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人的祖先，乃“平凉杂胡也”。他们主要居住于金山一带，史籍记载: “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在突厥兴起以前，统治长城以北地区的主要是柔然汗国，突厥通过与中原王朝建立交往，逐渐强大起来，并消灭了柔然汗国，土门可汗于公元 552 年正式建立了突厥汗国。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突厥在隋代周之前，“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而且“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华夏”，因此隋文帝代周自立之后，面临着严峻的外部环境。
一、从突厥的角度
在隋朝建立之后，隋突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皇元年 (公元581年) 至四年 (公元584年) ，这一阶段双方处于激烈的战争状态; 第二阶段是开皇五年 (公元585年) 至仁寿四年 (公元604年) ，这一阶段双方战争减少，关系逐渐趋于缓和; 第三阶段是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 至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 ，这一阶段双方友好关系进一步深化。从突厥的角度来看隋突关系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佗钵可汗死后，突厥内部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而这场政治危机最终导致了突厥汗国的分裂，使昔日强大的突厥辉煌不再。佗钵可汗临终前对其子奄罗说: “吾闻亲莫过于父子。吾兄不亲其子，委地于我。我死，汝当避大逻便 (阿波可汗) 也”。然而最终由于摄图(沙钵略可汗) 的反对，大逻便没有能够成为突厥汗国的大可汗。这场政治危机为公元583 年突厥汗国的分裂埋下了种子。王譞认为: “这次内讧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突厥汗国内外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其一便是大可汗继承制的混乱，它造成了汗国内部的重重矛盾。
突厥汗国早期实行的是父死子继的大可汗继承制度。此外，由于突厥汗国处于奴隶社会，带有强烈的宗族色彩，大可汗会分封自己的一些兄弟领兵屯驻各地，这样一来，等大可汗死后，继任的大可汗往往年龄相对较小，势力较弱，所以无法号令其他人，即大可汗权威下降。所以“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不得立的子嗣都心怀不满，便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而且，突厥汗国内部并不像中原王朝一样是中央集权制度，关于汗国内部的统治方式学界目前达成了初步意见，即突厥汗国内部实行分部采邑制，以汗国大可汗为宗主。但具体是如何实行采邑制的，学界还存在分歧。在分部采邑制 (类似于分封制)下，各部力量的此消彼长必然引起彼此的激烈冲突，《隋书》记载: “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林斡、吴玉贵等都认为，从室点密开始，突厥汗国的西部便已经形成了一支半独立的势力，也就是室点密可汗以及他的儿子达头可汗。突厥内部的分化构成了公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实施的基础，为汗国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在下文中将会详细论述。而且突厥在隋突战争中的一系列失败直接激化了突厥的内部矛盾，进而导致了开皇三年( 公元 583年) 突厥汗国的分裂。
经济原因是隋突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突厥要求与隋朝进行贸易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 二是突厥的游牧经济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如果遇到大的天灾，对突厥政权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突厥要求与隋朝进行贸易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是隋突关系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原因。游牧经济不是一种完全的经济，它需要一定的农业经济产品作为补充。据史籍记载，我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以贡赐贸易为主，这是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贸易形式。但贡赐贸易并不能满足突厥对于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的愿望。
