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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3月，宋庆龄起床拿东西时不慎跌倒在地，尽管没有出现骨折的情况，但医生在为她做检查时，却发现宋庆龄患上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宋庆龄经常出现发烧、全身不适的病症，再也无力下床。
两个月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要在人民大会堂，为宋庆龄举行荣誉法学博士的授赠仪式。当时秘书已经针对宋庆龄的身体情况做了两种方案，一是现场播放宋庆龄的讲话录音，二是宋庆龄亲自出席。
在活动的当天下午，宋庆龄坚持要亲自出席。工作人员用轮椅将宋庆龄抬下楼，用较高的面包车一路将宋庆龄送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然后乘坐电梯直接进入会场。
在全体人员提心吊胆中，宋庆龄手持讲稿，用流利的英语精神抖擞地发表了二十分钟讲话。等仪式结束，宋庆龄躺在轮椅上，再也不起来了，这一次隆重的仪式和讲话，已经耗费了宋庆龄的全部体力和精力。
这是宋庆龄此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自此宋庆龄就抱病卧床，陷入了经常性的昏迷之中，靠着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勉强维持着生命体征。
在公开露面十天后，宋庆龄从昏迷中醒来，看到满屋子的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械，立刻意识到自己是真的好不了了。听着窗外安安静静，宋庆龄问起了花匠安茂成，说自己想听小安唱歌。
安茂成闻讯随手抱起一盆月季花，快步上楼走到宋庆龄的病床前。宋庆龄看到小安抱着自己最喜欢的花，浮肿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还吩咐身边人给小安拿冰淇淋吃。
“怎么……最近没、没听见你、你唱……歌呀？”宋庆龄吃力地问道。安茂成顿时鼻子一酸，冲着宋庆龄点了点头，放下花就走出了卧室。在和其他的领导商量后，安茂成站在楼梯口，轻声唱起了宋庆龄平时喜欢听的歌曲……
三天以后，宋庆龄又一次奇迹般地清醒过来，而且精神头比以往几次都要好。根据人们的经验，这是回光返照。恰好廖承志赶到了宋庆龄的家中，用英语大声地问宋庆龄感觉怎么样。
“你们为我做的一切，我很感谢。”宋庆龄大口喘了几口气，用英语轻声说道：“如果我发生了什么问题……”说到这里，宋庆龄已经无力再说下去，廖承志满含泪水赶忙说：
“请放心，我们将按照你的吩咐去做，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做。”
5月28日晚上，宋庆龄的病情急转直下，卫生部的领导和专家持续了20多个小时的抢救，终于无效。趁着前来吊唁的中央首长还没抵达，宋庆龄身边的两名保姆抓紧时间，按照宋庆龄生前的嘱咐，为宋庆龄整理仪容，并将一块绣着兰花的小手帕塞进宋庆龄的右手。
一周以后，宋庆龄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第二天上午，以邓颖超为首的中央领导，护送宋庆龄的骨灰回上海，安葬在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尽管当天天气炎热，但墓园里仍挤满了前来送别的各界人士。邓颖超护送骨灰抵达后大为感动，为了不让大家等的太久，拍板决定葬礼提前开始。
就这样，原定于十点整的葬礼提前了五分钟。面对着宋庆龄的遗像，邓颖超不禁流下了泪水，心中默默地说道：
“如果你在场，也一定会同意我这样做的。”
1924年，孙中山受邀北上，途经天津时，邓颖超第一次见到了宋庆龄。不久，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内右派分子杀害廖仲恺，公然分裂革命。在这紧要关头，宋庆龄挺身而出，促使国民党“二大”如期召开。
在国民党“二大”期间，邓颖超作为中共代表也参与其中。在宋庆龄的号召下，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稳固住了国民党基础，推迟了统一战线的破裂。
在大会选举中，宋庆龄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邓颖超当选候补委员。国民党“二大”也成为邓颖超和宋庆龄合作共事的开端。
北伐战争以后，邓颖超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一起领导妇女运动。然而就在北伐进行得如火如荼得时候，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最终破裂。宋庆龄先是流亡海外，回国后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坚决与蒋介石得独裁统治作斗争。
而邓颖超则转入隐蔽战线，四年后回到中央苏区，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这一段时期，邓颖超和宋庆龄虽然接触不多，但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用各自的方式坚持革命斗争。
抗战全面爆发后，邓颖超受中央派遣来到武汉，继续从事妇女统战工作。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邓颖超远赴香港会见宋庆龄、何香凝及各界人士。随后两人前往广州，推动华南地区的抗日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
