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何应钦接着吴稚晖的话悠然说道。
何应钦说完，白崇禧把话接了过来，“革命是大家的事，总司令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
李宗仁也站起来发言，但语气和态度却是委婉了不少，“请总司令自决去处。”
1927年，宁汉对峙之际，蒋介石在徐州被孙传芳击败，其党内军内基础的脆弱性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把压力给到了蒋介石，逼迫蒋介石下野，而作为蒋介石最后一根稻草的何应钦，此时的态度竟然暧昧了起来。在拉拢何应钦被当面拒绝后，蒋介石祭出了一招“以退为进”，打算以辞职为要挟，做最后一搏。
素有“师爷”之称的吴稚晖赶紧召集南京要员开会，挽留蒋介石。会上，吴稚晖首先发言，左不过前线正在北伐，蒋介石是北伐的主要领导者，不能轻易辞职云云。但新桂系与何应钦却用实际行动又一次教育了蒋介石及其幕僚们。
8月13日，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宣布下野。作为蒋介石结义兄弟兼资深幕僚的黄郛，此时刚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没多久，他决定与蒋介石共进退，也在几天后宣布辞职。
1. 新桂系的崛起之路蒋介石下野后，冯玉祥对宁汉双方进行调解，汪精卫也借坡下驴，表示论事不论人，宁汉对立局势由此缓和了下来，李宗仁前往武汉与汪精卫面商宁汉合作事宜，路上却见到大量武汉军队在安庆附近的长江两岸驻扎。
安庆，连同整个安徽，早就被新桂系盯上。只因为徐州失守，第一军、第七军驻防南京，新桂系一时腾不出手来占领这些地区。武汉部队此时东进，可以说是趁虚而入。李宗仁对此自然是一百个不乐意。
庐山会谈时，李宗仁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汪精卫把目光转向唐生智，“孟潇兄，你能否考虑把东下的部队暂时停在安庆呢？”对此，唐生智一口回绝。
唐生智的部队本隶属于武汉，但汪精卫却不能节制。李宗仁见此便不再把汪精卫放在眼里，曾经“反蒋拥汪”的旗号也按下不提了，这是后话。此时的李宗仁未达目的，但也只能罢休，与汪精卫派遣的谭延闿、孙科返回南京。
随后，唐生智带着部队继续东进，但李宗仁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孙传芳已经从龙潭南渡，打算破釜沉舟，与北伐军在南京决一死战了。
在南京防守的第一军各部抵挡不住北洋军的猛烈进攻，甚至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军长何应钦面对危如累卵的局势，也有了脚底抹油的想法。南京城内的政府机关、党部、报馆等纷纷摘下招牌。此时的谭延闿也非常后悔跟着李宗仁来到南京，“德邻先生，你莫不是要把我们请到南京来当俘虏哇？”
危急关头，李宗仁站了出来，拦住了想要逃跑的何应钦，并让第七军接替第一军抵抗北洋军的进攻。巧合的是，白崇禧从上海返回南京途中，被北洋军阻挡在了镇江、无锡之间，于是就调动了沪杭路第一军向龙潭进攻，并把这个消息通过上海的电台告知了李宗仁。
破釜沉舟的孙传芳在腹背受敌之下，局势逆转，落了个全军覆没的下场。而龙潭战役也成为北伐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次战役。白崇禧在这场战役中居功至伟，谭延闿亲自写对联祝贺，“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以“李白”为代表的新桂系也因为这一战而身价大涨。
2. 新桂系坐上了“头把交椅”9月5日，汪精卫与武汉政府要员抵达南京，却看到街上了无处不在的“反汪”标语。汪精卫气得顾不上温文尔雅了，直接质问李宗仁，“你们既然欢迎我来到南京，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李宗仁对此进行了耐心的解释，但汪精卫的气还是没有顺过来。他在南京稍作停留，就去了上海租界，汪精卫的政治势力也随之而去。李宗仁在国民党内根基较浅，此时便有意结交谭延闿、孙科等人。二人并不属于汪系一派，也乐得与他交往，并把他带去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冠盖云集，蒋系、汪系、西山派，国民党要员能来的都来了，只有蒋介石因为在和汪精卫闹意见而没有前来。各方势力在上海会谈了几天，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作为国民党最高政治领导机构。
西山派，以张继为首，包括林森、邹鲁等人，他们都是同盟会时代的老人，并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有异议。孙中山去世后，他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集议，主张坚决反共，与当时蒋汪的政策相对抗，因此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简称西山派）。
李宗仁与西山派相遇后，可谓是相见恨晚。一边有枪杆子，但缺乏政治资源；一边是政治资源充足，但因为没有自己的枪杆子，导致自己的呼声总是被蒋汪两系忽视。于是，崛起的新桂系和与蒋汪不对付的西山派顺利牵手。随即，他们以汪精卫在宁汉对立中“反共过迟”为借口，开始了对汪精卫的攻击。
9月15日，“特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谭延闿主持会议，张继做政治报告。会议任命了一批国民政府政务委员和军委会委员。特委会和军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新桂系坐上了国民政府的“头把交椅”。南京政府表面上由谭延闿、李烈钧主持，实际上都要听从“李白”的意思，军委会亦是如此。
3. 一招不对，努力白费新桂系得势之后，态度蛮横，大肆收敛，自己吃肉，别人喝汤都不行，很快就引起了各方势力的不满。其中最早不满意的就是何应钦。
军委会一共有三个常委，分别是程潜、何应钦、白崇禧。程潜虽然是常委之首，但此时的他没有自己的部队，“李白”用他只是看重他的资历，并没有给他实权。而何应钦的待遇与程潜没差多少。
何应钦认为自己与白崇禧私交不错，且帮助新桂系向老蒋“逼宫”，就连让新桂系声名大噪的龙潭大捷都有自己的参与。现在新桂系如此这般，实在是有些不厚道。但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心眼，何应钦还斗不过如日中天的新桂系，于是只能忍气吞声。
此外，腾出手来的新桂系联合谭延闿、程潜，收拾掉了唐生智，逼迫其下野。程潜被任命为湘鄂两省最高行政长官，但新桂系认为两湖是他们的，应该由他们说了算。新桂系在把湖北税收收进自己腰包后，又向程潜要求“对湖南的烟、酒、盐等税收进行直接征收。”
程潜认为新桂系太贪，就予以了拒绝。此时的李宗仁也顾不上吃相了，直接趁程潜来武汉开会之际，将其扣下，任命鲁涤平治理湖南。
为了应对新桂系咄咄逼人的态势，曾经势同水火的蒋汪两系，这时也决定联合起来。汪精卫专门赴上海与蒋介石商讨，决定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打破新桂系专权的局面。
此时，新桂系、蒋系、汪系形成了鼎足之势。会议召开前，一直拥戴汪精卫的张发奎发动了反对李济深和新桂系的广州事变，广州的红色武装也抓住这个机会进行了起义。
此时的新桂系出了个昏招，他们立即以南京政府的名义下令，讨伐张发奎，通缉汪精卫，把汪精卫赶去了法国。但正是汪精卫的退出，打破了三足鼎立的局势，使得蒋系势力一家独大。
若是汪精卫不退出，凭借其政治能量，新桂系还能在政权、党权上讨得一席之地；但随着汪精卫的退出，汪系势力没有了任何发挥的空间，蒋系势力自然不会给新桂系任何生存空间，直接控制了党权、政权、军权。
1928年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还兼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
至此，新桂系彻底失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