉领域，聚焦社会变迁和现代化，“不满足于只将现成的（特别是自己导师的）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而是要自己去创造新理论”。

他是徐晓宏，此前在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四年多，还是助理教授，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然而，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长林安之教授阅读新一届的中国研究硕士申请书时，看到不少学生写下想来这里的理由：“想和徐晓宏一起工作”。

徐晓宏不是公众熟知的学者，他在一个圈子里享有的盛名，得益于他的研究和所做的事。徐晓宏出生于1978年的浙江农村，父亲是农民，母亲是村里的裁缝。他和改革开放一起成长，在北京大学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潮思想，从化学系转到了社会学，革命、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他的志趣。他又是一个活动家，本科时，他逃了很多课，借别人的笔记来应付考试，却活跃在校内外的各种研讨小组上，到耶鲁大学读博时，他组建了一个社区，帮助朋友们的研究，出版论文。有人形容他像一块磁铁，“是所有人的导师”。

一位如今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任教的学者，申请博士时收到了多份录取通知书。她去不同的学校参观，在耶鲁，徐晓宏接待了她，带她回家，徐晓宏的妻子为她做了番茄炒蛋面。最终，那位学者在众多offer里选择了耶鲁，而不是硕士母校，也不是密歇根大学，以至于，一位教授还发邮件向她表示不解。而她只是对朋友说，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她对这个决定并不后悔。

徐晓宏有一个志向，是在40岁时，成为科拉科夫斯基。后者在牛津大学、耶鲁大学都任教过，是一位波兰学者，人生中，有一段漫长的、远离祖国的时光。

徐晓宏确实是一块“磁铁”，哪怕就在人们讨论的那一刻，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5个月，生命静止在45岁，静止在“助理教授”。但在安娜堡，线上线下悼念他的人有两百多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没和徐晓宏线下见过面，也赶着红眼航班来到现场。

会议厅里，头顶的灯光洒下来，屏幕上展示着两张不在场的主角的照片。一张是15年前在耶鲁，年轻人迎风看向远方，背后是暗淡下去的深蓝色天光；另一张在香港的某商场里，他靠着栏杆，低头看一本厚厚的书。

悼念以学术讨论的方式进行。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大部分时间，人们都在讨论徐晓宏的论文。

这些论文有一部分是他病重时写的。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罗毅（Roi Livne）目睹过徐晓宏的写作过程：“他的每一部手稿都经过长年累月的苦苦修改。写完、修改，再加两三层理论论证，然后再修改，一切都要重新来过。”对一些人来说，学术的生产和出版是个漫长的过程。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是和其耶鲁师兄花了六年时间，从2017年到2023年9月，经过多次迭代和删减，才最终发表。

他的社交平台和简历的更新，都停留在这一篇文章上。

这位曾被寄予厚望的学术新秀，读博时就在美国社会学顶级期刊发表过论文，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官网上至今能找到他发论文的新闻。但在好友张杨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最先提到的，是2023年下半年的两次谈话，徐晓宏告诉他，一篇文章被《美国社会学杂志》（AJS）拒稿了，“我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在英文期刊上发表过文章。”两个月后，他的另一篇文章被同一个杂志拒稿，他给张杨发微信：“下午大哭了一场。好几年没哭了，癌症确诊都没有。Feeling so tired of this game.（对这个游戏感到如此疲惫。）”张杨知道，在社会学研究重镇的密歇根大学，5年没发英文文章对一个助理教授意味着什么。

张杨还提到，2023年年末，重病的徐晓宏还必须在“半职工作”（工作量和薪水略减）和“长期伤残”（无需工作，薪水降至40%）两个选项中选择。“他是家庭的经济来源，但身体已无法支撑工作。”

2023年12月，徐晓宏去世。爱荷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爽记得，葬礼那天，播放了他生前录制的视频，第一句话是，“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追悼会”。这句话一出，在场的多数人都落泪了。接着，他开始回忆自己的人生，讲述自己长大求学的经历，随后话锋一转，聊到学术、韦伯。面对突然的转折，大家哭笑不得。“这个人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想的还是这些事情？”

对于认识徐晓宏的人来说，5月的这场活动，更像是一场迟到的精神葬礼。张杨说：会议的几位组织者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他的同事们、整个历史社会学界一起来读他的文章、评论他的文章。

朋友们都知道，这是徐晓宏喜欢的形式，“没有人比晓宏更喜欢辩论了”。

2024年5月，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罗毅在讨论会上发言，台下坐着陈朗（左三）。（崔頔/图）

