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众多民族按经济文化可分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分别崇尚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史记》中记载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游牧民族崇尚武功，健壮体魄，骁勇善战，性格彪悍，老少皆擅骑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汉族政权则是典型农耕文化，生活方式固定，主要通过农耕的方式获得生活必需品，形成“耕织结合”的经济模式，抗天灾能力强于游牧民族，可制造游牧民族无法生产的棉麻铁器等生活用品。
两种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发生接触，在生产资料、技术等方面相互依存，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又存在冲突。游牧民族以放牧为主，当遇天灾时常南下掠夺农耕民族的粮食及生活器物，机动性强，善于进攻。农耕民族因为需依附土地生存，且草原环境不利于作物生长，因此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常处于被动防守。由于两种文化生活习俗相差甚远，故在传统观念上一直就有“夷夏之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但在历史上，两个民族的关系可影响一个政权的稳定，而政权的兴衰也影响着民族关系。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充分体现出朝代的民族政策。
一、唐朝以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关系
多数情况下，游牧民族都是通过战争交换物资、掠夺获取劳动力和技术，因此中原农耕王朝不断制定和调整对游牧民族的政策，应对民族关系中劣势的处境。
战国时期，从秦、燕、赵三国分别修建长城可看出当时匈奴对中原的威胁程度。此时各诸侯国间战争不断，对游牧民族多为排斥与隔离的态度，采取防御性抗击。但也有例外，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民族的文化，推行“胡服骑射”政策，对本国军事服饰等进行改革，使赵国成为当时除秦国外最强的国家，匈奴十多年不敢靠近赵国边境。秦统一中国后有了足够实力与游牧民族抗衡。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解除匈奴南侵的威胁，并将各国长城连接起来作为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
秦末，匈奴趁中原大乱再度入侵河套以内。汉高祖北击匈奴却被围于白登，最后狼狈回来，被迫采用和亲维持和平。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主动出击，“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东汉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也取得过胜利。“单于被创，坠马复上，将轻骑数十人遁走，仅而免脱。”此时期两种文化虽也有学习交流，但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军事上的劣势让中原政权不愿主动与游牧民族接触，多是通过战争、和亲等方式被动接触，间接地促进了两种文化间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权瓦解，不少游牧民族内迁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为获取劳动力与兵源，各政权常掠夺人口以供驱使，促使大量少数民族迁往中原，中原人民则躲避战乱不断迁居边疆。加之当时政权频繁更迭，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尤其是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人口也随之大规模流动。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民族交流成密切状态，游牧文化逐渐与农耕文化融合，出现第一个民族融合高峰，为以后的民族关系打下基础。
二、唐朝前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关系
唐朝建立之初，由于中原纷争不断，周围的游牧民族逐渐强大，以东突厥的影响最大，其态度甚至可以在隋末群雄争霸中影响中原政治走向。中原很多割据势力，如刘黑阔、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都曾向东突厥称臣并援引突厥兵进行攻伐，这在以往的民族关系中很少见。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借突厥犯边的机会，李渊借机除掉了太原副留守王威、虎牙朗将高君雅，并遣使突厥“约连和”，借“拒突厥”的机会壮大自己的势力。建唐后还以金玉币帛予之以获取其支持，但突厥却不断侵扰唐边境。除突厥外，回纥、吐谷浑和吐蕃等也与唐政权时战时和，实力此消彼长。如何处理与这些民族的关系不仅关系到边疆地区稳定和百姓生活安宁，也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力盛衰，更充分体现唐朝前期统治者对待游牧民族的态度和民族观念。
1.表现。（1）重用少数民族将领。虽然突厥在唐初对唐朝形成很大威胁，唐朝也会采取武力反击与震慑，但对少数民族依然采取友好态度。唐朝初期，少数民族将领在朝廷中被重用甚至受到更优待遇的事情时有发生。《新唐书》 卷一百一中记载了 20 位诸夷蕃将和后代，还有一些没有列进诸夷蕃将卷的，如高仙芝、哥舒翰等。其中六人是在高祖太宗时期。这些被记载的蕃将都因战功受封，不仅官职显赫，还享受荣誉，受到太宗器重，在朝政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少数民族将领不仅有成绩斐然的战功，言行举止也表现自己身为唐将的自觉和对唐朝稳定发展的认同。
