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第三册）纪事本末（564）】1958年，毛泽东65岁。
1958年5月5日-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增选了二十五位中央候补委员。
关于矛盾的重新定义5月5日下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
刘少奇在报告中，对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说明。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
“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5月8日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讲破除迷信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一种是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就不大怕了；另一种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嘛。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
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从古以来，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为什么这些人能变成发明顥？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毛泽东在列举古今中外的二十几个例子之后，说：
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插红旗，拔白旗他说：
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谦虚是实际。教条主义者是过分的谦虚，照抄外国，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抄是要抄的，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不应该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该的。旗子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设置对立面很重要。所谓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毛泽东的警告陈云、周恩来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5月20日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毛泽东说：
关于插红旗、辨风向问题，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以不愿插旗子来表示谦虚，这是一种庸俗的谦虚，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要提高这种识别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斤大林讲过要有预见性。所谓预见性，就是识别风向。要识别风向，这是个领导艺术。
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灾难，我说的是大灾难，无非是世界大战，党内大分裂。我们党有过四次分裂，只要有党，就会有分裂，一万年也会有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党内已经很难再发表不同意见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