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贞观初年，已平定了西、北、南各边少数民族。 而辽东地区的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却处于争战状态， 高丽联合百济攻打新罗，以至于整个东北边疆地区都不安宁。 唐太宗为平衡各藩国势力，加强对辽东的控制。 在调和不成的情况下 ，于贞观十八年（644年 ），“发天下甲士，招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次年，统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同时又命李勣、张亮等人率兵近十万，船数百艘助战。 太宗挟开国之盛势，集各族之英豪，在内政外交诸事顺遂的大好形势下，决定亲征高丽，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地区的领土问题，但到贞观十九年（645年）就兵疲而归。 其后又多次命大将李勣等人率兵征伐高丽，迄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病逝，也未能征服高丽。 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的太宗，直到临死之时都未能完成平定辽东的夙愿。

一、“高丽”之名出现于何时

经查阅历史资料发现，从西汉至唐对高丽的称呼有多种。 小编首先梳理出各朝代主要史书中对高丽的多种不同称呼， 最后确定高丽之称源于何时。《汉书·地理志（下）》载汉武帝置玄菟郡，其属县有高句骊。 这是正史中关于高句骊的最早记录，是西汉的一个属县。 到东汉时，高句丽以中原王朝藩属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后汉书》卷八十五载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北与夫余接， 东夷相传为夫余别种”。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丽势力强大，一时称霸东北边疆，并一直持续到唐王朝初期。

《三国志》、《后汉书》、《宋书》、《魏书》、《梁书》、《南齐书》、《南史》、《北史》 几部史书中都有对高丽的记载。 在这些史书中，对高丽的称呼多有不同，如高句骊、高句丽、高骊、高丽等几种。 而其后的《周书》、《隋书》、新旧《唐书》中则均称高丽，例《新唐书》就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 从史书对高丽记载的连贯性可知高句丽、高句骊、高俪等，与高丽只是称呼不同、或用字有异，其所指都是居辽东的夫余别支，西汉时曾在中原王朝的政区之内，其后 多 以少数民族政权的形式存在， 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

魏存成先生依据历史文献考证出“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严格地说是在5世纪末，宽而言之是在5世纪。 但从小编收集史料情况来看，应当说在5世纪始有“高丽”之称，且是与“高句丽”、“高句骊”等名称混用，直到北周时期方统称之为“高丽”。 现在， 大多学者在研究北周以前的高丽时习惯称为“高句丽”、“高句骊”， 而在研究北周以后的高丽时多称“高丽”，这多是受史料影响。

二、唐太宗伐高丽的缘起

自汉迄唐，中原王朝称辽河下游以东广大地区为辽东。隋末唐初，此地有三个较大政权———高丽、百济、新罗，成鼎足之势，皆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隋末，由于高丽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隋炀帝发兵征伐，结果加速了隋朝灭亡，也使高丽实力大削。 唐武德初年，高丽王高建武遣使入朝，欲向唐称臣纳贡，而高祖却谓群臣曰：“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其安人，何必令称臣，以自尊大”。

唐初， 面临的边疆威胁主要是来自北疆的突厥，解决突厥问题是唐王朝的当务之急，加之隋王朝在解决高丽问题上的前车之鉴，维持和高丽臣属关系所冒的风险也使高祖在处理和高丽的关系问题上缺乏信心。而大臣裴矩等人却进谏认为：（辽东）“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若以高丽抗礼，四夷必当轻汉”。 经过这一番进谏，高祖才接受了高丽的臣服，并下书修好，“约高丽人在中国者护送，中国人在高丽者敕遣还”。 高丽作为唐的藩属国，仍称臣纳贡，双方相安无事。

