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二战期间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的名气在苏军顶级战将中并不算闪耀，20世纪70年代曾担任英国陆军参谋长的理查德·卡弗元帅甚至将他列为“二等军人”。造成这样误解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华西列夫斯基在二战期间长期担任苏军总参谋长一职，直接指挥战役的机会并不多。即便他在很多时间都以统帅部代表的身份在前线指挥作战，但每场战役人们更多地会提及方面军的指挥员或者是集团军的指挥员，往往忽视了华西列夫斯基的贡献。
其二是华西列夫斯基为人谦和、待人友善，不争功、不逐利。斯大林曾经对自己的爱将开玩笑说：“瞧您指挥这么一大批部队，而且您干得不坏，但您自己也许连苍蝇都没有欺侮过。”
1943年1月18日，华西列夫斯基凭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出色指挥晋升大将军衔。29天后的2月16日，他又被晋升为苏军元帅，是二战期间苏军第二位晋升元帅的将领，第一位是朱可夫。他因此被誉为“火箭将军”。由此可见，华西列夫斯基在军中和斯大林心中的地位。
华西列夫斯基于1895年9月30日出生在莫斯科东北200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州新戈利奇哈镇，这里是伏尔加河畔。父亲是一位神父，微薄的收入无法满足全家最起码的生活需要，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兄弟姐妹从小就需要帮助父母在田间劳作。
一战爆发前，他即将读完中学，随几名同班同学应征入伍。幸运的是他没有被送往前线，而是在1915年的时候被送入阿列克夫谢耶夫军事学校学习。沙俄在一战中鲜有亮点，前线的巨大消耗，让当局不得不从后方补充新的兵员。华西列夫斯基在军校学习了4个月，就被派往罗斯托夫的预备营，同时晋升为准尉军衔。9月，他被派到西南方面军的第9集团军第103步兵师，同奥匈军队作战。
“十月革命”爆发时，华西列夫斯基已经是一名上尉营长，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中选择加入红军。至1920年11月，他所在的第48步兵师调到苏联西部的斯摩棱斯克驻防，负责当地的剿匪任务。在此期间，他的营因为士兵普遍年纪偏大被解散。1922年，苏联红军改制，他被任命为第142团副团长。不久之后，该团团长被送入军校学习，华西列夫斯基代理该团团长，又正式任命为团长。
同年9月，部队所在军区举行了一次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对抗演习。这次演习是苏联红军成立以来首次举行的大规模演习，红军总部非常重视，时任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和第一副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都参与其中，华西列夫斯基和沙波什尼科夫很可能在这个时候结识。整整20年后，华西列夫斯基从沙波什尼科夫手里接过了苏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正是通过这次演习，让华西列夫斯基打开了眼界。他认为军队要下功夫提高指战员的战斗素质、指挥员的军事理论修养和作战水平。因此他开始在自己所在的部队开展各种军事技术训练，其中还包括提高官兵的体能素质和军事体育训练水平。他在这方面的成绩得到了上级的关注，自己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参谋型指挥员的指挥风格。
在第48步兵师沉练了10年，华西列夫斯基调入苏联军训部任职。这个新成立的部门主要负责全军军事训练的安排部署和督导检查等工作。在此期间，华西列夫斯基有机会深入研究大纵深进攻战役的理论，以及诸兵种合成战斗动作协调等一系列当时最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这为他日后成功谋划和指挥大规模战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赏识华西列夫斯基才干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军训部部长谢佳金，后者经常委派华西列夫斯基到各军区的野战部队检查训练成果。1933年夏天举行的一场诸兵种大纵深战役演习中，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演习导演司令部的参谋长。他在演习前后忙碌了4个月，参与编写了《大纵深诸兵种协同战斗细则》和《步、炮、坦、空在现代诸兵种战斗中的协同动作细则》，这两个文献后来广泛推广到全军各部队。
1934年，华西列夫斯基担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军训部长。他在此期间结识了很多日后苏军的著名将领，包括布琼尼、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等人。
1935年，苏联普遍施行军衔制，华西列夫斯基当时被授予上校军衔。他不久离开伏尔加河沿岸军区，进入总参谋部学院深造。次年9月，他调入总参谋部担任战役训练处处长，从此开始了在总参谋部的工作。
1939年初，欧洲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苏联决定在总参谋部设立作战部这一核心部门，华西列夫斯基担任作战部副部长，并继续兼任战役训练处处长一职。几个月后，他晋升为少将军衔。
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但苏联方面并不认为这会给苏联带来长久的和平。德国入侵波兰后，斯大林要求总参谋部着手编制“应对突发事变的苏军战时集中和展开作战计划”。这项工作由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负责，具体工作则由时任作战部长的瓦杜丁和副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完成。
