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619）九月，开国功臣刘文静被杀。这是唐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刘文静因任遇与裴寂相差悬殊心怀不满，酒后失言遭人检举，被李渊处死，临刑时叹“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

一、刘文静功绩及其任遇的变化

《旧唐书》记载，刘文静因酒后失言入狱，被审讯时云：“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李渊据此认为刘文静谋反，李世民以“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止以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为其辩解。酒后失言是刘文静被杀的直接原因，而他本人及李世民认为任遇不公是酒后失言的缘由所在。“任遇悬隔”主要是与裴寂相比较而言，兹以时间为脉络对裴寂、刘文静的功绩及任遇情况进行梳理，以此来考察李渊对刘文静的态度。

晋阳起兵前后，裴寂、刘文静职事官大体相当。传统观点认为晋阳起兵由李世民、刘文静策划，李渊坐享其成，事实并非如此。经过汪篯、李秀平、徐连达、牛致功等人的分析论证，“李渊作为起兵反隋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个事实，已经毋庸置疑，可以视为定论了”。随着李渊的作用和才能得到认可，黄永年、宁志新、郭绍林、王庆卫等学者重新审视裴寂在晋阳起兵及建唐中的作用，认为裴寂是李渊晋阳起兵的重要谋划人之一。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举事时，裴寂、刘文静的官职分别为晋阳宫副监、晋阳令，官职、地位相差无几。起兵后，李渊建立大将军府，以二人分别任将军府长史、司马，地位高于其他起义元从，故上文刘文静云“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

进入关中之前，裴、刘二人的散官、爵位出现细微差距。兴兵后，与突厥交好显得异常重要。于是刘文静奉命出使，联合突厥。在此期间，裴寂因功绩先后获得光禄大夫的散官和闻喜县开国公的爵位，《裴寂墓志》详细记载了这两件事。河东裴氏是河东地区的第一大族，起义军进入河东后民众积极归附，与他的家族影响不无关系。而占领临汾郡后，李渊即将进入河东地区的核心区域河东郡，裴寂获闻喜县爵位的意义不言而喻。这说明裴寂的散官和爵位因功绩所获，故而刘文静并未对此方面的差距表示不满。

进入关中后，两人官、爵大体相当，赏赐方面却出现了不小的差距。入关前，刘文静作为主将率兵阻止屈突通救援关中，为李渊大军顺利攻克长安提供保障。裴寂的功绩在为李渊出谋划策方面，如对待河东守将屈突通问题上，他建议将其击溃后再进入关中。李世民等建议放弃进攻屈突通直攻关中，李渊“两从之，留兵围河东，而引军入关”，杜文玉认为“这种战略部署充分地反映了李渊作为一个军事统帅用兵稳重的特点”。李渊攻克长安后建丞相府，裴寂转丞相府长史，进魏国公；刘文静转丞相府司马，进光禄大夫、鲁国公。至此，两人的职事官、散官、爵位再次处于同一水平，但赏赐存在差异。

攻下长安后，裴寂获赐“良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刘文静的赏赐不见于记载。《旧唐书》云：“高祖发迹太原，因晋阳宫留守库物，以供军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这意味着即便刘文静等人获得赏赐，也应当与裴寂相差甚远，这是刘文静道出“（裴寂）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的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李渊凭借“晋阳宫留守库物”得以起家，而这些战略物资正是由晋阳宫副监裴寂所提供的，李渊对裴寂的财物赏赐当基于此。

建唐后，两人职事官官品及地位出现差异。李渊称帝前，刘文静在招抚政策的配合下，擒拿屈突通并平定新安以西地区。裴寂的功绩则在于为李渊构建政治合法性及舆论宣传方面。基于两人的功绩，李渊以裴寂、刘文静分别出任新王朝的尚书右仆射、纳言，同年二人获得“特恕二死”的特权。两者虽同为宰相，但官品及地位等已存有细微差别。此时宰相有尚书令李世民，尚书右仆射裴寂，纳言刘文静，内史令萧瑀、窦威五人。由于尚书令李世民长期领兵在外，所任尚书令为虚职，尚书右仆射裴寂成为“首席宰相”，且裴寂所任从二品的尚书右仆射官品也高于刘文静所任正三品的纳言。不过此时，尚书右仆射与纳言仅仅是宰相位次的差异，并不存在领属关系。