但是，武德九年（626年），在新罗、百济遣使纳贡之时，高丽却闭其道路，阻碍两国朝贡。 经隋末唐初的修养，高丽国力逐渐恢复，欲干涉朝鲜半岛其它两国与唐的联系。 高祖对此持温和态度，仅派朱子奢前去调和。 高丽王高建武谢罪，并与新罗通好，矛盾暂时缓和。 但是，高丽并没有放弃在朝鲜半岛扩张势力的企图，只是鉴于唐王朝的介入，不敢轻易动武。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到辽东收葬隋军阵亡战士遗骨，并拆除高丽所立京观。 高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 可见高丽在向唐朝称臣时，对唐朝的堤防也毫无放松，千里长城正是为防御唐朝的进攻而设的。其对唐持有的心理是不招惹之，但防范之，这应是隋末战乱留下的后遗症。

高丽与唐和平相处，一方面是由于唐王朝在建国之初，集中主要军力平定突厥、吐谷浑等边疆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无暇顾及高丽。 而高丽主动臣服，不需兴兵；另一方面，高丽与隋征战消耗颇多，向唐臣服，赢得稳定、恢复实力是上策。 高丽与唐和好的状况持续到贞观十六年（642年）发生了变化，诱因是高丽内部发生内讧夺权之事。 西部大人盖苏文弑君高建武，另立高建武之弟高藏为王，自为莫离支。 莫离支“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职也，自是专国政”。 盖苏文弑君夺权， 有大臣劝太宗讨伐，太宗以“盖苏文杀君攘国，朕取之易耳。 不愿劳人，若何”？来征求大臣们的意见。 长孙无忌认为“高丽无一介告难，宜赐书安尉之。 隐其患，抚其存，彼当听命”，可以一种和平方式平息此事。于是太宗未兴兵讨伐，于贞观十七年（643 年）封高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盖苏文自任莫离支。

唐王朝的姑息态度助长了盖苏文的野心，他不久就与百济联合攻打新罗。 据李德山研究，盖苏文政变后与日本也有所联合。遭受进攻的新罗向唐求救，太宗先是遣玄奘前去调和，“令高丽勿攻新罗”。 盖苏文则以隋末战乱之时，新罗夺高丽之地为由，认为新罗“自非反地还城，此兵恐未能已。”盖苏文不听劝告，执意要进攻新罗，遂使辽东地 区陷于战乱之中，整个东北边疆不得安宁。 于是唐太宗下诏告天下，历数盖苏文罪状：“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 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褚遂良力劝 ，认为四夷都是身外之物 ，“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皆愚臣之所忧也”。

但唐太宗未听纳劝谏，并言“观乎天道，鼓雷霆以肃万物；求诸人事，陈金革以威四方”。于贞观十九年（645年），亲御六军发兵洛阳，并命张亮领劲旅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从海路攻平壤；李勣、李道宗率步骑六万从陆路攻平壤； 海陆并进攻高丽。正如都兴智先生所说，唐太宗为“稳定朝鲜半岛 及全东北地区的局势，在许多和平努力未能奏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对高丽诉诸武力。”

唐太宗对高丽的态度由“不愿劳人”到“不可以不讨”，转变很大。 发动征伐高丽战争的缘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平衡各藩国势力，稳定辽东局势

唐初，高丽、百济、新罗同为唐的藩属国，对唐都是称臣纳贡，地位是平等的。 三国成鼎足之势时，互为牵制，这恰好为唐朝所认可，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 ，以百 济 、新罗牵制高丽 ，达到 “以夷制夷 ”目的。 但是，高丽势力逐渐强大，欲扩展疆域，于是联合百济乃至日本攻打新罗。 新罗向唐求救，唐朝起先派人调解，但高丽不听劝阻、执意兴兵。 唐朝的宗主国地位受到挑战，以和平方式来谋求辽东稳定已不可能。 而唐朝最终决定武力解决，跟新罗多次向唐朝求援也有着直接联系。 确保新罗的安全， 使朝鲜半岛的三个政权仍处于实力均衡状态，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 这是唐朝征伐高丽的直接原因。

（二）为了实现对辽东的有效控制

唐平定天下，征伐周边少数民族，诸如突厥、吐谷浑等，对西、南、北各边疆都实行了有效控制，而惟有辽东不在疆域之内。“今天下大定， 唯辽东未宾，后世因士马盛疆，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使。 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辽东地区原本在西汉的疆域之内，后来虽脱离中原王朝，但是自东汉迄隋，中国历代王朝都认为辽东实乃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唐太宗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希望在有生之年，收复辽东，不需烦扰后世。 他还持有另一种心态，即“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隋炀帝四征高丽而不遂，唐太宗欲超越前人，收复辽东之地，并雪隋时失败之耻。 这是任何一个有雄心的君主都会持有的心理。