面对太宗苑中逐兔时执失思力直言“陛下为四海父母，乃自轻，臣窃怠之”。契苾何力被薛延陀囚禁时“拔佩刀东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贼廷邪？天地日月，临鉴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同时唐统治者也信任少数民族将领，对其推心置腹。契苾何力被薛延陀囚禁扣押时有人向太宗进言，何力“如涸鱼得水，其脱必遽”。太宗却坚信“若人心如铁石，殆不背我”，并同意薛延陀迎娶公主的请求，以营救何力。征高丽时何力中箭，太宗亲自敷药。高宗对少数民族将领也信任备至。高宗祀太庙，让李多祚登辇，监察御史王觌认为多祚为夷人不宜共舆辇，帝曰：“朕推以心腹，卿勿复言。”
（2）和亲册封。和亲是中原王朝常使用的维护民族间和平稳定的手段。对统治者而言，能用女人解决民族问题、维持和平稳定关系，远比战争划算。通过和亲缔结姻亲关系，不仅能够借由婚姻关系调整两个民族或政权间的矛盾，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民族政权的血统，影响游牧民族习俗，加强民族间联系，维持双方利益最大化。因此和亲也是民族政策的表现。《唐会要》中记载共有 15 位公主出嫁边疆，新旧唐书中也记载 13位公主嫁与少数民族将领。唐前期国力强盛，一共有 18次和亲。主要民族有突厥、吐蕃、回纥、吐谷浑、契丹等。
这些民族和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如安史之乱时回纥就出兵帮唐兵镇压反叛。各民族出于慕汉与借威的目的，将与唐联姻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贞观元年，东西突厥不和，西突厥请婚，东突厥“颉利可汗不悦中国与之和亲”，数次入寇，要挟统叶护可汗，“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而过”，最终“未克婚”。太宗也通过和亲平衡少数民族部落关系。西突厥国内内乱，双方都企图与唐和亲，但与其和亲对唐朝无益，太宗以“汝国扰乱，君臣未定，战争不息，何得言婚”为由拒绝和亲请求。强盛的薛延陀向唐求婚，太宗担心其“深结党援，杂姓部落，更尊服之。夷狄人岂知恩义，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谓养兽自噬也”，拒绝其求婚。
嫁与少数民族首领的和亲公主，要遵守当地民族的习俗，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习俗。唐肃宗时，宁国公主嫁回纥毗伽可汗，可汗死时欲以公主殉葬，公主驳斥：“回纥慕中国之俗，故娶中国女为妇。若欲从其本俗，何必结婚万里之外邪！”终免于殉葬，但依习俗剺面而哭。通过和亲也可以参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军事，为唐朝谋取最大利益。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后，不仅为唐朝带来多年和平，也使唐王朝获得了吐蕃在军事上的支持，《新唐书》载“: 二十二年，右卫率长史王玄策使回西域，为中天竺所钞，弄赞发精兵从玄策讨破之，来献俘虏。”
同时，文成公主对吐蕃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带去吐蕃的物品有“经史典籍三百六，还有种种金玉饰。……诸种食物烹调法，……工巧技艺制造术”等。吐蕃的文化生活习俗因此发生了变化，“其国人皆以赭涂面，公主恶之，赞普下令禁之；亦渐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国学受诗、书”。对唐朝而言，婚姻拉近了与边疆民族的联系，使其成为中央王朝的忠实臣民和可靠盟友，服从唐王朝的诏令，向唐王朝纳贡，并在必要的时候帮助唐王朝冲锋陷阵。
（3）唐前期的长城观。唐朝前期，尤其是太宗朝，民族关系最为开放，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思想是中华夷狄兼爱如一。除了上述的优待少数民族将领与和亲外，还可以通过太宗的长城观表现出来。长城是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而修建的，从秦朝起各朝都在不断修葺长城。长城在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并非万全之策，如处理不当不仅不能阻挡游牧民族，还可能成为导致王朝灭亡的因素。
唐朝初期也受到游牧民族侵扰，但唐高祖忙于维持国内政权稳定，消除隋朝残余势力和各方割据政权，修复隋炀帝暴政造成的社会创伤，没有精力修筑长城。太宗继位后，东突厥入侵，太宗虽与颜利可汗刑白马盟誓于渭桥，然“夷狄弱则边境无虞”。东突厥灭亡后，在安置突厥降众问题上各方意见不一。很多朝臣认为其非我族，“弱则扶，疆则叛”，应遣至黄河以北，立酋长各统其部，分而治之，请修长城，以将游牧民族阻隔在国境之外。
但太宗认为隋亡源自长城，“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于是采取温彦博的观点，“彼创残之余，……将教以礼法，职以耕农，又选酋良入宿卫，何患之恤?”安抚归顺的突厥部落，将其安置在幽州，以突利可汗为顺后都督，率其原部，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入朝者百员。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太宗阐述自己的观点：“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者下也。”不管《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否为后人托名之作，仍可反映太宗对待民族问题攻心为上的态度。
2.唐前期出现中华夷狄如一的观念由多因素形成
（1）唐朝政权自身就是由民族融合所形成的政权。唐朝建立前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间已经出现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些民族融合为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奠定了基础。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各政权更迭频繁，北方游牧民族逐渐与汉族交错杂居，进一步融合。由于统治的需要，各政权中的少数民族及胡化的汉人逐渐融入汉文化之中，血统与文化上的融合使民族间的差异渐趋消弭。唐王朝就是在经历了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洗礼和长期的地缘、血缘与文化上的融合基础上形成。不仅兼容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精华，也使其华夷之别观念淡薄，能够打破民族界限，推行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将农耕和游牧的民族视为一体化，较少民族偏见。