在广州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后，邓颖超和宋庆龄一起经过短暂的工作，又因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分开。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邓颖超和宋庆龄虽然天各一方，但在工作中仍相互支持。
1941年，宋庆龄回到重庆，蒋介石借接待之名，将宋庆龄软禁在宋霭龄的家中，还派人暗中密切监视。期间，邓颖超多次前去看望，想办法躲过特务，和宋庆龄谈论了许多，避免宋庆龄积郁在心。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和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请她北上共商国是。宋庆龄复电称自己身体抱恙，不如等上海解放再见面更为稳妥。等到上海解放后，邓颖超立刻被派往上海，亲自接宋庆龄到北平，毛主席率领一众中央领导和各界人士亲自接站，为宋庆龄接风洗尘。
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宋庆龄当选副主席，并兼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职务。尽管国务活动繁忙，但宋庆龄仍一如既往关注妇女儿童工作，经常和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一起讨论重要问题。
作为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邓颖超和宋庆龄在各个方面为取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不懈奋斗。
多年的友谊让邓颖超和宋庆龄在生活上亲如姐妹。由于工作需要，宋庆龄经常需要在全国各地跑，但每次回到北京和离开北京，邓颖超都要亲自迎来送往。宋庆龄虽然身居高位，又年长于邓颖超，但她从不以革命前辈自居，和大家一样尊称邓颖超为“邓大姐”。
作为二十世纪两位最杰出的女性，邓颖超和宋庆龄的身上有着许多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
首先，邓颖超和宋庆龄都有一个伟大的丈夫。出于革命的需要，宋庆龄选择了年长自己一倍多的孙中山，而邓颖超在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与周总理相识，之后二人相互支持、相互欣赏，最终成了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
其次，邓颖超和宋庆龄都是妇女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导者。宋庆龄从小留学美国，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回国之后投身妇女解放运动之中。而邓颖超则不同，她出生在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就体会了旧社会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因此在上学之后，邓颖超毅然投入女权运动的热潮。
在1925年前后，邓颖超和宋庆龄走上了领导妇女运动的舞台，同时也开始她们之间的亲密合作。
最后，为了革命事业，邓颖超和宋庆龄都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孩子，但却不妨碍她们具有一颗伟大的慈母之心，被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为“邓妈妈”和“宋奶奶”。
邓颖超和周总理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却将自己作为父母的慈爱之心，给了那些烈士子女，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比一般父母给予他们的感情还要多。在看到沿街乞讨的难童，邓颖超也总是己继想办法抢救他们。
在抗战时期，邓颖超四处奔走，促使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邓颖超亲自担任常务理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邓颖超就让保育会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分会，一直到抗战结束，保育会共抢救、教育了三万名难童。
而在宋庆龄的一生中，始终将革命斗争和儿童工作紧密相连，把关心儿童和人类命运视为一体。抗战时期，宋庆龄为各地的孤儿院、福利院提供医疗、物资援助，解放后更是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妇女儿童的社会福利事业上。
尽管邓颖超和宋庆龄的出身、背景大不相同，但她们最终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革命生涯中密切配合的亲密战友，并将自己所有的爱，奉献给了自己所追求的伟大的妇女儿童事业，永远值得后世所称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