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山西阳高县一场普通的订婚宴，因婚房内的一夜纠葛，演变成轰动全国的“订婚强奸案”。男方席某某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女方吴某某坚称遭遇暴力侵害，而被告席某某的母亲郑女士却在案件二审结束后，孤身向检察院提交控诉材料，剑指12名办案人员涉嫌玩忽职守。
这场案件不仅涉及性侵罪名的认定，更暴露出基层司法程序中的重重争议：DNA鉴定未出结果便批捕、关键录音证据被指断章取义、办案卷宗存疑……真相究竟如何？公众期待的不只是一纸判决，更是对司法公正的拷问。
2023年1月，席某某与吴某某经婚介所相识，双方家庭迅速敲定婚事。5月2日，两人举办订婚宴，男方支付10万元彩礼并签订婚约协议，约定年底结婚。当晚，两人入住婚房发生关系。5月4日，女方报警称遭强奸，男方被警方带走调查。5月15日，阳高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席某某，此时DNA鉴定尚未完成。12月25日，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席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男方当庭上诉。2025年3月25日，二审庭审结束，择期宣判。
女方称当晚明确拒绝，男方则主张“婚内性行为不违法”。女方母亲提供的一段录音中，席某某对“强暴事实”仅以“嗯”回应，但郑女士称儿子当时在连接蓝牙未听清问题。双方曾约定若悔婚需退还双倍彩礼，案件背后是否存在经济纠纷？
郑女士控诉的核心，在于阳高县公检两部门在办案过程中涉嫌违反程序正义。未等DNA结果就批捕，办案流程是否违规？
警方5月4日、5日取样，5月8日送检，鉴定结果5月19日才出具。阳高县检察院却在5月15日批准逮捕，未等待关键物证结果。此举违反《刑事诉讼法》第87条“全面审查”原则，可能导致证据链缺失。郑女士称案卷中缺少关键笔录，例如女方最初报警时的陈述细节。警方未调取婚房所在小区的监控录像，是否存在取证疏漏？被控诉的12名办案人员包括公安侦查大队长、检察官等，若查实程序违规，可能面临渎职追责。法律专家指出：“批捕阶段需严格审查证据，若仅凭口供定罪，易导致冤假错案。”
此案引爆的不仅是司法程序争议，更折射出传统婚恋观念与法律定义的冲突：订婚被视为“准婚姻”，性行为常被默认为“合法”。但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妇女意志的性行为仍构成强奸。
二审结束后，郑女士的控诉行动引发广泛关注。她在接受采访时几度哽咽：“孩子一直说自己是冤枉的，我相信他！”“检察院不给出具收件证明，我只能再寄一份材料。”“录音里的‘嗯’根本不是认罪，他们断章取义！”这位母亲的不懈抗争，不仅是为儿子翻案，更是在挑战基层司法中可能存在的痼疾。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指出：程序违法危害大于实体错误，若办案人员为求效率忽视程序，将动摇公众对司法的信任。DNA鉴定是性侵案关键证据，未等待结果即批捕，可能导致事实认定偏差。建议引入第三方监督，对争议案件应建立异地审查机制，避免地方保护主义。
“订婚强奸案”的二审判决尚未落地，但案件引发的讨论已远超个案范畴：当传统婚约遭遇现代法治，如何平衡情理与法理？当程序漏洞遭遇个体悲剧，司法系统如何自证清白？当一位母亲孤身对抗公权力，公众又能做些什么？这场官司或许终将落幕，但它留给社会的思考，远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