陈朗准备的，是一张霍洛维茨1986年在莫斯科的演奏会CD。她为此“抢购了9天，买光所有库存”。

除了朋友和同行，学术讨论会现场还有一些陌生人，一位数学系博士生、一位学城市规划的学生、一位纽约白领、一位来密歇根探望孩子的母亲。他们对徐晓宏了解甚少，但无一例外，都读过他的妻子陈朗的悼文。

2024年2月，陈朗纪念徐晓宏的悼文在中国的互联网刷屏，引发广泛的讨论。文章中，有人轻易读到一个“野心勃勃、醉心学术的男人”，和一个“不断妥协、为家庭牺牲的女人”，有人说她用手术刀一样精准的语言来剖析婚姻关系，一些人给文章的评价是，“孤篇压倒全唐”。

陌生人不知道，陈朗其实也在现场。会议结束时，她站了起来，走向讲台。人们终于看清楚了她，短发，朴素，戴眼镜，气质温婉。

这个环节没有出现在会议的议程表上，在此之前，罗毅曾问她要不要说些什么。陈朗当时拒绝了，理由是，这是你们的专业领域。她似乎不应该涉足。

但最终，她站起来决定说些什么，比起激烈、漫长、专业的学术讨论，她的发言只有短短五分钟。

是关于一份礼物。密大社会学系为参会者提供的官方礼物是：帆布包、笔记本、贴纸。而陈朗，准备了一张霍洛维茨1986年在莫斯科的演奏会CD。

接着，她开始说话。这张唱片让她想起徐晓宏。霍洛维茨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离开了苏联，在西方生活60年后，他回乡演出，演出的门票大多给了社会主义精英。买不到票的学生在音乐厅外呼喊，试图进入。陈朗说，晓宏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

另一个理由是，CD里包含霍洛维茨演奏的舒曼的《梦》。她近来痴迷其中，因为那曲子似乎是关于英年早逝的灵魂。说到这里，她轻微地停顿，眼眶红了。

短暂沉默后，她继续讲述，讲述中有许多宿命感的细节。一位钢琴家朋友不同意她的看法，于是她在网上寻找证据，发现这首歌的无伴奏合唱版本会在俄罗斯每年的胜利日演奏，以纪念那些在“二战”中英年早逝的士兵。巧合的是，徐晓宏的生日是5月9日，罗毅告诉她，那天也是很多国家至今庆祝的胜利日。

她从亚马逊订购这张唱片，亚马逊单日限购4张，为此，她“抢购了9天，买光所有库存”——她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让笑声缓和了稍显凝重的气氛。她把这些CD送给远道而来的人，也给其他人提供iTunes的链接。

眼前这位精心准备一切的妻子，人们在读过她的文章后又发现，她是一位早慧而敏锐的学者，有一份几乎完美的简历，甚至比她的丈夫更加完美。

陈朗的父亲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父亲给她写的信，是初中语文阅读理解考题。她在16岁就出版了文集，书页上的简介写着“以学习为生，以考试为命，命中注定为此奔波至今”，文字与书页上方的苹果脸大眼睛少女照片一样活泼。之后，北大本科、哈佛神学研究硕士、耶鲁宗教研究博士，很长一段时间，她在研究晚明的佛教。2013年，她拿到了伍德罗·威尔逊国家奖学金——这是美国颁发给人文和社科领域的博士生，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奖学金。在那一年，将近六百名申请者，只有22人入选。

陈朗在美国生活了11年，之后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5年。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在香港理工大学获得一份竞争激烈的终身轨教职（助理教授），那时，徐晓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但她说自己对于“纯粹读书”没有浪漫化的想象，就业市场残酷而充满偏见，在新加坡时，一位历史系的男教授，曾当着徐晓宏的面对她说：“你最差最差就是当个黄脸婆嘛”，劝她不要接受香港的教职。当时，她和徐晓宏都没有理会。

另一次，她带一队香港的学生到内地交流，接待方的男教授祝酒时说：“祝男生都找到好工作，祝女生都找到好老公。”她不得不抗议：“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这种话语骗我的学生们”。

2019年，陈朗辞去教职，和徐晓宏一同来到安娜堡。

陈朗为朋友们准备的霍洛维茨1986年在莫斯科的演奏会CD。（资料图）

十几年里，这对伴侣辗转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分离有时，但始终努力陪在彼此身边。

回望过去，十几年里，这对伴侣的轨迹始终相似并相伴。

密歇根大学舞蹈系助理教授苗芳菲说，两人是在北大相识。徐晓宏比陈朗早3年进入北大，他曾打几份工来补贴家里，和朋友开过咨询公司，帮人写申请书，用晓宏的大学同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龙彦的话说，他并不天真，知道如何赚钱，但他仍然选择了社会学。在中文系的陈朗，在张祥龙、李猛等老师的影响下，兴趣转向哲学和宗教。