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的工作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斯大林甚至还亲自过问了他的家事。他的父亲是一个守旧的人，当时的处境很差，华西列夫斯基自从参加红军以后，就已经和父母断绝了一切联系。斯大林允许华西列夫斯基在经济上接济一下他的家人，以便他可以安心自己的工作。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于次日成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6月30日，成立以斯大林为主席的国防委员会。总参谋部的工作职能也进行了调整，它成了大本营的办事机关。7月30日，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
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曾经描述了总参谋部在战争初期的工作场景：作战部就像是一个蜂房，蜜蜂从前线飞回来，带来了紧急情报，立即分发到当时根据战斗方向成立的三个处——西方处、西北处、西南处。各个方面军司令部都把他们的情况汇总到这里，经过处理再转给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然后他们把新的训令下达给前线各部队。
作战部里挂满了各种比例和各种用途的地图，电话机话筒上的连线长达10米以上，这是为了一边听电话，一边随手在各处的地图上做好军事标记。十多部电报机和几十部电话终日终夜的工作，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有时还需要靠通信飞机或侦察飞机与前线保持联系。
在这段时间，华西列夫斯基经常对部下说的话是：“准确、可靠、及时的情报，对一个参谋人员来说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前线有什么变化？苏军和德军部队的位置在哪里？战斗在什么地区进行？援军要派往何处？什么地方需要技术兵种？需要哪些技术兵种？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有条不紊、不失时机地传到大本营和最高统帅部。
1941年8月，德军“南北分兵”后，战场上最危险的地段是西北的列宁格勒和西南的基辅，莫斯科所处的战线中段形势比较稳定。此时，苏军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最关心的仍然是莫斯科方向。总参谋部判断在冬季到来前，德军仍然会在莫斯科地区发动新一轮攻势，目的是取得战场上的标志性胜利。
事实证明，总参谋部的判断完全正确。进入9月后，德军将重点进攻方向重新选在了莫斯科地区。苏军在莫斯科保卫战的初期遭受了重大损失，德军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两个地区围歼了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主力。10月7日，由斯大林授意，华西列夫斯基亲自起草命令，由朱可夫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全权负责莫斯科地区的作战。
10月14日，苏联统帅部决定将莫斯科城内包括总参谋部在内的政府机关、外交使团、工厂和学校等机构撤到后方。在这项命令中，总参谋部在莫斯科设立一个作战参谋小组，由10人组成，受华西列夫斯基领导，直接对斯大林负责。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则带领总参谋部其他人员撤离了莫斯科。从这次安排来看，斯大林已经非常倚重华西列夫斯基。他也在10月28日晋升为中将军衔。
在莫斯科城下，德军除了遭遇越来越顽强的抵抗之外，他们很快遇到了第一个天敌，就是秋雨季节泥泞的道路。德军的坦克和车辆陷入泥土里，失去了快速推进的能力。斯大林自然清楚莫斯科地区的气候，用不了多久寒冬就会到来，到时候苏军的防御压力会大大减轻。他打算向德军发动反击，在征求作战参谋小组的意见时，华西列夫斯基认为从各方面情报汇总来看，德军仍然计划发动新一轮进攻，所以他们还保有着强大的进攻能力，所以建议苏军不应急于反击。
苏军的防御作战持续到1941年12月初，气温此时已经降至零下近40度。12月5日，苏军在莫斯科城下的反击开始。而就在不久前，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病倒了，斯大林于是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出任代理总参谋长。为了能够顺利完成这次反击，斯大林委派华西列夫斯基前往科涅夫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坐镇指挥。
此举事出有因，作战计划下达后，科涅夫似乎并没有什么信心，还向斯大林列举了一大堆理由来证明他无法发动进攻：方面军所属的每个师平均只有两三千人，而且缺乏炮兵支援，坦克也不足。总之，科涅夫强调，即使能得到朱可夫的大力支援，他也只能勉强发动局部性质的进攻。而并非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对德军纵深实施强大突击。
对科涅夫所列举的理由，华西列夫斯基表示完全不能接受。他依据总参谋部掌握的统计资料判断，加里宁方面军所属第119步兵师有7200人，第246步兵师有6800人，第252步兵师有5800人，第256步兵师有6000人（苏军一个步兵师的标准编制是8000～9000人）。 另外在12月1日下午6时，拥有9000人的第262步兵师也开始从西北方面军开来增援加里宁方面军。而且在科涅夫手中还有9个独立炮兵团可以使用。至于科涅夫强调的缺少坦克的确属实，不过最高统帅部也会想办法予以补充。
科涅夫没想到总参谋部掌握着如此准确的数字，所以就不再敢推脱，而斯大林对科涅夫的“滑头”十分不满，遂命令华西列夫斯基赶到他的指挥部督促执行反攻。