葛根高娃在《中世纪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新探》中认为:“与农业民族进行交换是他们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双方对贸易都同样感兴趣的情况下，交换可以持续下去，相互间基本上可以和平相处; 但是，如果其中一方对贸易的兴趣低于另一方，贸易就会中断，双方之间就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一般而言，游牧民族在与中原王朝的贸易中从来都是处于劣势和被动状态的，因为游牧民族的产品并不是中原地区所迫切需要的，所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并不热衷于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他们只是把贡赐贸易当作一种控制少数民族的政治手段而已。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 ，杨坚代周自立后，突厥便对隋大举进攻。《隋书》记载，“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林渝镇。”吴玉贵等认为: 所谓“待之甚薄”，就是指杨坚没有满足突厥对于贸易的需求。隋文帝非常不赞同北周、北齐时代倾全国之财结好突厥的做法，“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他决心改变以前的这种状况，因此贸易问题是隋初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此外，突厥的游牧经济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以及脆弱性，这也是影响隋突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原因。突厥人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随水草迁徙，过着游牧的生活，以毡帐为居室，食肉饮酪，身衣裘褐，披发左衽，善于骑射。”畜牧业的发达与否是突厥汗国发展的重要根基。《突厥与回纥史》记载:“启民可汗自言: 突厥人的羊马，‘遍满山谷’。仁寿元年(公元601年) ，启民可汗被阿勿思力俟斤掠去杂畜，一次就为数达三十余万头。”由此可以窥见突厥畜牧业发达时之规模。
但是突厥人的这种游牧经济具有非常强的不稳定性，因为游牧经济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性非常强。而且当时突厥社会生产力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在很大程度上游牧经济只是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一旦遇到严寒旱疫、雨雪风灾，牲畜便大量死亡，社会生产遭到破坏，汗国的实力也随之减弱。《隋书》中记载: “(突厥) 每冬雷震，触地火生，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面对这样的自然灾害，沙钵略毫无办法，只能坐以待毙。
畜牧业是突厥游牧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正如唐代熟悉突厥情形的郑元铸所说: “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每一次自然灾害都将成为突厥发动战争的先兆，即每当灾害降临之时，草场被毁，大批牲畜死亡，人的生存开始面临很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突厥除了发动对于中原王朝的侵略战争，别无他法。
另外，突厥军事实力的变化也是影响隋突关系的重要原因。突厥军队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侍卫之士、控弦之士、柘羯。“侍卫之士，谓之附离(狼) ”，这一部分人是可汗的扈从部队，他们原为阿史那氏的亲兵。这些人在突厥创业之初，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立国后其地位高于一般军士。因为“侍卫之士”是可汗的亲兵，所以其人数必然不会很多，所以他们不是突厥军队的主体。“控弦之士”是突厥军队的主体部分，古米列夫和蔡鸿生等学者都认为突厥军队的大部分是由突厥附庸部落的辅助士兵构成的。“控弦之士”中也有一部分是突厥本部的普通牧民。“柘羯”是一支由中亚“昭武九姓”的胡人组成的精兵。突厥可汗很重用胡人，所以突厥军队有胡人的成分。
突厥军队的这三部分组成深刻反映了突厥汗国内部的激烈的矛盾: 第一，部落酋长与部众之间的矛盾。在兵民合一的条件下，一旦阶级矛盾激化，立即就会引起内部关系的恶化，从而削弱突厥军队的战斗力，导致突厥汗国的衰亡。据《阙特勤碑》记载，“诸匐与民众水火，遂令突厥民众之旧国瓦解。”第二，宗主与附庸之间的矛盾。隋文帝在诏书中曾说:“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第三，中央汗系贵族与地方部落贵族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军事行政联合的突厥汗国，它的衰亡，与内部兵制的瓦解是密切相关的。
此外，突厥内部个别人的怂恿，以及突厥可汗对于掠夺中原物资的野心，也影响了隋突关系的变化。如北周的千金公主宇文芳对隋朝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一生与隋为敌，屡屡挑起突厥与隋朝的战争。史籍记载: 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开皇二年(公元582年) ，沙钵略可汗打着为北周报仇的旗号攻掠隋朝。沙钵略的这次出兵，不只是为了千金公主，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当时突厥内部四分五裂，沙钵略作为突厥汗国大可汗的权威下降，而且突厥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急需发动一场对隋朝的战争来掠夺物资以缓解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维持自己的统治。总而言之，突厥可汗身边的人或多或少影响着突厥对隋朝是战是和，但是突厥可汗的野心是隋突关系变化中更为重要的因素，他直接决定突厥与隋是战是和的态度。