2005年，徐晓宏在美国圣母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之后进入耶鲁。在那里，他构建了前文所说的那个温暖、友爱的社区。一年后，陈朗开始在宗教系读博士。

8年博士毕业，失望也来了，徐晓宏没在美国找到任何一份学术工作。2014年毕业后，他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在热带的生活孤独，学术出版的限制也不少，4年后，他转到香港岭南大学，与妻女团聚。

在香港的日子，陈朗喜欢教课，想帮学生明心见性，又想教他们阅读、写文章、培养批判性思维。她最讨厌的是给学生打分，但她对学生要求严格，别人让她“放水”，她做不到。在她的悼文底下，曾经的学生留言：“在PolyU我印象很深的是她一天上9节课（编者注：应为6小时），她教我们冥想，说这样能快速恢复精力，我觉得真有效。直到有一天，她嗓子完全说不出话来。”

十几年里，这对伴侣辗转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分离有时，但始终努力陪在彼此身边。

时局动荡和更为严苛的学术制度，让徐晓宏做学术这件事变得艰难起来。转机发生在2019年，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准备给当时空缺的中国研究的职位寻找一位合适的学者。密大国际研究所时任所长高敏（Mary Gallagher）说，自己在获得终身教职的十分钟后，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当时的系主任，聘请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学家。“因为我们对中国及其未来感兴趣，我们认识到，中国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核心和根本。”

这次招聘很成功。本来计划招聘一位，但因为申请人的出色表现，密大决定聘任两位：一位是人口学家，另一位是比较历史社会学家。所有人都记得徐晓宏收到offer的兴奋。罗毅说，密歇根的社会学是世界上比较历史政治社会学最好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意味着他可以专心做更多研究，也有更多时间陪伴女儿。

徐晓宏热爱、也擅长搬家，辗转多地，唯有他的书一直带在身边。他们并不恋旧，“女儿没丢就行”，最后一次视频聊天里，陈朗开玩笑说。

从各个方面看，到安娜堡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起学术氛围平平的新加坡、评价体系更加强调数量的香港，美国的学术氛围和交流更加开放，评价机制也更灵活。无论生活空间，还是学术，这里都更让人舒展。

那个浙江山村的故乡越来越远。2022年8月23日，徐晓宏将一张著名的照片换作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那是2009年春天，湖北秭归县郭家坝镇一位三峡移民，用箩筐背着一株家门口的桃树，树上桃花正盛放。

许多人说，这张照片代表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一些朋友或许过了很久才会意识到，在那之前几个月，他确诊了癌症。

2022年8月23日，徐晓宏更换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资料图）

她所有的劲都耗在“生存下去”。

但在2019年，一切都是乐观的。大学的人文学科职位供给还充足，要再找到一份终身轨教职似乎只是时间问题，陈朗暂时在密歇根大学当研究员。新的生活开始了。

她仍在做与宗教相关的研究。密大社会学系经常邀请学者做讲座，苗芳菲在这里听过陈朗讲佛教，她惊叹，原来佛教和她想象的不一样，“居然是这么现代的东西”，这颠覆了她对这个学科的认知。

然而很快，新冠来了。

先是学校关门，六岁的女儿无法上学，他们和朋友两个家庭轮流带孩子。陈朗教英文、数学、中文，内容简单，最难的是怎么让孩子们坐下，把课听完。

另外一天也没法休息，需要把家重新收拾好，不然等孩子们第二天回来，又难以集中精力听课。和新冠期间的许多家庭一样，孩子占据了家长——主要是母亲的大部分精力和日程，时间开始支离破碎，偶尔腾出一点空，她坐到电脑前，尝试写些东西，也是“零零散散”。

美国劳工局的一项数据显示，新冠期间在家工作的母亲在育儿和家务上花费的时间明显高于父亲。母亲每天平均用于照顾孩子的时间为9.5小时，而父亲为5.5小时，在家务上，母亲花费的时间为1.7小时，父亲为1.3小时。这还是整体数据。

疲惫不堪。混合着疲惫、绝望与竞争的情绪一直堵在胸口，丈夫敏锐地察觉到了。

晓宏不希望也不期待这种沉默。当他听到我内心的尖叫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认为那可以被忽略或和他的成就相抵消。

陈朗在悼文里写道。

然而，夫妻双方都没有谈论过这个问题，似乎认定讨论本身全然无力。

但徐晓宏不是没尝试做些事，想改变妻子的处境。直到他去世后，陈朗发现了丈夫的一份笔记，那是为她向密歇根大学争取教职所做，里面记录了他们的基本情况。最上面一行写着：“Happy in her current job？（她现在的状态快乐吗？）”