武德元年（618），在李唐军队平定薛秦的过程中，两人官职及地位的差距渐大。裴寂的主要功绩在于主持修订律令，并协助李渊处理政务，因而官职及地位并未改变。同年七月薛举寇泾州，刘文静随李世民率兵出征，由于刘文静指挥不当，导致李唐军队惨败而归，他本人因此被免官削爵，后因讨平薛秦而恢复爵位，但未恢复原有职事官，而是出任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民部尚书虽然与纳言同为三品官，但宰相纳言的地位远非六部尚书中排名第四的民部尚书所能及，这是刘文静不满的重要原因。

刘文静官职的变化不是李渊对其不公，其免官的原因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这次失利绝非唐军实力不济，汪篯分析战前双方实力认为，“唐的军力、人力、物力、财力都远远超过秦军”，惨败实由刘文静决策失误所致。第二，这是李渊起兵以来军事上最大的一次失利，影响极其严重。“死者十五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陷于阵”，使得李唐陷入极为困难的处境，以至于薛举谋士认为“今唐兵新破，将帅并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若不是薛举突发疾病死亡，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另一位主将吏部侍郎、元帅府司马殷开山同样“坐减死除名”，说明李渊未特意针对刘文静。讨平薛秦后他没有官复原职的原因有三：其一，惨败时刘文静是战略决策人，而胜利时决策人为李世民，且胜利时窦抗“从太宗平薛举，勋居第一”，功绩超过刘文静。其二，出征获胜与薛举病死、秦军内部分裂不无关系。其三，与刘文静同时免官的殷开山也未官复原职。可得知刘文静官职的变化与自己的前后战绩相一致，并非李渊对其赏罚不公所致。

从上可见，刘文静、裴寂在李渊建唐过程中功勋卓著，相应地李渊也授予了他们尊显的官职。在跟随李渊起义到建唐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两人先后从晋阳令、晋阳宫副监，到李渊大将军府司马、长史，再到丞相府司马、长史，最后成为唐开国宰相，足以显示李渊对他们的倚仗与重视。由于裴寂在起义之初提供了大量军用物资，李渊攻克长安后也给予了他极为丰厚的赏赐，这是刘文静所没有获得的。在讨平薛举战役中，刘文静因决策失误而致战败免官，后出任民部尚书成为裴寂的下属，这与李渊对待他的态度无关，因而刘文静“任遇悬隔”之说非实。

二、刘文静对任遇的“觖望”有泄密的危险

刘文静在建唐过程中参与密谋起义和出使连和突厥涉及李渊隐晦之事，以其豪爽的性格、嗜酒的习惯，当会导致他因不满生怨时泄露此信息，这成为李渊将其诛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由李世民、刘文静主导晋阳起兵的观点被推翻，但是刘文静仍是谋划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李渊驻守太原时，晋阳令刘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密谋起兵中隐晦之事，主要指反隋。有关学者也将晋阳起兵称为“起兵反隋”，虽然反隋为实，但起兵至称帝前李渊皆以拥护隋朝为名，以此来拉拢隋朝旧臣并扩充实力。起兵前，最为重要的一个步骤是诛杀隋炀帝的亲信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李渊“命晋阳县令刘文静导开阳府司马刘正会，辞告高君雅、王威等与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系狱”，可见李渊并未打出反隋的旗号，刘文静为诛杀高君雅、王威计划的主要执行人。

联络突厥时李渊亦以匡扶隋室为名，正式起兵后接受裴寂、刘文静等人建议，“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仍以拥护隋朝为名，甚至对下属说“虽失意于后主，幸未负于先帝”。李丹捷认为李渊建唐后对隋的态度是“承继周隋”，与后来贞观年间的“革隋为唐”完全不同。