隋朝建立之前突厥对于中原地区实行平衡政策，要维持并利用中原的分裂以从中牟利，就必须抑强扶弱，保持政治平衡，但是隋朝建立后，突厥实行的平衡政策逐渐失灵，这也是隋突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从隋朝的角度
隋朝自建立后，突厥就是威胁其生存的首要敌人，在隋朝建立后的三十年间，隋突之间的战争开始明显减少，边境地区相对稳定，这不仅是突厥内部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隋朝君臣积极努力的结果。“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理论的提出以及应用，分化瓦解了貌合神离的突厥汗国各方势力，使突厥汗国正式分裂，突厥从此辉煌不再。这一理论是由长孙晟在开皇元年(公元581年) 提出的，后经他的不断地完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在处理隋突关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长孙晟被杨坚誉为“武艺逸群，适与其言，有多奇略”。北周宣帝时长孙晟奉命随使团护送千金公主赴突厥和亲。在突厥，他的才干受到摄图(沙钵略可汗) 的赏识，尤其在他一箭将两只正在争肉的雕射中后突厥上下更是对他敬佩不已，摄图挽留他在突厥住了一年。在此期间他与受到摄图猜忌的处罗侯(突利可汗) 暗中结盟。长孙晟趁机“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这为他以后提出“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 沙钵略联合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等南下攻隋，在此危急时刻，长孙晟向隋文帝指出，突厥内部貌合神离，玷厥(达头可汗) 兵力强盛，但是地位却不如沙钵略，离间他们，他们必然自相残杀，而且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很受突厥民众爱戴，这一点深受沙钵略猜忌，“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沙钵略) 回兵，自防右地。”隋文帝听从了长孙晟的战略，派人出使玷厥(达头可汗) ，承认他是突厥汗国的大可汗，并赐予他狼头纛，玷厥派遣使者入隋朝见，隋朝把他的使者的座位安排在了沙钵略的使者之前，如此一来，突厥内部果然互相心生猜忌。
开皇二年(公元582年) 沙钵略率领四十万军队进攻隋朝，打败了隋朝的达奚长儒率领的军队，就在沙钵略准备继续南下攻隋的时候，达头可汗不从并领兵回了突厥。开皇三年(公元583年) ，隋朝派出八路大军反击突厥，突厥阿波可汗被隋朝打败，在长孙晟的劝说下阿波可汗归降隋朝，并与达头可汗结盟一起对抗沙钵略。这一年，突厥汗国正式分裂成为以沙钵略为首的东突厥汗国和以达头为首的西突厥汗国，而且两者开始了大规模的相互攻伐，导致各自实力大减，这不得不说是长孙晟“离强合弱，远交近攻”战略的功劳。
杨坚建立隋朝之后不仅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也面临着严峻的内部形势，一系列严峻的内外形势促使他下定决心抗击突厥，为新生的王朝营造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
581 年隋朝建立后，西北的吐谷浑首先开始进攻隋朝边境的弘州和凉州，河西走廊面临着被吐谷浑拦腰截断的危险。史书记载，由于吐谷浑不断侵扰大隋，隋文帝被迫从与突厥作战的部队中抽调兵马，并任命贺娄子干为将，带领五个州的军队深入吐谷浑境内，大破之“杀男女万余口，二旬而还”。但此后在史书中还是时常出现吐谷浑侵扰大隋的记载。与此同时，南方的陈朝也利用杨坚代周自立而引起内乱的机会，积极支持北周的各种叛乱势力，并大规模出兵进攻隋朝州郡，主要目标是攻取长江中下游北岸的战略要地，进而收复江淮失地。
促使隋文帝决心抗击突厥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缺少一支属于自己的、忠心耿耿的军队，这样一来，隋王朝的根基就不是非常稳固的，这是杨坚面临的最大内部隐患，必须立即解决! 杨坚在镇压尉迟迥、司马消难和王谦的叛乱的时候，用的都是北周的元老，这些人首鼠两端，持兵邀利，但是在抗击突厥的时候，他派出的将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韩昇认为抗击突厥的阵容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最高指挥由隋文帝亲自担任，指挥机构由朝廷首脑组成，军队处于皇帝和朝廷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且，皇室成员占有相当比重，且在不断提高。二、参战将领大多参加过平定三方之乱的实际战斗，军功才干俱佳。三、这批将领皆为隋文帝心腹，或在其上台前就已结为同党，或在上台当初便输忠款，政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总而言之，隋文帝以抗击突厥这一战略为契机，大肆打压北周旧臣，同时大力提拔一些新的人才，遂使隋朝的根基和自己的统治逐渐稳固了下来。
军事实力的变化也是隋突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随着隋文帝采取一系列抗击突厥的战略，隋朝开始了对于突厥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使得隋突双方的军事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且隋朝逐渐真正地取得了主动的地位，有效地遏制了突厥的侵略，从而为隋初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后来的平陈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 ，隋文帝派军兵分八路进攻突厥，大破沙钵略，使之潜草中而遁。