这一切都太难了。

徐晓宏的朋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提及，如果伴侣都是学者，刚去找工作时，两人不太可能在同一所学校找到教职，即使有，也是极少数。这样的问题不仅他们俩会面对，所有相似的配偶都会面对。“有时，在人生节点上，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陈朗所有的劲都耗在“生存下去”。现实生活的另一面更为残酷：一件事越做越熟练，花的时间越少，那就越去做，例如家务、报税、带孩子。无解，她说。

徐晓宏的朋友中，爱荷华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陈爽尤其能体会到这种压力和痛苦。新冠之初那个学期，她刚好没课，丈夫在线上工作，同为女性，不得不花更多时间照顾家庭，尤其是小孩。“更可怕的是，我在照顾家庭，孩子就天经地义地认为，我就该那么做。”和同行们的线上会议，成为她的避难所。

社会学领域有更多公共讨论和线上活动，相比之下，宗教研究更为孤独，陈朗要做研究，更多需要坐定下来阅读文献。研究自然很难深入地做下去了。

疫情稍缓后，她开了一门给本科生的课，叫《佛教能否带来快乐？》。她想用这个题目把学生们“骗”来学佛教，教他们如何将佛教应用于生活。某一次课上，她正向学生们描述“好的生活”，忽然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好的生活”。 那时她厌倦了学术，想寻找一种“与自己的本心相契合”的生活，将自己的能量和优势都用上。

2021年，她提交了密歇根大学社会工作的硕士研究生申请。这无疑是一个跳出社会时钟的决定，三位女性学者帮她写了推荐信。

她宣布这个消息的社交媒体贴文下，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宗教社会学家赵文慈（Richard Madsen）留言：“我为你骄傲！”来自博导的电邮更让她惊讶和感动：以你的同理心和智识——真是少见的组合——你会成为一个很棒的社工！

人到中年，转换轨道，意味着离开学术界，“浪费”博士学位。后悔过吗？对于这个问题，陈朗说起自己在密歇根大学学生心理中心实习时，身边不乏大龄实习生，其中一位女士五六十岁，仍在读硕士，教授鼓励她继续读博，于是，她即将开始她的博士项目。

“所以我想中年人，特别是中年女人，一定不要妄自菲薄。”在给南方周末的回信里，陈朗写道。

徐晓宏去世后，陈朗发现了丈夫的一份笔记，是为她向密歇根大学争取教职所做。（陈朗/图）

她了解他的一举一动，注意每一个细节，饮食、喝水的温度、椅子舒适的角度。

与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一同到来的，是丈夫的癌症诊断书。

2022年春天，徐晓宏被诊断为肠癌四期。他始终乐观，且擅长“忍耐”，疼痛时不愿去医院。开始，总是陈朗给医院打电话，电话那头问，你先生不会说英语吧？陈朗几乎被气笑了。“他当然会说英文，但是他不愿意打电话，觉得过一会儿就会好。”

陈朗记述：

过去两年患癌的时光，他固执地自立着。我说我可以放下一切，脱产照顾他，他断然拒绝。我说我来帮你研究临床试验，他说这个学习曲线很长，他自己来就好了。除非万不得已，他拒绝让我陪他去外州看医生，在机场都用轮椅服务了，还执意要自己从机场开车回安娜堡，理由是坐着的时候是不疼的。那天我正好要作一个小报告，我说那个不重要，我不是非要去，我去机场接你。然而他不同意。

……

即使在他面临大幅度减薪的时候，他也不想动用一分我父母的退休存款，就想着自己怎么能接着工作而保持一些收入。

相比起“离开学术界”，这或许才是陈朗后悔过的事。她想过休学，徐晓宏说不用，不希望她停止读书。直到后来，她仍然会反思当时“做得不够好的”决定，“如果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就会走，我就先不读书，对吗？没有事情大得过他的死亡”。

两个人很相似，同样固执，同样倔强，同样独立。很少有人知道她那时确切的生活状态。时间变得奢侈，人像“转轮上的仓鼠”，上课、实习、照顾女儿、照顾病人。孩子睡了，她做功课，“把作业都做完就谢天谢地”，其他的事要塞进生活，得见缝插针。

近两年时间里，徐晓宏面对职业压力和疾病，而她独自应对生活的其他所有，甚至，想找一位合适的心理咨询师，也一直没找到。

2023年11月，手术和化疗已经无法控制癌细胞扩散，徐晓宏没有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SSHA（社会科学历史学会）年会，与此同时，经济也出现困难，几位朋友决定为他发起筹款。

陈朗起初并不答应。在接受帮助这个问题上，她和丈夫依循着从小受到的教育：得到别人的帮助要感谢和回报。而她已经精疲力竭，“连感谢的精力都没有”，连关心也觉得难以承受。