（三）高丽盖苏文无视唐王朝宗主国的地位

高丽攻打新罗 ， 唐王朝下诏调和 ， 而高丽盖苏文却拒不接受 。盖苏文拒绝唐王朝的调和 ，无视唐王朝的宗主地位 ， 这对唐太宗是一种侮辱 。加上“辽东故中国郡县 ，天子且不取 ，高丽焉得违诏”？。 辽东原属中国疆域，辽东藩属国之间的事务，应听从宗主国的安排。 其实虽然藩属国内部发生内讧， 只要其新任领导者臣服于唐王朝，唐王朝不会干涉其内政。 而高丽掌实权的盖苏文拒绝唐朝的调解，就是不愿臣服。 唐太宗兴兵讨伐，正好以盖苏文弑君为发兵的借口。“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杀君虐下取之为易”。杀君虐下就成为太宗出师的“名分”，正所谓“行师用兵，古之当道，取乱侮亡，先哲所贵。”

三、唐太宗伐高丽的时空过程

唐太宗决策发兵伐高丽。贞观十八年（644年），七月，太宗即命“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意在试探高丽实力，而张俭率兵至辽河，恰遇辽河水涨，未能渡辽。 十一月，太宗临驾洛阳，欲亲伐高丽。 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从海路进取高丽；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从陆路以攻高丽 ；并下诏让新罗、奚、契丹等军，分道攻打高丽。 攻高丽的唐军主力可分三路：分别是李勣、李道宗统领的步骑；太宗亲统的六军；张亮率领的船师。 三路大军的进攻路线、速度和作战区域各不一样，下面分别予以叙述。

李勣、李道宗统领的步骑 ，于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 ，进至幽州 ，发兵柳城 ，柳城乃营州治所（今辽宁省朝阳市）。 其后出怀远镇、北取甬道，怀远镇在今辽宁省辽中县附近，“甬道，隋起浮桥渡辽水所筑”。与此同时，张亮率舟师从莱州渡海，莱州即今山东省掖县。 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春二月，亲统六军发洛阳，”四月至幽州。

四月初，李勣在通定渡辽河，通定在今辽宁新民县西北辽河西岸，是隋伐辽时所置。 进至玄菟(今辽宁省辽阳市东)。 渡过辽河后，李道宗将兵数千人至新城(辽宁省抚顺市北高尔山山城)。 四月中旬，李勣、道宗合攻高丽盖牟城(今辽宁省抚顺市北)。 攻克该城后，以其地置盖州。 也在四月，张亮“帅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今辽宁省金州)。五月初攻克卑沙城，分遣总管丘孝忠等人，推进至鸭绿水。 五月初，李勣进军至辽东城下(今辽宁省辽阳老城)。 而唐太宗才兵至辽泽（今辽河下游地区，因辽河常泛滥而形成的沼泽地）。 其后，唐太宗渡过辽河，亲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与李勣合势。 此后两军围辽东城数百重，并借风势用火攻，攻取辽东城，以其城置辽州。 五月末，大军进逼白崖城（今辽宁省辽阳市东北）。 六月初，攻克白崖城，以其地崖州。

六月中旬，大军进至安市城（今辽宁省海城县东南）。 高丽北部的高延寿、南部高惠真率高丽、靺鞨兵近十五万，来援救安市城。 唐军与赴援的十五万军战于安市城外，结果高丽、靺鞨军大败，降于唐军。 太宗将高丽傉萨以下酋长三千五 百人迁于内地，将所俘靺鞨兵三千三百人全部坑杀，其余的放还平壤。“高丽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七月初，太宗将兵营安置在安市城东岭，整顿军马。