甚至王世充篡权时也曾效仿李渊以拥护隋朝为名，称帝前对杨侗说“今海内未定，须得长君，待四方乂安，复子明辟。必若前盟，义不违负”。如果李渊杀王威、高君雅及反隋信息泄露，会对李渊招揽隋朝旧臣的政治措施的实施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影响“承继周隋”的政权建设。

刘文静为联和突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联和突厥又涉及李渊隐晦之事。李渊诛杀王威、高君雅后，率兵南下必须要解除突厥对后方基地太原的威胁，联合突厥是解决此问题的最好办法。汪篯深入讨论了李渊联合突厥的重要性，指出“连合突厥一事，其成否端为高祖兴甲晋阳成败之所系”。学界对刘文静是实施李渊联合突厥政策的执行者并无太大的争议，但对刘文静在此事中的功绩讨论不多。仅有任士英曾进行论证，认为“刘文静不仅不是出使突厥的第一人，而且也不是唯一人物”，且刘文静“是执行了李渊的既定政策”。这种观点显然低估了刘文静在李渊称臣于突厥一事中的功绩，试论证如下：

刘文静在李渊称臣于突厥一事中不仅仅是政策执行者，还是重要的决议人之一。李渊派遣使者出使突厥归来，突厥始毕可汗要求李渊自为天子，李渊断然拒绝。如何在取得突厥的支持下不公开反对隋朝成为李渊所面临的重要难题，裴寂、刘文静劝诫李渊不拘小节答应突厥要求，被李渊拒绝，李渊要求“诸贤宜更三思，以谋其次”。在李建成、李元吉归来之际，裴寂等再次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这次建议被李渊接受。

《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皆为“裴寂等”，我们知道刘文静在李渊起义元从中与裴寂地位相当，应当参与此次决议。《旧唐书》则明确记载，刘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说明刘文静是参与联和突厥的重要决议人之一，并提出了可行的建议，这是其他使者不能比拟的。

与李渊前后派往出使突厥的使者相比，刘文静所担责任明显重于他人，功绩也高于他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任务性质不同。第一次，李渊是初次联系突厥，亲自书写文书派遣使者送往突厥。第二次，李渊改易旗帜后派遣使者告知突厥，这两次所派遣的使者仅仅为送信人，并未留下姓名。刘文静的出使与此二人显然不同，临行时李渊劝诫刘文静“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敬烦天心，欲存民命。突厥多来，民无存理。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为边患。又胡马牧放，不烦粟草。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说明刘文静肩负谈判的重任，与送信人的任务完全不同。

其二，功绩不同。第一次、第二次使者虽然都完成了联系突厥的使命，但并没有和突厥确立联合关系。刘文静完成了与突厥联合任务，并带来了其他好处，他带来“突厥五百人，马二千匹”，李渊“喜其兵少而来迟，藉之以关陇，谓刘文静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马多人少，甚惬本怀’”。对于刘文静完成出使任务，李渊称赞“非君何以致之”。李渊满意的主要有三点：第一，确立了与突厥的联合系，为李渊军队进入关中奠定了基础；第二，“马多兵少”既补充了李渊军队对战马的需求，又防止突厥兵众过多而对百姓造成侵扰；第三，“来迟”，李渊曾与突厥约定，“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如果突厥兵众来得过早，势必要分享李渊攻占西河、降郡、临汾等大部分地区的胜利果实。

李渊连和突厥过程中的隐晦之事，主要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方面，李渊在此过程中称臣于突厥，陈寅恪称“隋末中国北部群雄并起，悉奉突厥为大君，李渊一人岂能例外”。当然也有李树桐、牛致功等学者认为李渊对突厥仅仅是“委曲求全”，并没有奉突厥为主。但即便是委曲求全、以下对上的姿态，倘若内幕泄露也会对刚刚建立的唐王朝的正统性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是称臣于突厥，内幕泄露的影响就更不可估量了。第二方面，突厥与李渊联合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上文所云、李渊承诺“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并曾多次贿赂突厥。倘若这些信息泄露，一来会对李渊的权威带来负面影响，二来若唐军征讨地区得知此消息必定会誓死抵抗，增加征讨难度。

