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司令赏每人10万激励士气，刚领完钱就有人喊投降，立即一呼百应》
世人都说军心可鼓不可散，可在1948年那个炎热的夏天，襄阳城内却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当时的第15绥靖区副司令郭勋祺，为了激励士气，竟然当众打开军用钱箱，向每个愿意拿枪抵抗的士兵赏赐10万元。可谁知道，那些刚刚把钞票塞进口袋的士兵们，转眼间就纷纷喊起了投降的口号。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川军悍将，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心孤诣的激励之策，竟然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场发生在襄阳城内的最后时刻，到底经历了怎样戏剧性的转折？
一、襄阳告急：最后的堡垒
1948年7月的襄阳，天气闷热难耐。第15绥靖区司令部坐落在城中一处独特的建筑群内，这里原本是一座清朝时期的大型祠堂，后来经过多次改建，成了当地最坚固的军事要塞之一。
这座四进式的建筑群占地面积颇大，四周没有任何民房相连，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防御体系。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筑四角的四座两层碉楼，每座碉楼都用钢筋水泥浇筑而成，墙体厚达一米有余。碉楼上开设了多个射击孔，既能居高临下观察敌情，又能形成交叉火力掩护。
而在建筑群的正中央，还矗立着一座三层主碉楼，这座碉楼是整个防御体系的核心。主碉楼地下有一条秘密坑道，直通司令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的办公室，可在紧急情况下作为躲避和转移之用。
就在7月15日这天的黄昏时分，中原野战军的炮声打破了襄阳城的宁静。6纵和10纵的主力部队，约两万余人，分别从城外四个方向向襄阳发起了猛烈进攻。此时的襄阳城内，仅剩下整编第164旅和第104旅的残部。这些部队大多是从外围据点仓促撤回的，士气低落，战斗力更是所剩无几。
当晚，城防很快就被突破。守军且战且退，最后只能退守到司令部这座最后的堡垒。康泽和郭勋祺两位长官带着数百名伤兵和残余部队，躲进了这座固若金汤的碉楼群内。
16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在襄阳城头时，原本插在城墙各个据点的青天白日旗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面白旗在晨风中飘扬。康泽和郭勋祺从碉楼的射击孔向外眺望，城内外到处都是解放军的身影，他们正在有条不紊地部署着最后的总攻。
此时的司令部内，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沉默。数百名受伤的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院子里和走廊上，有的在低声呻吟，有的则麻木地望着天空。没有受伤的士兵也都蜷缩在碉楼的各个角落里，谁也不愿意露头。就连平日里总是趾高气扬的参谋人员，此刻也都躲在了坑道里，不时传来压低的议论声。
人都说兵败如山倒，此刻的第15绥靖区司令部，正如一座即将倾覆的大厦，只待最后一击。而这座曾经令襄阳百姓闻之色变的军事要塞，此时也即将迎来它最后的时刻。
二、川军名将的最后一搏
郭勋祺作为川军名将，其军事生涯可追溯到民国初期。他曾在四川军阀刘湘麾下任职，参与过多次军事行动，以善于统兵著称。1933年，在川军征讨红军的战役中，郭勋祺指挥部队在四川境内与红四方面军展开激烈交锋，其战术运用和临场应变能力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抗战爆发后，郭勋祺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在与日军的对抗中表现出色。战后，因为在战场上的表现，被任命为第15绥靖区副司令，负责襄阳地区的军事防务。在他的管理下，绥靖区的军纪一度相当严明，这与他在川军时期养成的严格军风有关。
然而，1948年7月16日这个早晨，这位经验丰富的将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随着中原野战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司令部内的军心已经开始动摇。院子里和走廊上躺满了伤兵，有的是在城防战中受伤的，有的则是从外围据点撤退时带回来的。这些伤兵大多失去了战斗力，却还在消耗着司令部内本就不多的医疗物资和食物。
就在这时，郭勋祺想起了存放在司令部仓库里的一批钞票。这批钞票原本是粮食部用来征收粮食的，数额相当可观。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10万元虽然已经因通货膨胀而大幅贬值，但对普通士兵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上午九点，郭勋祺命令警卫员搬来了装钱的木箱。他站在中心碉楼的二层，对着院子里的伤兵和士兵大声宣布：＂弟兄们，援军很快就到，只要能拿起枪来保卫司令部的，人人都有10万元重赏！＂