八月，李勣欲攻安市，唐太宗曰：“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材勇……建安兵弱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但李勣却认为建安城在安市之南，军粮皆在辽东，越过安市攻打建安，若高丽切断唐军补给路线，那将是攻不可下、退亦无路。 唐太宗听取了李勣的建议。 在攻安市城时， 李勣主攻城西，“令抛石撞车坏其楼雉，城中随其崩坏，即立木为栅，”高丽人顽强抵抗。

李道宗在安市东南角欲筑一座比安市城高的土山，从土山上可俯冲攻城，但因部下大意，土山反被高丽守军占领。 李勣、李道宗久攻安市不下。 而在五月和六月 ，张亮都在行军 ，至七月 ，张亮军过建安城（今辽宁盖县）。 遭遇高丽兵，两军混战，击败高丽。

战事持续到同年九月， 辽东地区天气已转趋寒冷，冬天即将来临。 唐太宗无奈，“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从贞观十八年（644年）发兵，至十九 （645年）年九月班师 ， 此次征高丽的军事行动 ， 攻取了盖牟 、辽东 、白崖 、卑沙等十余座城 。“但以贼帅莫离之犹不授首 ，本图未果 ”。而且经过几次混战 ，唐军战士死伤几千人 ，战马死者十之七八 。 唐太宗“以不能成功 ，深悔之 。 叹曰 ：‘魏征若在 ，不使我有是行也 ’”。

唐太宗此次亲征兵疲而返，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收复辽东的志向。贞观二十年（646年），由于发兵平薛延陀，未对高丽用兵。 此年，高丽王高藏遣使者向太宗献高丽珍品，并送美女二人。 唐太宗未接受高丽的献物，并言高丽“凶顽成性，殊未革心，前后表间，类多不实”，下诏断绝高丽朝贡。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二月，太宗将再伐高丽，有大臣认为高丽有山城防御，不能轻易取之，而高丽又遇旱灾，其民多饥。“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 …… 数年之间 ，千里萧条 ，则人心自离 ，鸭绿之北，可不战可取也”。太宗采纳大臣们的意见，未亲征高丽。

同年三月，遣李海岸发兵万人，从莱州入海；李勣将兵三千人从陆路攻高丽，两军合战。 李勣率军渡辽，攻克南苏等城而还。 南苏城，故址在今辽宁省铁岭市南。 李海岸入高丽，攻下石城、积利等城而还 ，两城均位于今辽宁省庄河县境内 。贞观二十二年 （648年），正月 ，诏薛万徹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 “率甲士三万自莱州泛海伐高丽 ，入鸭绿水”，攻破高丽泊灼城（今辽宁省丹东东北）。 这几次军事行动，唐太宗都未亲征，任命几位大将攻扰，以达到预想的结果，使高丽“彼疲于奔命”。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六月，太宗“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但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皇帝未行既崩，遂罢高丽之役。 自贞观十八年（644 年）下诏伐高丽，至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太宗崩驾，历时五年多，兴兵几十万，数次征伐高丽，虽然攻取高丽十余座城池，但仍未收复辽东失地，攻取其都城平壤。 出兵辽东的战略目标并未达到，因此唐太宗东征高丽未取得成功。

四、唐太宗伐高丽失败的原因

唐太宗多次出兵征高丽，多是兵疲而归。 在查阅诸多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后，可缕析其失败原因所在。

第一，仓储供应不足。 唐军伐高丽属于军事远征，要保证远征的胜利，足够的后勤补给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辽东道远，粮运艰阻”。 隋炀帝征高丽时,就曾因“食尽师老，转输不继，诸军多败绩，于是班师”。 唐太宗以隋末兵败为鉴，欲使仓储充沛，下令“北输粟营州，东储粟古大人城”，从陆路运粮储备；同时命阎立德“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命萧锐“运河南诸州粮食入海”，从水路运粮北上；还有军队“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 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廩”。曾带兵多年的太宗，深知作战之道，为储军资其也是“兴师动众”。