最后，张杨说服电话那头哭泣的她，在众筹平台上建立项目，这样可以群发消息，而不需一一对接、感谢捐款人。

作为某种对帮助的尽责回应，每隔两天，她都会在上面更新动态，帖子“写得详细而感人”。她最常提到的是两件事，一是向所有朋友表达感谢，二是细致记录下徐晓宏的情况。她的记录中，有时检查被安排在晚上，有时要凌晨四点前开车赶去机场，飞到别的地方寻求治疗方案。有一次，她在晚上九点送丈夫去急诊，直到凌晨四点看他被送进病房。

接受帮助本身也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这些帮助里，甚至包括百家饭。这是美国人的风俗，朋友们轮流给需要帮助的家庭送饭，朋友国别不同，百家饭的口味自然也不一样。刚开始，她很紧张，渐渐地，心终于放松下来，即便不一定合口味，那种体验却也奇特而温暖。

陈朗的父亲也从北京来了，这个大半辈子以写作为业的男人并不擅长安慰，只是默默做一些简单的饭菜，照顾女儿和外孙女。

筹款的进展很快。有的捐赠者她只是见过一次，有的甚至没见过，问起对方是谁，徐晓宏告诉她，这是以前的一位学生，是兼职读书的一位黑人牧师。但大约两周后，她还是关闭了筹款，并写下理由：“之所以停止捐款，是因为多年学习佛法让我学会知足。我和晓宏都认为，我们不会想要超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或许也和徐晓宏的病情恶化很快有关。最后一次住院之后，医生委婉地表达“没有治疗方案”，随后，他被转到临终关怀医院。

2023年12月9日，张杨从陈朗处得到消息，得知徐晓宏“每半天只有十几分钟的清醒时间”。学期末最后一堂课结束后，他和几位朋友分别订了机票，从美国各地赶到安娜堡。

朋友们目睹了陈朗的无微不至，她了解丈夫的一举一动，注意每一个细节，饮食、喝水的温度、椅子舒适的角度，把握他和朋友们交流的时间，徐晓宏稍显疲惫，她会暂停谈话，将丈夫推回病房。而朋友们在外面，等待着他下一个苏醒的十几分钟。

这位无微不至的妻子，在丈夫有限的清醒时间里，他们谈起过两个人都熟悉的话题，关于史铁生，关于“爱命运”，那是尼采的命题，在那个时间，“更加同意”了。

周末过后，12月12日，星期二，安娜堡难得晴天，徐晓宏去世。

2009年暮春，徐晓宏于耶鲁大学某栋楼楼顶。（陈朗/图）

“如果我们不结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赏他的思想和行动？”

尽管这篇报道很长，但必须承认的是，对于这段婚姻的表达，再多的文字、任何人的文字，都比不上陈朗自己的文字。时至十个月后，仍然有人在转发那篇悼文。

陈朗和南方周末的第一次视频采访是在2024年3月，直到视频见面的前一刻，她还在弹琴。有那么一瞬间，她忘记了约定的时间，以至于迟到了一点点。

她小时候学的钢琴，间断了二十多年，直到女儿要学琴才跟着拾起。

是钢琴代替了她发出尖叫。“人需要一个渠道把尖叫发出去，而常年的教化让你失去了这种能力”，陈朗说。徐晓宏过世之后，她不停弹奏巴赫的BWV974《D小调协奏曲》，这首曲子陪伴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在一款音乐软件里，曲子的第二乐章被五万多人收藏过，评论里的高频词是：温柔、忧伤、孤独、平静。

注定“孤篇压倒全唐”的文字还没出现在她的大脑里。直到有一天，张杨说自己正在写，并且告诉她，这可以是一个疗愈过程。

于是，陈朗也打开了电脑，让自己开始陷入回忆。

朋友们的悼文都给予了徐晓宏极高的评价，她知道，丈夫追求完美人格，标准很高，追求原创，不想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这些都是成为优秀学者的基础，但她并不在丈夫的研究领域之内，一种“不明觉厉感”由此而生。她想写下朋友们没看到的一面：他的痛苦，陷在这样的结构中的痛苦——

直觉告诉我，他会喜欢看到我这么做，他想让更多的人、让全世界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怎样努力地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证明传说中的“凤凰男”不都是他们想的样子。这种“证明自己”的努力是不是贯穿他的一生呢？这真让人心疼。

男权的结构要他——恐怕也要我在潜意识中想让他——事业成功、养家糊口、挥斥方遒、广交豪杰，关心国事天下事，它甚至告诉他身体疼痛的时候忍着不去看医生。但同时，他也感受着、承担着我的痛苦，却无能为力。