因刘文静在这些事件中作用显著，故详知内幕。策划起兵时，刘文静积极参与；以反隋为罪名诛杀王威、高君雅时，刘文静是主要执行者；联和突厥过程中，刘文静既积极建言献策，又是出使突厥负责谈判的核心人物。详知李渊起兵反隋以及称臣于突厥内幕信息的人至少还有李建成、李世民、裴寂等人，而李渊为何仅对刘文静痛下杀手？我们认为这与刘文静的性格与爱好有莫大联系。刘文静性格倜傥，行事较为鲁莽。对于起兵中的隐晦之事，李渊父子自然不会泄露，而士族出身的裴寂行事一向谨慎，唯有刘文静性格豪爽，很有可能会泄露此事。

他“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袭父仪同三司。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可见他出自兵将家庭，且具备倜傥的性格。倜傥意味着洒脱不谨慎，这种性格在多件事上有所表现，如身处战乱年代，裴寂言“卑贱之极，家道屡空，又属乱离，当何取济”，而文静却言“世途若此，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于卑贱”，裴寂仅表达了对当时现状的看法，刘文静却道出了造反的意向。又如，李渊称帝后多引贵臣共榻，刘文静未能体会李渊礼贤下士的意图而直言极谏。再如，刘文静与裴寂有矛盾后，“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把私人恩怨带到朝堂上。

刘文静嗜酒且酒后多言。进入关中后，刘文静酣宴，是为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至于“怨望”的具体内容史料缺载，但大体是对任遇不满之类的言语。刘文静倜傥的性格本就不够谨慎，又酒后多言，当有可能在纵情宴饮后吐露相关信息。

刘文静酒后在家诉说功绩，入狱后再次提及功绩，这说明他可能不止一次表达对功绩与任遇不符的不满。由上文可知，李渊对待刘文静基本公允，不存在功绩与任遇不符之事，他在宣扬功绩时会泄露李渊隐晦之事，这会对刚刚建立的唐王朝带来不利影响，成为李渊将其诛杀的原因之一。

三、刘文静的“争功”行为最终引发李渊的杀意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历来受到统治者重视，倘若处理不当则可能导致政权灭亡。唐初统治集团内部亦存在诸多矛盾，李渊曾采取多种措施试图缓和矛盾。刘文静身居高位，又身处多种矛盾之中，而此时他的争功不利于李渊维护统治集团内部团结，又让李渊骑虎难下，导致李渊痛下决心将其诛杀。

李唐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多种矛盾。其一，晋阳起兵元从与关中义军的矛盾，如攻打长安时，京兆旧贼帅“以家近帝城，不预元从，耻无功，乃各率所部兵分地逼城而上”，李建成、李世民等太原文武元从称“太原以来，所过未尝经宿，长驱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师，不时早定，玩敌致寇，以挫兵锋，又虑初附之人，私轻太原之兵无能为也。此机不小，请速部分”。当然此时他们之间争相立功属于良性竞争，但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其二，晋阳起兵元从内部之间的矛盾，如李建成、李世民之间的矛盾，裴寂、刘文静之间的矛盾。

其三，不同出身人员之间的矛盾。隋唐虽然处于士族社会的末期，但对于出身问题仍然重视。如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惟有徒隶一色，勋司疑请”，这说明时人仍注重出身。李渊本人也多次炫耀自己高贵的出身，认为自己和裴寂的出身高于刘邦、萧何。其四，文臣与武将的矛盾。裴寂与刘文静的矛盾也是文臣与武将矛盾的具体体现。刘文静作为将领，东征西讨，认为自己功劳大于裴寂。

