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的内阁大学士位高权重，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那就是自始至终都是正五品官，这显然与实际地位不符。那么明代的皇帝为何就没有把内阁大学士的的品级给提升上去呢？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以巩固皇权，寻于洪武十五年仿宋朝制度，置内阁大学士，规定其“秩皆正五品”。洪武时期内阁大学士只扮演参谋、秘书的角色，还不具有实权。

但其后内阁权力不断发展，入阁者的身份也逐渐提高，到了正德时期官员入为内阁大学士之前基本上都是正二品的尚书，早已超过正五品。

为了了解其具体情况，御史对正德以后至崇祯朝全部121名内阁大学士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考察，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入阁时的官职情况

入阁时为正二品尚书的有46人，其中29人为礼部尚书，17名为其他部尚书，主要是礼部尚书；

入阁时为正三品侍郎的有45人，其中22人为礼部侍郎，23人为其他部侍郎，绝大多数又是吏部侍郎。另外还有21人不太明确，但从其入阁时即晋礼部尚书衔的情况看，其入阁的官职主要应是吏、礼两部的侍郎；

入阁品级稍低的官员，如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佥都御史、大理寺少卿，均为正四品，共9人，且多数出现在崇祯朝。

其二，入阁即加衔

以侍郎或以下官职入阁者，在入阁后或入阁不久，基本都会晋某部尚书，实为兼尚书品级之虚衔，主要还是礼部尚书居多。

那些以尚书入阁者仍兼尚书衔，因此基本可以确定，凡是入阁为大学士者，均兼尚书衔或例兼尚书衔。

其三，兼尚书都为虚衔不管部，该部设有实职尚书。

内阁大学士按例都是不兼管部务的，这一点与清代有着显著的区别。如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只是挂名，吏部、礼部的事务也不能干涉，仍由实职尚书负责。

结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至晚在正德以后，内阁大学士的品级不是正二品尚书就是正三品侍郎。崇祯末年，阁臣更替频繁，皇帝的选择性不多，只能选入级别更低的官员入阁。

所以说明中期以后，所谓的内阁大学士秩正五品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当初太祖所定正五品，不过是因为选为大学士者，都是翰林词臣，而翰林院这个机构级别级别最高的就是正五品学士。

内阁作为朝廷的中枢，如果仅用翰林词臣是无法胜任工作的，因而入阁者主要还是尚书、侍郎这些在六部中有过实际部务职历、工作经验者，内阁也取得了在六部之上的地位。

既然大学士正五品之制已经严重走样，那么何不将其更定为正二品呢？事实上，明代诸帝不是不想这么做，而是碍于朱元璋的家法祖制不敢做。

朱元璋十分强势，他生前给后世子孙定下了很多的规矩，一旦后世皇帝违背，群臣就会以破坏祖制为由进行声讨。故而后世皇帝十分惧怕祖制，或者说是怕御史言官的唾沫星子。

问题是不改变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又无法做到名实相副，所以只能进行变通。早在仁宣时期，为了提升大学士的地位，就让其兼三少或太子三师的荣誉虚衔，使其品级在尚书之上。不过这样的虚衔分量不够，所以明中期以后，大学士入阁时或入阁后就加尚书衔，成为兼尚书衔的某殿阁大学士。

那么明代的大学士为何多出自礼部或吏部呢？这也是有原因的。

大学士一般都是翰林出身，或者说翰林是大学士的必备资格，这也是内阁选人之祖制，即所谓的“非翰林不入内阁也”。

而明代六部中，礼部、吏部任职资格最高，尤其是礼部规定尚书、侍郎必须是翰林，吏部稍微宽松一点，但也规定吏部两位侍郎中必须有一人是翰林出身。

可见，礼部、吏部长官尚书、侍郎以翰林出身者多，大多数入阁者主要加的也是礼部尚书衔，从而保证内阁大学士与翰林院翰林的渊源关系和清望。

明代内阁大学士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官最高品（正二品），甚至有很多大学士因加太师、太傅、太保等三公、三孤衔，而跃升为正一品或从一品。

不管内阁大学士兼衔有多高，其原品仍为正五品，这也是明代皇帝不敢明令取消明初大学士正五品官的祖制，所以以尚书或其他兼衔加在身上，纯粹是为了符合其最高的文官品级身份。

进入清代后，朱元璋的祖制对清代皇帝就不存在任何约束了，自皇太极成立内三院开始，就将其定为正二品衙门，以后经过不断的调整变化，至雍正朝形成定制，内阁升为正一品衙门，从法律的层面规定了内阁大学士为文官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