这个消息在院子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原本躺着、坐着的伤兵们开始蠢蠢欲动。有人拖着伤腿走来，有人甚至是被战友搀扶着过来领钱。发钱的场面一度相当混乱，到后来索性变成了不计数目的随意分发。
领到钱的士兵确实有一些拿起了枪，开始向城外的解放军射击。但这种零星的抵抗显然无法改变战局。围攻部队采取了更为稳妥的策略，用迫击炮对碉楼进行点射。从早上6点到下午3点，炮弹一发接一发地落在碉楼周围，震得楼内的守军头昏脑涨。
这种情况下，郭勋祺仍然坚持在中心碉楼的中层指挥。他选择这个位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顶层容易遭受炮火打击，底层又可能被射击孔射入的流弹所伤，而中层既能避免塌方的危险，又便于观察战场态势。
然而，这位川军悍将精心安排的防御部署和临时的重赏策略，最终都未能挽回已经崩溃的军心。那些刚刚领到钱的士兵，很快就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纷纷响应投降的号召。这个场景，恰恰印证了一个古老的军事真理：军心一旦涣散，任何物质激励都无法挽回。
三、金钱难买军心
下午3点15分，一声响亮的＂投降不杀＂从城外传来。这个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整个司令部区域。紧接着，第一个投降的声音从司令部东南角的碉楼传出。那是一名刚刚领到10万元的士兵，他将步枪举过头顶，高喊着：＂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这个声音像是引发了连锁反应。转眼间，司令部内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投降的呼喊。那些刚刚领到钱的士兵，有的直接从射击孔扔出了武器，有的则干脆举着白布朝外挥舞。更有甚者，将领到的钞票撕成碎片从窗口抛洒出去，以此表明自己投降的决心。
司令部的四座角楼里，陆续有士兵举着白旗走出来。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还穿着沾满血迹的绷带，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向解放军的方向。中午时分还在争抢领钱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上一秒，此刻却已经被眼前的投降潮完全淹没。
郭勋祺站在中心碉楼的射击孔前，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仅仅几个小时前，他还信心满满地打开钱箱，试图用金钱来维系军心。然而此时此刻，那些被他寄予厚望的钞票，要么被撕得粉碎，要么被随意丢弃在地上，被踩得污浊不堪。
在投降潮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西北角的碉楼。那里的一个班长，刚刚替他的十几个手下一起领了钱，转身就组织起了集体投降。这个班长甚至还将装钱的布袋系在枪杆上，做成了一面临时的白旗。当他带着全班士兵走出碉楼时，那个载满钞票的布袋在微风中摇晃，恰似一面无声的嘲讽旗帜。
到了下午4点，整个司令部已经只剩下中心碉楼还在负隅顽抗。此时的郭勋祺，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精心准备的最后一招不仅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加速了溃败的进程。那些士兵拿到钱后，反而更坚定了投降的决心，似乎这笔钱成了他们新生活的一笔启动资金。
在司令部的地下坑道里，几个参谋发现了被遗弃的钱箱。箱子里还剩下不少钞票，但已经没有人对这些纸币感兴趣了。有的士兵甚至在投降前将自己领到的钱放回了箱子里，仿佛这些钱成了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
此时的襄阳城内，已经到处飘扬着白旗。而在司令部的院子里，那些被随意丢弃的钞票在风中翻飞，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古老的道理：军心这种东西，从来就不是用金钱能够买到的。当大势已去之时，再多的物质激励也无法改变战争的走向。
一位目睹全程的伤兵后来回忆说：＂那天的情形，简直像是一场闹剧。钱刚发到手里，转眼间就有人带头喊投降。最可笑的是，有人把领到的钱往天上一扔，大叫一声＇这钱花不着了＇，然后就往外跑。这一喊不要紧，立马就是一呼百应，大家都跟着往外跑。＂
四、最后的时刻
下午4点30分，中心碉楼内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康泽和郭勋祺两位长官此时已经退守到了地下坑道。就在这时，一名年轻的通信兵跑进坑道，报告说解放军已经控制了整个司令部区域，只剩下这座中心碉楼还在抵抗。
这个消息传来的同时，碉楼外传来了更大的动静。解放军的战士们开始有条不紊地布置攻坚装备。重机枪的射击声此起彼伏，子弹打在碉楼的水泥墙上，发出密集的撞击声。几门迫击炮也被推到了有利位置，随时准备对碉楼发起最后的打击。