（2）唐统治者拥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唐朝统治者本身就具有游牧民族血统，唐高祖母亲独孤氏为鲜卑化的匈奴，唐太宗母亲窦氏是鲜卑贵族，皇后长孙氏亦是鲜卑人，唐初统治核心成员大部分来源于关陇集团，而关陇集团是宇文氏“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除帝王外，统治集团上层有不少文臣武将来自少数民族，如长孙无忌为鲜卑后代，窦威先祖也为少数民族。根据章群《唐代蕃将研究》中统计，唐代少数民族仅武将就多达两千多人。由于皇室本身具有北方鲜卑族血统，虽已汉化但依然具有多民族特性，加之魏晋几百年间农耕与游牧文化在战争与和亲中不断地交往融合，对游牧民族的接受度更高，具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3）唐前期统治者的开明统治和强盛的国力。唐朝能够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也跟唐朝强盛的国力与统治者个人魅力有关。北魏的府兵制和隋朝的经济为唐朝提供了军事和经济基础，加上唐高祖和太宗经历过隋末农民起义，吸取隋亡教训，采取休养生息的措施，唐建立后社会经济迅速恢复“频岁丰捻，一匹绢得十余石粟”，人口从建立之初不及 300 万户，到贞观十三年时已恢复至 304 万余户，人口达 1235 万。唐朝的军队延续北魏的府兵制，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装备精良，以骑兵为主要作战方式，不论是攻坚还是野战都具有强大的作战能力。
太宗认为中原受制于游牧民族是因为“至汉、晋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于是“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教射，帝亲自临试，射中者随赏弓刀、布帛。”自此“士卒皆为精锐”。强大的战力使唐军队在民族战争中占据优势，因此唐朝才能够在民族问题上清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掌握民族关系的话语权，促使周边民族瞻仰崇拜，自觉向唐朝靠拢。另外，唐太宗的个人魅力也是唐前期实施开明民族政策的重要因素。太宗本身就是个拥有博大胸怀的人。
史书记载，武德元年薛仁杲兄弟及宗罗厚、翟长孙来降，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贼荷恩慑气，咸显效死”。三年二月，尉迟敬德、寻相来降，“（太宗）还令敬德督之，与军营相参。屈突通惧其为变，骤以为请。太宗曰‘：昔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并能毕命，今委任敬德，又何疑也。’”不同于以往统治者，太宗认为汉蛮无差。《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记载，太宗询问李靖蕃汉之兵如何处置，靖曰“：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这是李靖的观点，也是太宗的观点。
太宗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官员，采取宿卫的方式安置少数民族将领，并在民族关系上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的观点。正因为太宗用人不疑并真诚相待的胸怀，使得周边少数民族敬佩尊重忠诚于太宗。《旧唐书》记载“，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藩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太宗去世时，“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以殉葬，被高宗以先旨不许阻止。“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纵观中国历史，能够如此服人的统治者屈指可数。
由此可以看出，魏晋几百年间农耕与游牧民族在战争中不断的交往融合为唐朝奠定了民族基础，唐王朝统治者自身就具有多民族血统，为唐政权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关陇集团也是由鲜卑六镇民族及胡汉土著后裔组成。唐建立后能够采取正确合理的措施迅速恢复经济，增加人口，为军队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资源，拥有足够制衡游牧民族的军事实力。因此，唐朝在民族关系上具有开明的思想，能够将农耕和游牧的民族一视同仁，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
值得注意的一点，在唐朝前期，虽然采取开明的少数民族政策，但汉夷有别依然是主流态度，《新唐书》中有很多地方表现出这种偏见。如隋初时，“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论贼形势，素奇之：‘不意蛮夷中乃生是人！’”这是对冯盎的赞赏，也是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唐朝时有人告冯盎叛变，太宗打算招兵讨之，魏征谏曰：“……且王者兵不宜为蛮夷动，胜之不武，不胜为辱。”认为汉夷不能同等对待。少数民族将领自身也认为自己不同于汉将。万钧将契苾何力的战功占为己有，太宗知道后欲将万钧的官职授予何力，何力顿首曰“：以臣而解万钧官，恐四夷闻者，谓陛下重夷轻汉，则诬告益多。又夷狄无知，谓汉将皆然，非示远之义。”汉夷之别的观念深入人心，很难通过开明的政策消除。
虽然唐朝对少数民族态度开明，但开明有条件，少数民族需归附并服从唐的统治，若不能听从唐王朝的统治和调遣，唐朝也会派兵攻打，因此开明的民族政策也有它的时代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