与此同时，阿波可汗也被击败，此后突厥便一蹶不振，隋朝成为了东亚的主导力量，伴随着军事的胜利，隋朝在与突厥的交往中也随之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古代中原以农耕为主的王朝与北方游牧势力构成的王朝之间的对峙中，以修筑长城作为防御手段，对农耕王朝而言不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采取军事行动不断打击突厥的同时，隋朝也大规模兴修长城，长城在抗击突厥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学界一般认为隋朝大规模修筑长城有开皇元年四月、年末、开皇五年(公元585年) 、开皇六年(公元586年)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 等7次。但是实际上隋朝修筑长城的次数很可能超过史籍中的记载。虽然隋朝在长城的建设上花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隋朝更多地是利用前朝尤其是北齐的旧长城，并对已有的长城段落加以修缮和增扩，真正新修起来的长城数量很少。
此外，隋朝对突厥采取安抚政策，以安抚政策来解决民族纠纷，用和亲来维系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在隋王朝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共嫁给突厥四位和亲公主，即安义公主、义成公主、信义公主和淮南公主，并册封了北周末年嫁到突厥的千金公主宇文芳为大义公主。
史书记载，开皇三年(公元583年) ，突厥汗国分裂后，阿波可汗投奔西突厥达头可汗，达头可汗派阿波可汗率兵十多万进攻沙钵略，沙钵略被阿波打败后遣使入朝，他的妻子千金公主“自请改姓，乞为帝女”。隋文帝答应了她的请求，赐原北周千金公主宇文芳为杨姓，并改封其为大义公主，意为大义灭亲，希望她能够放下隋代周使其国破家亡的仇恨，从民族大义出发，维系隋突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开皇十八年(598年) 安义公主去世，隋文帝又将义成公主嫁给了染干(启民可汗) ，染干非常感激隋朝的恩典，表示要“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义成公主也不负隋朝重望，忠心于隋，努力维系两国友好关系，为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启民可汗是隋朝与突厥友好交往非常成功的例子，启民统治时期，突厥年年都向隋朝进贡，而且启民还偕义成公主一起觐见隋炀帝。启民可汗死后公主下嫁始毕可汗，当始毕可汗打算兵围隋炀帝的时候，也是义成公主通报了消息，并在隋炀帝被围于雁门时，尽最大努力使始毕可汗退兵。
隋炀帝的民族政策总体来说有利于隋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炀帝后期的政策失误，导致了隋突关系的再次恶化，使突厥重新成为隋朝北部的心腹大患。隋炀帝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隋文帝的思想，隋文帝对于少数民族的不断侵扰是坚决予以回击，不会迁就退让，因此在大业四年，炀帝派兵打击吐谷浑，使吐谷浑故地皆归隋朝统治。
总体来看，隋炀帝采取的武力措施并不多。隋炀帝消除突厥等少数民族对于隋朝的威胁所采取的主要是分化瓦解的措施。史籍记载，炀帝即位之初，西突厥处罗可汗对隋朝并无臣服之意，当时正好西突厥另一位小可汗射匮可汗遣使求婚，实为求救，隋炀帝利用这一机会，对射匮可汗的使者说: “射匮有好心，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当为婚也”。射匮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兴兵攻击处罗，结果处罗大败，抛弃妻子和儿子逃走了，自此以后西突厥势力一蹶不振，不再对大隋边境构成威胁。
隋炀帝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在他统治中前期效果是非常好的，如西突厥处罗可汗入朝，被赐为“曷萨那可汗”，而且跟随炀帝出征高句丽，立下了赫赫战功。除此之外，启民可汗的归附也是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启民可汗去世后，其子始毕可汗即位，由于隋炀帝采取的一些政策的不当，导致了隋突关系的急剧下滑，并在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 发生了雁门之围，隋炀帝的车驾被始毕可汗的十万铁骑围困在了小小的雁门达 32 天，雁门郡 39 城被攻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 雁门之围的发生标志着隋朝与东突厥关系的全面破裂，之前几十年的友好局面彻底结束。
总体而言，在隋朝短短三十多年的历史中，隋突之间除了隋朝建立之初的大规模战争，以及一些小的局部战争之外，双方的战争并不是很多，隋突双方呈现出了一个相对友好的局面，这是多方面因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突厥方面的，也有 隋 朝 方 面的。突厥主要是由于其政治危机、经济原因、军事原因、个别人的怂恿以及突厥可汗的征服野心等原因共同作用，从而使隋突关系不断变化; 隋朝方面主要是统治者的雄才大略、长孙晟等大臣的足智多谋、军事实力的上升、和亲政策的实施以及一系列正确的民族政策等，它们共同作用，逐步开创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双方的关系逐渐由敌对转化为和平，这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隋朝在对待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措施，还对后来唐朝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