这些矛盾多集中表现在官爵及待遇上，故李渊采取多种措施予以缓和。如在选官上，他坚持“功次取之，量能受职”，晋阳起兵后，李渊建大将军府，以李建成、李世民为左右领大都督，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殷开山为掾，刘政会为属，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分为左右统军。牛致功称他们“都是李渊在晋阳起兵时的直接参与者。在这些人员中，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裴寂、刘文静等，是其骨干成员”。说明李渊任用人才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入关后同样如此，窦威是外戚，仍因才能而出任高官，“时军旅草创，五礼旷坠，威既博物，多识旧仪，朝章国典皆其所定，禅代文翰多参预焉。高祖常谓裴寂曰‘叔孙通不能加也’”，李渊向他人道出窦威的才能与功绩，以显示自己任人唯贤的原则。

武德二年（619），重用宇文士及时恐他人误解，李渊言“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说明了任用原因。赏赐爵位也是李渊拉拢官员的重要措施，占领西河郡后，设“通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授予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对于其他土豪士绅李渊亲自按照才能授予爵位，曾一日授予官爵千余人，他认为“不吝爵赏，汉氏以兴。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吾方稽古，敢不遵行。天下之利，义无独飨。率土皆贵于我，岂不益尊乎？且皇隋败坏，各归于此”。为了缓和功臣与贤臣的关系，李渊下诏“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试图以爵位缓和有功之臣对官职的渴求。

刘文静的争功涉及李渊统治集团内部多种矛盾。上文“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说明刘文静认为自己功劳远高于众人，不亚于裴寂，当和裴寂获得同等赏赐，可见作为晋阳起兵元从，他认为自己和裴寂的功劳高于其他义军成员，这涉及上文提及的晋阳起兵元从与关中义军的矛盾。张耐冬曾考证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的关系，并认为刘文静在太原功臣中最有代表性。

刘文静认为自己东征西讨，赏赐却不及裴寂，则又涉及晋阳起兵元从内部矛盾及文臣与武将的矛盾。与此同时，李世民积极为刘文静辩解，又涉及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矛盾。裴寂出自一流士族河东裴氏，而刘文静“自云彭城人”，“自云”表示时人对刘文静出自彭城刘氏有所怀疑，即便刘文静出自彭城刘氏，其家族地位也难以与出自河东裴氏的裴寂相提并论，刘、裴二人的矛盾又涉及不同出身人员之间的矛盾。

刘文静之死，最为致命的是他把争功的矛头直指李渊。上文提及，刘文静已经将不满情绪带到了朝堂之上，现在更为严重的是他把矛头指向了李渊。他人争功则重在强调自己功劳不小，从而让皇帝重新审视自己的功绩，如刘文静之后的李神通争功时云：“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而刘文静提到的是赏赐不公，并未说自己功绩要超过裴寂，而是在说自己和裴寂待遇相差悬远，而造成两者差距的不是裴寂而是唐高祖李渊。李世民言“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嫉恨裴寂并不属于违法行为，“觖望”说明刘文静更多的是对李渊任用及赏赐的不满。刘文静不认为自己的不当言论完全不对，甚至在审讯时他还将压力抛给李渊，称“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故此李渊听到他的辩解后就对其产生了杀意，认为“文静此言，反明白矣”。

在当时，李渊诛杀刘文静也是利大于弊的选择。不诛杀则意味着李世民、刘文静所言为真，即李渊赏罚不公，这可能导致其他不满任遇的官员效仿，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争功现象，并扩大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导致李渊的威信受到挑战，“（刘文静）的态度，就是对皇权、对皇帝权威的挑衅”。诛杀刘文静能带来诸多好处：第一，可以树立皇帝李渊的威信，显示自己“功次取之，量能受职”，公平对待官员。第二，也给了任遇不满官员的一种警醒，稳定统治集团内部。第三，刘文静又详知李渊隐晦之事，将其杀害可以避免此事泄露。

第四，诛杀刘文静虽然会使李渊少了一员大将，但从起义到武德二年（619），李渊集团已经加入了不少能征善战的武将，如屈突通、李靖、李勣等，他们后来的战绩也证明他们足以弥补刘文静的空缺。综合各种因素，在当时，李渊诛杀刘文静显然是利大于弊的选择。不过，诛杀刘文静却使“李渊、李世民父子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玄武门事变，可以说，就是这个矛盾（李渊与李世民）不断发展的结果”，这是李渊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