唐太宗远征的策略应是积仓储、发众兵，速战速决，消耗战对其不利。 但是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发兵进攻，直至冬十月，虽取下蓋牟、白崖等城，但进攻安市城失利，尚未进抵高丽都城平壤，就下令班师。 仅半年多的前线消耗，就导致仓储供给不足，再加上东北地区天气早寒，无奈之下，太宗只能因“辽东仓储无几，士卒寒冬，乃诏班师”。

第二，冬季早临，气候恶劣。 高丽处于今我国东北辽宁东部与朝鲜半岛北部， 秋冬天气非常寒冷。在唐太宗亲征的贞观十九年（645年），九月就已“季秋草枯 ，辽塞寒烈 ”，到了十月已是大雪纷纷了。 唐军多是中原人，根本耐不住辽东的严寒，更谈不上在冬季作战了。 在九月，唐军丢失土山后，反攻三日不克。 寒冷的天气最终迫使唐太宗作出退兵的决定。 在撤退途中“及兵渡渤错水，暴风降雪时甚。水寒，士卒沾冻，马牛溺于泥水，死者甚多”。可见寒冬已至，撤兵之过程中，难免兵马冻死溺死。

贞观十九年（645年）后，唐对高丽的几次用兵，也多是进攻到七八月份就撤退。 古人作战时讲求天时、地利、人和，这就说明它们对战争的影响都是不可忽略的。 譬如这寒冷的冬季，唐军多不适应，对其作战行动极为不利； 而高丽人长期生活在东北亚地区，适应冬季的严寒，再加上其有可坚守的山城，可谓占有了天时和地利。

第三，高丽有坚固的山城防御，易守难攻。《三国志》卷三十曾记载:高丽“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据此可知，高丽的地理环境如何。 三国时期去唐虽已有几百年，高丽的地理环境不会有太大变化，《旧唐书》亦载“其所居必依山谷”。 这表明高丽人有着依山谷居住的传统。 由于高丽“地处多山环境之中，加之战争接连不断，其城邑多为建筑在交通要道左近山上之山城，平原城相对很少”。 高丽人不但依山而居，还依山建城。

据研究，高丽的山城依地势地形可分为簸箕型、山顶型、“筑断为城”型、左右城和内外城型几种，簸箕型数量最多。 山城城墙大都修在三面高一面低的环形山脊上，城内有纵深的山谷和开阔的坡地，便于较大规模的兵民驻防和器备储藏。 张亮所进攻的卑沙城，就是“其城四面险绝，惟西门可上”。 从古史记载和今人研究中都可见高丽山城的坚固。 在唐太宗准备二次亲征时，大臣们朝议，指出高丽“依山为城，不可猝拔 ”，劝阻唐太宗放弃出兵 ，这表明唐廷臣也已知晓高丽山城的坚固。 山城的建造也是有一定原因的，自汉迄唐，高丽几乎未间断过战争。 其最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建立坚固有效的防御工程体系。

防御是高丽建山城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山城的防御遂使高丽长期存在及强大。 徐日范先生就认为高丽之所以会强大，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拥有了极其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 坚固的山城成了高丽对外的屏障， 把远征而至的十几万唐军挡在了 “城外”。 安市城就是其中范例之一，唐军七月既已陈兵安市城下，直到九月都未攻克。 我认为：高丽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是唐军无法取胜的重要原因。

第四，交通不畅，粮运受阻。 隋唐时期，因受人类活动影响， 辽河及其支流的泥沙不断往下搬运，三角洲日益向外延伸，海潮波浪输送沉积物到河口段，原有海湾逐步填高，沼泽普遍发育。 若是到了春夏季节辽河泛滥， 更使下游地区泥泞不堪，交通极为不畅。 由于沼泽遍布辽河下游，史书中称其为“辽泽”。 李勣率军在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就已兵发营州柳城，直到四月才渡过辽河，这正是因为道路不畅所致。 同年五月，唐太宗“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泥泞的沼泽地极大地迟滞着唐军的前进速度，同时也使粮草运输受阻。 前进速度的缓慢和粮运不畅，意味着唐军所能利用的进攻时间缩短。 所以，延至九月辽东已经天寒地冻，才进至安市城下，去平壤还很遥远。 交通路线的不畅，无疑也是唐军未能获胜的一个原因。