在这紧要关头，一位姓张的参谋长提出了一个建议：趁着天还没黑，不如设法突围。他指出地下坑道有一条秘密通道，通向城西的一处民居地下室。这条通道是1947年修建的，专门用于紧急撤离，平时用木板和杂物遮掩着入口，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然而，就在讨论突围方案的时候，坑道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十几名士兵举着枪冲了进来。这些都是先前领了钱的士兵，此刻他们却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长官。领头的一个班长大声说：＂长官，外面的解放军说了，只要我们劝你们投降，就既往不咎！＂
看到这一幕，连最后一丝侥幸也烟消云散了。在场的军官们放下了武器，举起了双手。有人打开了地下室的铁门，示意解放军进来接收。当第一批解放军战士走进地下室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场景：十几个军官站在墙边，而在他们脚下，散落着大量的钞票，那是先前发放剩下的。
这些钞票后来被清点时发现，还剩下将近百万元。解放军的战士们将这些钱收缴上交，作为战利品。而当他们检查地下室的时候，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一个装着金条的小铁箱。显然，在发放纸币的同时，军官们还留着这批黄金作为最后的后路。
当天傍晚6点，襄阳城内的战斗全部结束。在这场持续了不到24小时的战斗中，第15绥靖区的主要将领全部被俘。而那些领了钱又投降的士兵，大多被就地遣散。他们带着那10万元钞票，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多年后，一位参与接收的解放军老战士回忆道：＂进入地下室的时候，看到满地的钞票，还有那个藏着金条的铁箱，真是令人感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连最基本的军心都无法维系。那些钞票躺在地上，就像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整个投降过程出奇地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流血冲突。解放军按照事先制定的策略，对投降的官兵既往不咎，体现了宽大政策。而那些参与劝降的士兵，也因为及时觉悟，得到了从宽处理。
五、历史的回声
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襄阳城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点工作。在第15绥靖区司令部的废墟中，解放军战士们发现了大量的文件资料。其中包括了一份详细记录郭勋祺部队历年军饷发放情况的账本。这份账本的最后一页，正是那笔10万元重赏的记录，上面还沾着几滴墨迹，显然是仓促间所记。
在司令部的各个角落，散落的钞票被一一收集。这些钞票中，有完整的，有破损的，甚至还有被撕成碎片的。据负责清点的战士回忆，光是从中心碉楼周围就收集到了数十万元的钞票。这些钱大多是投降时被士兵们丢弃的，有的甚至还带着泥土和脚印的痕迹。
更令人注意的是，在清理战场时，人们在一个伤兵的背包里发现了一份手写的日记。这名伤兵是第15绥靖区的一名普通士兵，在战斗中负伤后被俘。他的日记最后一页记录了领到10万元后的所见所闻：＂上午刚领到钱，弟兄们还在数着票子笑。到了下午，却没人把这钱当回事了。有人说，这钱还不够买一斤大米，还不如保住性命要紧。＂
通过对战俘的审讯，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也逐渐浮出水面。原来，在发放重赏之前，郭勋祺曾召开过一个紧急会议。会上，有参谋提出应该把钱分批发放，以确保士兵们的忠诚。但这个建议被否决了，因为当时的形势已经来不及从长计议。
在审讯中，一位被俘的连长说出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时有不少士兵领到钱后，第一反应不是继续战斗，而是赶紧把钱藏起来或者设法交给当地的平民保管。这种行为表明，在那个时刻，士兵们早已对战争的结局心知肚明。
战后，解放军在整理缴获的文件时，发现了一份关于第15绥靖区军饷发放的统计表。这份文件显示，在1948年上半年，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士兵们的实际工资购买力已经下降到了极低的水平。而那笔10万元的重赏，按当时的物价来算，确实如那位伤兵所说，还不够买一斤大米。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后的调查中，人们还原了当时发放重赏时的具体场景。根据幸存者的描述，钱是用几个木箱装着的，由警卫员搬到院子里分发。当时没有具体的发放名册，也没有签字确认的程序，完全是靠现场叫喊和临时统计。这种混乱的发放方式，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军心涣散的状况。
在襄阳战役结束后不久，当地的群众在打扫战场时，还在一些角落里发现了被遗弃的钞票。这些钞票后来被收集起来，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在当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里。每一张钞票上的褶皱和污迹，都在诉说着那个特殊时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