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水浒传》这本书瑕疵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对于女性角色的歪曲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同样四大名著，就《水浒传》把女性角色写的可谓是体无完肤。纵观整篇小说，歪曲女性的地方是数不胜数，尤其是一些细节读完以后，让人深深的感受到施耐庵的恐女心理。

面分析了《水浒传》的男性视角以及在此之下的女性观念。其中特别强词了梁山好汉对待女性不忠的残暴态度，其原因有历史的传统观念，同时也有意义的后天生成。这种意义的后天生成就是因为性能够吞难梁山好汉所珍爱的力：在（水浒传》中，无论是从自然属性来说的性与力的关系，还是从社会属性角度来说的男女关系，二者之间都表现出强烈的矛盾关系。男人对功名的崇拜促使他们对力量有着执着的追求，他们渴望保持武术的功力，因为体力是保持武功的基础。

年经的史进“每日只是打熬气力：亦且壮年，又没有老小，三更半夜演习武艺，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

卢俊义如此，晁盖如此，在小说中未见武功水平的宋江也是如此。男人的气力能够提高武功，而在女人来看则大不相同。当潘金莲第一眼见到“身长八尺，仪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的武松时，心中暗自猜度“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气力”，“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时候的潘金莲犹如一只饿虎，在虎视眈眈地窥视着武功的力量。男人可以打死一只猛虎，却打不败女人这只饿虎。武松醉打蒋门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介绍蒋忠道：

那厮姓蒋名忠。有九尺来长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个浑名，叫做蒋门神。那厮不特长大，原来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枪棒，拽拳飞腿，相扑为最。自夸大言道“三年上泰岳争交，不曾有对；普天之下，没我一般的了！

但是，事实上，蒋忠的武功实在是拉胯，武松只用了一招玉环步，鸳鸯脚，便把蒋忠踢翻在地。原因就是“蒋门神虽然长得五大三粗，却因为沉迷酒色，淘虚了身子。”·因此，女色成为了好汉们的禁忌，这种禁忌以道德戒律的形式保存下来。

梁山好汉们同时也强调抵御女色是一种坚强品性。鲁智深因救金翠莲而不动凡心被称为“活佛”，武松不动潘金莲的挑逗也被大加赞扬，即使是存在夫妻关系的林冲、花荣等人也绝口不提一个性字。小说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梁山的夫妻好汉们，除了朱全提到有 “令郎 ”、徐宁有一个六七岁的孩儿之外，其他人都没有提及有儿女，施耐庵是否是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呢？

依照现代人的观点来看，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有着显著的差别，把性别作为社会分工的依据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也是一种历史传统。

比如费孝通先生就说过一句经典语录，“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两性分工只是社会利用两性差别所安排出来的分工体系，并不完全是男女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而引起他们所能做的工作的不同，在以性别分工来结构成的社会里，生活单位必须由男女合作组成。

施耐庵对此倒也不反对，但不表示他对女性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翻看《水浒传》一书，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是出现在室内，与之相对应，几乎所有的男性则是出现在室外。男女活动范围界定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男女的分工模式，即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外，主要是指男人的事业，它直接表现为好汉们对于功名的追求，功名的最高理想就是“封妻荫子”，通俗一点说，男人以事业为重是为了能够养家糊口。

女主内在《水浒传》一书虽没有描写，但也无外乎柴米油盐酱醋茶等之类的家庭琐碎。男女分工虽然有别，但是需要两性之间的合作才能完成共同经营家庭的目的。也就是说，男女分工，并不是代表着两性间的分离，而是一种经营的策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合作。在《水浒传 》中，男女两性的差别在对待功名事业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下面这段卢俊义与妻子贾氏之间的对话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卢俊义道 “你们不要胡说，谁人赶来赚我，梁山泊那伙贼男女打甚么紧，我看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日前学成武艺，显扬于天下，也算个男子大丈夫！”说犹未了，屏风背后，走出娘子贾氏来，也劝道：“丈夫，我听你说多时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里。休听那算命的胡说，撇下海阔一个家业，担惊受怕，去虎穴龙潭里做买卖.。你且只在家里收拾别室，清心寡欲，高居静 坐，自然无事.”卢俊义道：“你妇人家省得什么！我既注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语！”

当卢俊义得知去泰安州避灾需要经过梁山泊时，则执意要到龙潭虎穴中走一遭，这时候，躲避血光之灾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施展武功、扬名立万的机会；与之相对应，贾氏一心想把卢俊义留在家里，虽然此劝说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在里面，但是，“出外一里，不如屋里”这句话，足以反映了女性的对待事业的态度和看法。