第五，决策不当，遗失战机。 在唐军首次大规模进攻高丽时，有两次遗失战机。 第一次是在高延寿、高惠真率十五万大军援安市时， 李道宗进谏认为：“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原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即趁高延寿援安市之时，乘虚攻取平壤。 他的主张很有军事眼光，可惜未被唐太宗采纳，遂失去攻取平壤的最佳时机。 第二次是在打败高延寿后，将要进攻安市城，群臣建议：张亮兵在建安城附近，可令其于唐太宗、李勣军队南北汇合，攻取乌骨城。 乌骨城（今辽宁省凤城县东南），是高丽从辽东去平壤交通干道上的重镇。 然后渡鸭绿水，直取平壤。

而长孙无忌却认为，如果攻取乌骨城，建安、新城兵则都在唐军之后，容易造成背腹受敌。“天子亲征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 不如先取安市再破建安，然后长驱直入，为万全之策。 于是唐军又失去一次进取平壤的机会。 这两次进言均是主张出奇兵，攻平壤，却未被采纳。 仍就采取了所谓的“万全之策”，即先取安市，再破建安，最后取平壤。 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的注释就认为“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胜，独辽东之役，欲以完全制敌，所以无功”。作战贵在把握战机， 征高丽却未把握住攻取平壤的战机，也是唐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其他原因还有：其一，朱学渊先生认为唐军首战不胜的根本原因在于靺鞨部队的介入，而战前唐军对靺鞨毫无防范。史载，靺鞨初臣服于唐，但“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 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靺鞨军多善战骁勇，其与高丽联合，增强高丽军的作战能力，减缓了唐军的作战速度。贞观十九年（645年）的战疲而归，确实与靺鞨军加入高丽有一定关系 ， 但不是根本原因。其二，薛延陀在贞观十九年（645年）趁唐太宗发兵辽东之时“以上出征未还，引兵寇河南”，这种牵制应是太宗从辽东撤兵的原因之一。

唐太宗在贞观二十年（646年）命薛万徹、李勣率兵出击薛延陀，未再征高丽，所获高丽之山城得而复失，使高丽有喘息之机。 这是唐军后来屡次发兵战果不显的原因所在。 其三，唐军在高丽内部没有内应做向导，对高丽的地形和实力并不熟悉，这也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所在。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唐高宗时，征伐高丽就有高丽莫离支男生做内应，助其平定高丽。

关于唐征伐高丽的性质 ，多认为是中央王朝对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一战争，本人也持此种观点。 对于太宗这次东征 ，大臣中不乏反对者 。 出征之前，褚遂良等力劝太宗不可亲征，但未被采纳。 其后，大臣们多不敢再言罢辽东之役。 唐太宗自辽东返回后，房玄龄在病重时上表“原陛下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认为高丽未失臣节、未扰百姓、也未为患边疆，不应再发兵征讨，以劳民众。 魏征已逝，再无人能够劝止唐太宗。“但一虑之失而尤之，后谁为我计者”。 唐太宗自认为把握住了时机可解后顾之忧的东征，却无功而返。

宋人范祖禹曰：“高丽之大未如突厥，其险远不过于高昌、吐谷浑，此三国者皆命将帅以偏师取之，墟其国。 何独自至于高丽 ，而欲自征之平 ，太宗若从遂良之言 ，虽伐而不克，亦未失也。”认为太宗不应亲征小小的高丽，只要派大将攻打即可， 既使不胜也无损太宗亲征“名声”。 而章群先生就认为高丽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然太宗卒以莫须有之罪名，兴师讨伐，可谓黩武，直接判断唐太宗东征是黩武行为。 但是，史家多不言太宗之败于高丽如隋炀帝，因为太宗“见危而思直臣，知过而能自悔，此所以为贤也”。 虽在前线失利，但仍为贤君。 最后，收复辽东失地，平定高丽的历史重任， 落在其子唐高宗皇帝的肩上。唐总章年间，唐高宗终于平定高丽，收复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