我们这一代学术工作者一直都被告知要坚毅：“不用比谁发的文章多，先比比谁收的拒信多。”但有的时候，那疼痛过于残忍，残忍到让人怀疑是否必要。

BWV974帮了很大的忙，它让陈朗回忆起徐晓宏被击垮的瞬间。

在手术前三四天，他最呕心沥血的文章被期刊拒绝了，而且是在他按照评审者的意见修改之后被同一个评审者拒绝的。他认定那个拒绝他的评审者知道他患癌的事情。我陪他去附近的一个公园走走，天气阴霾寒冷，周围几乎没有人。晓宏在山坡上大哭起来。那是野兽一般的嚎叫。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在任何会议发表这个研究，所有人都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他们就是不给我通过。我手足无措，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恨学术（体制）。

还有朋友们离开之后，他们独处的时刻，以及无法“夺回”他的无力感。

晓宏越来越频繁地自言自语，内容不是自己讲课就是主持别的学者的演讲，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全程说英文，自信、潇洒，几天前开始变得含糊的口齿又一次清晰起来。我坐在一边泪如雨下。我知道一个强大而不可知的力量正在把他从这个世界夺去。我多么想和他说说话，哪怕是在他最后的想象里。

2023年12月27日，那个晚上，她在床上抱着电脑，一直写到凌晨两点。早晨六点醒了，继续写。直到十点有事，才关了电脑开车出门。黑夜和白天，BWV974一直在脑海里循环，循环。

稿子本还可以一遍一遍改下去，她最后从宋词里找到了标题，定下《请君重作醉歌行》。

2024年1月18日，悼文发出，一夜之间，简体中文世界里不知多少知识女性读过。甚至“请君重作醉歌行”这一句，在不少搜索引擎中，陈朗的名字都出现在作者叶梦得之前。一夜之间，她成了那些势均力敌的伴侣关系的代言人。

这不是一篇“典型”的悼文。文中，她写到照顾停学孩子的疲惫不堪，写到报税、理财、做饭这样无穷无尽的繁琐，写到自己内心的尖叫，还有丈夫痴迷学术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强烈反差，震撼读者的是，对这一切的讲述，她毫无保留。

如果我们不结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赏他的思想和行动？我想起小孩因为新冠停学在家的时候，我在家里疲惫不堪，他在网上挥斥方遒。国家、革命、现代性，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和他的朋友们聊女性主义的时候，我心中冷笑。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

而对陈朗而言，当时，唯一的想法是“要诚实地写”。“你离死亡那么近，那种震撼让你觉得，你不在乎世上人说什么。你只想把最真实的东西写出来。比起刚刚经历的巨大的失去，你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再丢失了，所以我为什么不诚实？”她说。

尤其作为一个女孩的母亲。两天后，她为文章补充了几点说明：

我要诚实，不想续写“做你的妻子是我一生荣幸”之类的神话，来让更多的女孩子误解婚姻的意义。

陈朗在芝加哥美术馆, 背后是美国现代主义女画家乔治亚·欧姬芙的《云上的天空》，当时，徐晓宏带病在芝加哥大学讲座，她和女儿去了美术馆。（受访者/图）

那些无人知晓的眼泪就在悼文下积聚成河流，最终，海啸一般地涌向了陈朗。

这篇文章向所有幸福爱侣提出拷问：两个很好的人在一起，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像，怎么办？

尤其是，一些东西投射到具体的家庭场景里，变成明晰的分工，有没有工作，职位高低，收入多寡，决定了家庭分工的差异。这种隐秘、难以描述的权力结构，很多女性都感受到，但或许第一次，有人那么精准地将这种难以描述明晃晃地剖开。

有一天，苗芳菲发现，自己的母亲也转发了。苗芳菲很惊讶，“我以为她每天就负责种花呢”。母亲退休前在某省级社科院工作，她解释说，作为一名事业女性，陈朗文中所描述的挣扎，自己也都有经历，而她所在的单位，几乎每一位女同事都在转发和讨论。

一条留言或许能解释文章所引发的巨大共鸣：“在成长了的女性读者眼里，有勇气去诉说这些玻璃，不为‘悼亡’而妥协半分，实在太了不起。”在这篇文章里，事业女性们想到了过去人生的酸楚，那些隐匿的时刻被命名，被讲述，被照亮，无人知晓的眼泪在悼文下积聚成河流，最终，海啸一般地涌向了陈朗。

也有人表达对徐晓宏的抱怨，有的责难让徐晓宏的朋友们感到愤懑。“晓宏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女性主义者，新冠期间的各种网络活动中，当男性学者聊得兴致高昂时，晓宏会在微信群里提醒大家，‘我觉得下面该让女老师发言’。他是做得最好的。”陈爽说。

也有朋友表示不解：“徐晓宏做家务，做得比我好。”陈朗无奈：“这件事情和做家务没有关系。”