苏军将领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朱可夫在前线的指挥具有决定性作用，华西列夫斯基在后方的筹划同样功不可没。二人也从此得到了斯大林的充分信任，成了斯大林的“左膀右臂”。难能可贵的是，得到斯大林赏识的两个人私下关系也相当亲密
1942年4月，华西列夫斯基以统帅部代表的身份前往西北方面军。当时苏军在杰米扬斯克地区围住了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约9万人，斯大林希望苏军能够歼灭德军的这个重兵集团。此时斯大林对苏军的实力估计过高，对德军的实力估计又太低，实际上苏军还没有能力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包围圈外仍然有德军大量的部队，包围圈内的德军能够通过空投获得补给，他们的物资保障甚至比包围他们的苏军还充足。
至1942年5月初，杰米扬斯克战役结束，德军不仅解除了苏军的包围，而且还继续坚守在杰米扬斯克突出部。5月8日，华西列夫斯基返回莫斯科。斯大林并没有怪罪他，反而在5月11日第二次任命他担任代理总参谋长。稍后，沙波什尼科夫主动辞去了总参谋长一职，他认为自己的健康情况已经无法长期担任总参谋长之职，他提议由华西列夫斯基接替自己的职务。他给华西列夫斯基的评价是：素质和能力无可挑剔，忠诚、干练、机敏、沉着多思。
此时的华西列夫斯基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斯大林对他的信任危机。此间苏德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平静，斯大林在这段时间召集朱可夫、铁木辛哥、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商议苏军在1942年的战略决策。在定下“积极防御”总基调的情况下，铁木辛哥极力主张在他负责的西南方向发动反攻。此时的铁木辛哥正炙手可热，他在苏军1941年冬季反攻期间先后取得了罗斯托夫战役和叶列茨战役的胜利。他乐观地认为苏军可以在乌克兰地区实施一次有力的反击，至少可以重新夺回哈尔科夫，甚至可以将战线推进至第聂伯河一线。
朱可夫和沙波什尼科夫都表示反对，沙波什尼科夫认为苏军还应该采取防御态势，朱可夫则表示如果苏军发动反击，方向应该选在他负责的西方向。斯大林这次选择信任铁木辛哥，命令他亲自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和受他节制的南方方面军投入反攻。
铁木辛哥的进攻开始于1942年5月11日，这场战役在苏军战史中称为“第一次哈尔科夫战役”，在德军的战史中称为“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战役初期的进展还算顺利，苏军很快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哈尔科夫达成了合围之势。5月17日，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第1装甲集团军开始从南面向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发动攻势，插入到苏军的左侧后，形势开始对苏军不利。
华西列夫斯基通过自己的老同事——南方方面军第57集团军参谋长阿尼索夫了解到，德军实施的反攻对苏军造成了极大威胁。他判断德军的进攻会首先肃清巴尔文科沃突出部的苏军部队，然后全歼苏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如果这个判断准确，铁木辛哥的部队将遭遇重大危险，所以他建议铁木辛哥立即停止进攻，将部队转入防御，加强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南部的防御力量。
华西列夫斯基的建议让斯大林有些犹豫，随后他和铁木辛哥通了电话，后者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的不安，而且还表示只要再给他一些增援部队，苏军一定可以拿下哈尔科夫。放下电话后，斯大林转身对华西列夫斯基说：“铁木辛哥元帅正在采取措施，他们完全能够击退敌人对南方方面军的突击，所以西南方面军仍将继续进攻。”
次日（5月18日），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已经突破苏军第6集团军的防线，逼迫第9和第57集团军后撤，苏军西南方面军的进攻部队身后已经暴露给德军。华西列夫斯基冒着极大的风险，再次向斯大林建议立即停止哈尔科夫方向的进攻，将部队掉头转入对南面德军的进攻。斯大林再次和铁木辛哥通了电话，后者仍然做出了保证。然后斯大林接通了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的电话，赫鲁晓夫表示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的威胁的确很大，但不应该停止向哈尔科夫进攻的行动。
5月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的形势已经彻底恶化，铁木辛哥即使没有下达命令，苏军也不得不掉头抗击近在咫尺的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在之后的几天，德军在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和以北地区形成了两个包围圈，苏军南方方面军第57集团军，西南方面军第6集团军、博布金集群（集团军级）和第38集团军一部共20余万人被德军包围，除少数部队成功突围之外，绝大部分苏军阵亡或被俘。算上战役前期的损失，苏军在此次战役中共损失了27万余人。
据说华西列夫斯基因为苏军的这次惨败失声痛哭，斯大林对自己的决策失误也后悔不已。从此以后，斯大林对铁木辛哥彻底失去了信任，反过来对华西列夫斯基更加器重。1942年6月24日，华西列夫斯基开始正式出任苏军总参谋长，同时晋升为上将军衔。他在这个职位一直担任到1945年2月，后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员，并亲自指挥了东普鲁士战役。
