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春的这天上午，在位于上海爱文义路351号的圣彼德教堂门前，信徒们正在礼堂虔诚地唱着赞美诗。
这时，穿着长袍的年轻牧师董健吾刚刚主持完唱诗班活动回到办公室，忽然一个教徒推门进来。
他递给董健吾一个纸条，董健吾看完后，匆匆收拾一下，立刻换便装来到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930弄的一栋二层小楼，去见军委书记周恩来。周恩来交给了他一项重要任务。
董健吾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信奉基督教，曾在西安做过牧师，后来做了冯玉祥的秘书。以后，他受共产党人刘志坚的影响参加了革命。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特科负责人陈赓见董健吾在外闯荡多年，见多识广，熟悉上海滩的风土人情，尤其看中了他的牧师职业，就让他秘密加入特科，以牧师的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暗中搜集情报。
上海大同幼稚院与毛主席的三个儿子上海大同幼稚院是收养革命烈士遗孤的一所教堂学校，
1930年2月，有一天，有一天，陈赓来到圣彼得教堂向董健吾交代了一个任务：中央决定开办一个幼雅院用来抚养烈士的遗孤。可是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只有500元的开办费，缺口太大，希望董健吾设法筹款。
党的事业高于一切，董健吾马上回到青浦老家，将祖传的土地变卖，并动员妻子去幼雅园当保育员。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筹备，大同幼稚园正式开业，工作人员都是党组织派来的。当时，李立三、恽代英、李秋实的夫人都在院内担任保育员。养的孩子除少数是教会的子女外，大都是革命遗孤和党内领导者的儿女。
1931年3月，院内来了三位小客人，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由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在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毛岸英兄弟三个由亲友保释出来后，住在了长沙板仓的外婆家。为了防止敌人加害，毛岸英兄弟在其舅妈李崇德的护送下，由周恩来安排送入大同幼稚院。当时，毛岸英8岁、毛岸青6岁、毛岸龙4岁。
毛岸英兄弟3个住下后，有一天，毛岸龙突然发急性痢疾，被送到广慈医院治疗，后来失踪。
当时，顾顺章叛变，大批特务四处追查共产等人。为了确保毛岸英，毛岸青的安全，董健吾把哥俩带回家里。为了安全，他先后4次搬家躲避特务的跟踪。
原先组织上对毛氏兄弟在生活上有少量的经济补贴，但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补贴停止了。
董健吾家有老少8人，加上毛岸英兄弟俩一共10口人，生活非常艰难。
为了生活，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只能借些衣服来洗，又让两个女儿做纸花卖给花店多少赚些钱补贴生活。
有一天，毛岸青忽然患了麻疹病，尔后毛岸英又患了伤寒。董健吾忧心似焚，最苦恼的是没有钱治病，没办法只好典当衣物换点钱。夫妻俩背一个抱一个来到诊所，抓些中草药来治疗。
整整两个月，经董健吾夫妇的精心护理，毛岸英哥俩才转危为安，逐渐康复起来。郑兰芳就为兄弟俩各做了一套中式短裤和单裤，外加一双棉鞋。平日里，为安全她不允许兄弟俩单独外出上街去。在家有计划地教导弟俩读书写字。
斗转星移，毛岸英兄弟俩在上海不敢露面的困难终于有了转机。
1936年初，董健吾通过老同学，西北禁烟处处长钟可托的介绍，认识了正在上海的张学良，他得知奉军师长李杜将军要去苏联，就求张学良毛岸英兄弟俩送到苏联。
张学良欣然同意，他拿出十万法郎交给李杜，做为两个孩子去苏联的旅费。临行前，李将军给毛岸英兄弟俩换上海军服装，脚上也换了皮鞋，一副洋公子哥的打扮。
1936年6月末，毛岸英兄弟俩跟随李将军一起上了法国邮船。他们从上海港出发，途经香港，一路航行到达了法国巴黎，李杜将军把兄弟俩送到了苏联驻法国的领事馆，在那里办好了去苏联的签证。然后由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国际代表团将他们接到苏联。
1937年春，毛岸英和毛岸青进入莫斯科第三国际儿童院读书，接受苏联的正规教育。由此，董健吾完成了它的使命。
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苏区，斯诺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了陕北，在那里建立起中共中央领导下的陕北抗日革命根据地。