关于家庭分工，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将问题症结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她认为，资本主义将工作设计为“贪婪工作”模式，即“需要一个人随叫随到”。因此，家庭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分配分工，家庭内部也更容易强化传统性别规范，女性更多地承担了育儿和照护责任。戈尔丁因“发现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背后的关键因素”，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悼文被放在一起讨论的另一个例子是鲁迅和许广平。鲁迅劝许广平在家带娃，不要去挣那些小钱，因为“我写篇文章就挣出来了，你就不要去费劲了”。陈朗转发时说，“就连鲁迅这么成功的人，他都要把劳动成本和收入以家庭为单位在计算，别说我们这些在白人为主的机构里，用非母语写作的人。”

女性更有可能做出牺牲。“甚至有的时候你自己也是那么认为，觉得小孩离不开你。自然而然，日常生活那些琐碎的事情都落到了你的身上。”陈爽说，关于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也消失了。“我作为女性，在和男性学者聊天时，也会自然而然刻意地去回避聊家庭的事情。”

这一切可以被概括为“爱的代价”吗？文章里，陈朗写道：又有多少女人最终用“爱情”说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却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

视频画面中，短发女士笑了一下，她回答得很快、很坚定：不是。“其实徐晓宏付出的爱的代价比我可大多了，那是不可挽回的代价。而我热爱我现在的工作，这算是在低谷找到了本心或者说生命的意义吧。”2024年12月，再聊到爱的代价时，她补充道。

她说出自己对于爱的理解，“两个独立的人相互连接，是连接，而不应该是其中一方做出那么大的牺牲。失衡的付出，就是不公正的婚姻。”

另一次视频采访里，她说到另一种可能。

“我有时候想，如果我先生娶的是一个美国人，他会不会生活轻松很多，至少他老婆可以帮他改稿子。如果我嫁的不是一个比我高一年的研究生，而是一个比我高好多年的，他已经tenure（终身教职）了，他可以支持我。或者我嫁一个比我小好多的也可以，他读书支持我，或者我都已经tenure了，跟这人结婚，这都会非常不一样。”

绕不开的终身教职，是对拷问的第二个注脚：身处优绩主义和量化考核中的青年学者，面临着另一重结构性压力。

终身教职是美国高校为教授提供职业保障的制度，年轻学者通常需要在六七年的预聘期里，通过严格评估获得终身职位。

“像晓宏这个级别的学校，前几名的社会学系，那要求是非常严的，你要么有本很好的书，要么有几篇很好的文章，所以晓宏有发顶刊的压力。不发，工作都没了。”但张杨认为，“如果他活着，我相信他是能拿到终身教职的”。

生病前的徐晓宏，曾经也对此拥有自信。陈朗文中写道：

可能在他心里，他自己永远是那个从浙江山村蹦跶到北大、又蹦跶到耶鲁的孩子，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以为凭着一颗聪明的大脑、刻苦努力，还有善良，一切皆有可能。

社会学系主任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告诉罗毅，她希望晓宏的审查委员会考虑将终身教授职位评定程序提前。在美国大学的语境中，这意味着他们认为晓宏是可以通过评审的。最终是疾病摧毁了一切。徐晓宏去世前几天，罗毅告诉了他这件事，而他只是沉默了两秒，说，我不后悔任何事情。

《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克劳迪娅·戈尔丁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7月。

“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热爱理财和做饭的人，我会不会爱上他，这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

走在墓园里，我第一次注意到西人的墓碑——特别是那些古旧的——是多么的谦卑：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一些晚近的墓碑上会写：父亲，祖父，丈夫，等等。只有区区几个提到逝者的职业。也许在上帝或生死面前，所有这些只是虚妄。而肤浅如我，恨不得在碑上刻一个二维码，让所有好奇的路人都可以读到他的论文。

2024年1月27日，悼文发出9天后，徐晓宏的葬礼在一座贵格会教堂举行。不同于传统教堂，这里面，几排深褐色的木长椅围成一圈，中间的桌上放着悼念的花束和蜡烛，参与者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发言。陈爽说，这契合徐晓宏的性格和理念——不需要任何等级制度、倡导去中心化和平等。

陈爽对葬礼上的歌曲尤为印象深刻，四首曲子分别是：美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和英国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演奏巴赫的《圣母颂》、莱昂纳德·科恩的《Coming Healing（治愈） 》、鲍勃·迪伦和琼·贝兹的《Forever Young（永远年轻）》，还有朴树的《生如夏花》。朋友们觉得，这些曲子都熨帖着他的生平。