1942年6月底，德军正式开始实施代号为“蓝色方案”的夏季攻势。德军的这次攻势动用了得到极大加强的南方集团军群（不久分拆为A、B集团军群），旨在夺取苏联位于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产区。为此德军计划首先肃清顿河中游和下游右岸地区的苏军，同时夺取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斯大林格勒。
在此期间，华西列夫斯基首先被斯大林派往顿河沿线的沃罗涅日。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德军的进攻方向仍然是莫斯科，德军在蓝色行动初期的进攻重点就是沃罗涅日，这里处于莫斯科以南300多公里处，他判断德军想从这个方向实施主要突击，避开苏军在莫斯科以西的重兵防线。
为了坚守住沃罗涅日，苏军统帅部给戈利科夫指挥的方面军加强了第6、第60和第63集团军，还将组建不久的第5坦克集团军划归他指挥。7月初，华西列夫斯基抵达戈利科夫的司令部，此时形势对苏军已经很不利，原配属给方面军的4个坦克军已经在顿河右岸损失殆尽，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逼近顿河西岸，而戈利科夫居然没有动用第5坦克集团军发起反击。在华西列夫斯基的直接干预下，苏军的坦克集团军陆续出动，双方在顿河两岸沃罗涅日地段展开混战。不久之后，德军在这里转入防御。
危机还远没有解除，在沃罗涅日战役的后期，德军主力已经沿顿河向东南方向攻击前进。当德军A集团军群南下冲向罗斯托夫，B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向东进攻斯大林格勒时，苏军统帅部才意识到莫斯科并不是德军的目标。
1942年7月28日，苏军统帅部发布著名的第227号命令，要求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苏军必须坚守住这座城市，并制定了一系列严酷的惩罚条令。同时，华西列夫斯基被派往斯大林格勒方向，以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协调斯大林格勒方向3个方面军的作战。
8月底，朱可夫也赶往斯大林格勒方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两个人共同制定了反攻计划，并实施相关的准备工作。11月13日，华西列夫斯基亲自汇报了斯大林格勒反攻计划，并获得了统帅部的批准。在此期间，朱可夫提出应该在莫斯科以西的勒热夫-瑟乔夫卡方向实施一次反攻（天王星行动），以牵制德军不能增援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这个时候正对朱可夫怀有不满，他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朱可夫经常流露出居功自傲的情绪，所以他借这次机会剥夺了朱可夫指挥斯大林格勒方向反击的机会，让他亲自指挥苏军在勒热夫-瑟夫乔卡方向的反攻。至此，华西列夫斯基独立担任了斯大林格勒反攻的总指挥。
1942年11月19日，苏军发动了围歼德军第6集团军的战略性进攻，战斗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自反攻开始后，华西列夫斯基大部分时间是在前线度过的，他同三个方面军司令员（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丁、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直接参与作战计划的拟定。
至11月23日，苏军将德军第6集团军合围在斯大林格勒。起初苏军认为包围圈里只有9万德军。其实这只是简单地把德军最初投入的兵力减掉战损计算出被围德军的数字，却没有把德军后续的补充、增援的部队计算在内，在包围圈里实际的德军有27万之众。
与此前的杰米扬斯克包围圈一样，苏军能够围住德军，却没有一下子解决这么多德军的能力。同时，德军组建顿河集团军群，在曼施坦因的指挥下分两路实施解围。在华西列夫斯基的建议下，苏军决定暂不围歼包围圈里的第6集团军，并从统帅部预备队中抽调波波夫的第5突击集团军和马利诺夫斯基的近卫第2集团军，分别划归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加强斯大林格勒外层包围圈的防御能力。
同时，华西列夫斯基建议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从顿河中游出击，进攻德军顿河集团军群的身后（“土星行动”）。至12月底，曼施坦因的解救行动失败。1943年1月初，苏军向斯大林格勒守军发出最后通牒。在没有得到答复后，开始全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
1943年1月31日，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向苏军投降，斯大林格勒战役至此结束。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末期，华西列夫斯基已经离开斯大林格勒，前往沃罗涅日。他在那里将继续以统帅部代表的身份指导戈利科夫实施沃罗涅日进攻战役。1943年1月18日，华西列夫斯基晋升为大将，并获一级苏沃洛夫勋章，这是苏军首次向高级将领颁发象征统帅级别的勋章。
2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华西列夫斯基苏联元帅军衔，这距离他授大将衔只有29天。他成为战争期间第二个荣获此军衔的将领。自1939年6月晋升少将至1943年2月16日晋升元帅，其间只用了三年半多的时间，如此的晋升速度，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足见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的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