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共的真实情况，中共专门成立了中央对外联络局，决定聘请外国记者访问苏区，毛泽东和周恩来专门给中共在国际事务的代表宋庆龄写信，请她物色人选。
宋庆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从北平到达上海后，向宋庆龄当面表示要到苏区去访问。
宋庆龄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决定将护送斯诺的任务交给熟悉英语的董健吾。因为他公开身份是牧师，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当时，斯诺并不认识董健吾，宋庆龄在斯诺从北平去西安之前，跟他交待了接头见面暗号和信物。
1936年6月初的一天夜里，董健吾来到西安的西京招待所，他步行上楼敲开了斯偌下榻的房间。他从贴身衣袋里取出宋庆龄交给他的半张名片，两个人接上头后，又惊又喜，热情地握手。
第二天他们去拜会张学良将军，这是董健吾第三次和张学良见面了，他们的私人感情很深厚。张学良决定用自己的座机将他俩安全送往苏区。
董健吾陪同斯诺坐一辆轿车向西安城外开去，顺利抵达了陕北安塞百家坪。中央政治局保卫局负责人邓发专程来迎接他们。
在百家坪，董健吾和斯诺受到了周恩来和毛主席的接见，董健吾成任务返回上海。此后，斯诺开始对苏区进行多方面的访问、调查。董健吾成任务返回上海。1937年10月，斯诺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公开出版，名叫《西行漫记》。
这本书首次向世界公正地介绍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的红色中国。此书很快风行各国，西方评论家给予了高度赞誉。
“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上海沦陷敌手，中共地下党领导机关退入公共租界，但又遭到敌人的破坏。
当时，董健吾与特科机关只是单线联系，没有暴露地下党员的身份，暂时停止了活动。
后来与他单线联系的领导人潘汉年回到苏区工作，董健吾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是一个革命者，仍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积极搭救被俘的新四军战士，使他们重返抗日前线。
抗战胜利后，董健吾参加了民革一直到1949年秋。
这时，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南京，董健吾就去了苏州，说服在此的国民党城防司令厉百川率部起义，厉百川率部起义后，为解放上海立下了首功。
新中国解放后，不求功名退隐上海新中国解放后，董健吾并没有居功自傲，他没有岀任公职，而是悄悄地沉下来，在上海开了个诊所，做了个推拿按摩医生。
1960年，美国记者斯诺重访中国，在中南海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在交谈中，斯诺回忆起当年去陕北曾得到董健吾周密妥善的护送，但不知他今在何处？
毛主席当即指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陈赓将军去寻找董健吾。
1961年2月7日晚，在上海市长何庆施的陪同下，陈赓将军在上海市委招待所见到了阔别30年的地下老党员董健吾。
陈赓亲切地对董健吾说：“我奉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来看你，过去的一些问题，经组织研究决定由中央承担，你现在安心等候人民政府的安排吧！”
一星期之后，何庆施告知董健吾：“按照中央指示，你每月按机关11级标准发给生活费200元；市委安排一次家庭会议，让孩子们了解你的过去和现在，再分一处楼房，你妻子郑兰芳已经故去，就同孩子们居住在一起安度晚年吧！”
董健吾表示，接受国家11级干部的待遇，但不要房子，仍然居住在他的小屋里做按摩师。他的孩子们早已理解老父亲，所以也无需召开家庭会议，董健吾还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表示，要再以晚年的余热，为党的事业再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1970年12月12日，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红色传奇牧师董健吾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79岁，被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