和作为礼物的霍洛维茨演奏会CD一样，它们既是陈朗的选择，也是徐晓宏的选择。

陈朗回忆起《圣母颂》。那是徐晓宏最后一次住院，疼痛侵蚀着他，她开车带他去医院，那时大剂量的止痛药已经失效，慌乱中，她在车上调出音乐，《圣母颂》流淌出来，晓宏的疼痛似乎立刻得到了缓解。关于这个合奏版本的另一个故事是，新冠期间，马友友在打疫苗时带着大提琴，为陌生人演奏了这首曲子。

后来，陈朗在丈夫的电脑里发现，徐晓宏生前已经在考虑自己的葬礼歌曲。他的选择里同样有：一首巴赫、一首朴树、一首科恩。

葬礼仪式之后，他们去了墓园。美国本土的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库利也葬在那里。悼文里，陈朗记述，墓碑将朝东，面向徐晓宏最爱的公园。

松林中，安放着他的愿望。张杨记得，那天所有人都铲了土，第二天，安娜堡飘起大雪。

丈夫去世后的第一个春天，是一个异常繁忙的春天。陈朗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女儿、课程、作业、实习。

徐晓宏的痕迹散落在生活里。一些在抽屉，一些零星在别处，还有一些送给朋友们留作了纪念。她始终没有“彻彻底底收拾一下”。她偶尔也翻看他的书，好奇他做的研究。

忙碌的唯一好处是，没有时间沉湎于哀伤。

有时，她会不经意地想起徐晓宏。例如学术会议上，见到他曾提起的学者，她下意识地抓起手机，想给他发信息：“这个人你说过，我终于看到他了，他这么有意思。”

还有一天，她走进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立刻开始落泪。法学院的建筑和耶鲁的很像，这些哥特式建筑集合了精美的雕刻、宏伟的拱门，二十年前一起在耶鲁读书的记忆，瞬间翻涌出来。又一次，她的直觉很精准。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四合院和耶鲁大学的哈克尼斯塔楼、斯特林纪念图书馆，都出自同一个建筑师之手。

她会在肠镜检查的麻醉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哭。在美国，这是一项45岁才开始的常规检查，但徐晓宏的去世让她开始担心。哭泣时，她和素不相识的护士讲起死于肠癌的丈夫。

她开始听克尔凯郭尔的传记。这位丹麦哲学家，家族中不断有人死去，他的父亲认为家族被上帝诅咒，并预言“我的孩子没有一个能活过我”。直到父亲去世，克尔凯郭尔为自己还活着感到惊讶：过去他从未认真考虑过33岁以后应该做什么，现在他活了下来，怎么办？

2024年9月，失去两个儿子的华裔作家李翊云，在新发表的自白式短篇小说《秩序粒子》中，同样提到了克尔凯郭尔。“无论如何，现在我读克尔凯郭尔的书已经太晚了。”小说中，作家借同样失去两个孩子的书中人之口说。

哪怕已经研究佛教多年，陈朗也依然不能释怀。“他走了之后，我可能有很多种方法来让我自己感到好受一点，但你永远无法让它变得好受一点。一个人45岁去世，他有太多事情没有完成。”

一开始，她的语气是理性的、平静的，到后来，声音轻下去，她微微红了眼，陷入一小片沉默里，最后她抬起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盛夏时，她再一次毕业了。她没有尝试回归学术界，而是获得了自己“梦想中的工作”——在大学里为学生服务的心理咨询师。“终于，我学过的哲学、宗教，我研究过的史铁生和阿阇世王……都在一个个生命中‘活’了起来。”

接下来，她要攒够咨询的小时数，考试，拿到心理咨询师的完全执照。

2024年5月，一本名为《“快乐”的历史》的书出版了。其中一章关于佛教与快乐的内容，是陈朗在陪伴丈夫抗癌时写的，她将这篇文章题献给病中的徐晓宏。2024年1月，在最后的校样中，她不得不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生卒年月。而书出版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

暑假里的最后一次视频聊天，我们才终于聊到那篇悼文。她刚刚完成所有作业，把女儿送去了夏令营，挤出来空隙。那天，这个问题才终于被提出：两个人如果想要同一种东西，生活是不是注定陷入零和博弈？这是不是一个悲剧？

这来自文中一个尖锐的段落：

他越成功你越痛苦。我说现在我明白了，人如果要结婚的话，就应该和跟自己爱好不同的人结婚，比如如果你爱虚无缥缈、形而上的东西，就最好嫁/娶一个发自内心热爱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的人。

人们关于这个段落讨论了很多个月，而如今，她的回答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热爱理财和做饭的人，我会不会爱上他，这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

2024年1月27日，安娜堡，徐晓宏的墓地，墓碑尚在制作中。（龙彦/图）

• （暨南大学黄雅兰老师、南方周末实习生胡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崔頔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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