男女两性在对待事业的态度上的差异决定了二者的社会分工必然界限分明，即男人只以功名为重，而女人只以家庭为主，二者之间没有交叉。也许小说中“贤淑贞德”女性形象很少被提及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反映了一种正常化的状态：如果不是这样，后果很严重，因为就会打乱男人世界原有的秩序。《水浒传》中，清风寨知寨刘高的妻子“极不贤，只是挑拨她丈夫行不仁之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使刘高“比以往更坏了十倍”。

来分析刘高的妻子的“不贤”，可能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一个“私”字。私心人皆有之，也是人之常情，关键是要看使用什么途径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在梁山好汉看来，“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而“不义”的原因就是因为自私而不顾道义，为了满足私欲而不择手段，也就是为了利己而损人。

需要澄清一点就是，这里的“道义”并不是指国家宏观方面的仁义道德，而是指市井小民单纯的义气。具体一点说就是，人们之所以痛恨刘高妻子这个“恶妇”，主要原因并不是她指点丈夫执行公务去捉拿梁山贼首，而是忘恩负义，不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了邀功请赏，不惜动用酷 刑，屈打成招。在他们看来，正是女人的这种私心扰乱了男人事业中正常的秩序。

私心中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对金钱的欲求。梁山好汉们并不避讳对于金钱的欲望，他们大肆渲染拥有金钱的快乐。 “论称分金银 ” 就是好汉们追求的目标之一。甚至赤裸裸地公开进行抢劫，每次攻打贪官的州县也要把府库财帛、贪官的家私装载上山。

《水浒传》所描写的金钱仿佛是不能穷尽的资源，皆流入到梁山水泊，之后便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是“论称分金银”所带来的愉悦心情。从这一点上看，梁山泊世界具有某种乌托邦的性质。金钱的价值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是在于如何去使用。梁山好汉不但聚财，同时也要散财，即所谓的“劫富济贫”、“仗义疏财”。

这显然与女性只知道不择手段地聚财而不散财的私心是不相同的。小说中有一段小小的对话，恰好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当阎婆惜向王婆打听宋江是否有娘子时，王婆的回答很耐人寻味。

她说：“只闻宋押司家里住在宋家村，却不曾见说他有娘子。在这县里座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见他散施棺材药饵，极肯济人贫苦，敢怕未有娘子。”

王婆推测宋江未曾结婚的理由是宋江经常救济其他贫困的人。显然，以王婆女性角度来看，宋江这种到处散钱的慷慨行为是与女性对待金钱的观念相矛盾的。按照此逻辑推论下去，假如宋江娶了一个执意要介入其功名事业的妻子的话，那么，必然会产生矛盾，甚至会破坏宋江的事业。

阁婆惜只是宋江的一个外室小妾，但是，对待金钱像是饿虎一般，见到招文袋中的金条，首先想到的是要给自己心爱的“三郎”补补身体，如果，阁婆惜心爱的人是“黑三郎”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她怎么会容忍自己的丈夫大把大把地将银子送给别人。

女人的私心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水性”。文学作品中多以水来形容女人：女人柔媚似水，用来形容女人肌肤的润滑，性情的柔弱，容貌的娇美。而施耐庵却反其道而行，硬是把“水性”的意义都扭曲了，他定义为女人善变的品性。例如，富安为了帮高衙内得到林冲的妻子，出条计策，就说“妇人家水性，见了衙内这般风流人物，再着些甜话儿调和她，不由她不肯。”

比如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作者一再把她们描写的不堪入目，一部分原因是在描写女性不守妇道，另一方面也是在强调女性见异思迁的“水性”。因为女人的“水性”充满着巨大的危险，不但可以发展到红杏出墙的地步，还能够达到谋害亲夫的地步。

在小说《水浒传》中可能较多地表现了梁山好汉对于女性破坏事业的仇视之情。当拿到宋江藏有晁盖书信的招文袋后，阁婆惜以此为条件要挟宋江答应她三个条件，宋江“别说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急切地想要回招文袋，可以同意其改嫁张文远，同意给其嫁妆家私，给以变卖家产凑足一百两黄金，就是不允许把书信交给官府。

因为把与犯下大案的罪犯的书信交给官府就意味着自己事业的终结。也恰恰是这一句话惹怒了宋江，逼宋江下狠手杀惜。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了赚取秦明上山，可以变相的害死秦明的妻子老小；同样，把花荣的妹妹嫁给秦明，把扈三娘嫁给王英都是为了宋江的事业；杀牵绊着安道全的李巧奴也是为了事业。可以说，事业恰恰是与女性的生命同时放在天平上时，才衡量出其珍贵的价值。总而言之，在施耐庵笔下，当男性的功名遇见了女性就会变质，男性也要跟着遭殃，这使得粱山好汉抛弃了男和女的社会结构，而更倾向于有着纯粹理想信念的梁山泊男性。在现代人这当然是非常荒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