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 年，隋文帝代周建隋，开启了隋唐帝国时代，面对着立国之初的复杂局势，作为一个胸怀远略的政治家，文帝致力于营造安定的周边环境，希望抚育四海，义兼含育。为此，对高句丽这支劲旅，文帝采取了政治上的招抚怀柔和军事上的威慑防御的政策。以开皇十八年（598）二月，高句丽国王元突率靺鞨兵一万余骑寇侵辽西事件为代表，高句丽的这种军事侵略行为一时破坏了这种以和为主的双边关系。自此之后，虽然波折不断，但终文帝一朝，这种以和为主的政策是得到了贯彻的。
一、隋初的高句丽及其与隋的臣属关系
隋朝建立后，高句丽王国已历24 王，走过了 618 年的历史，成为东北及东北亚地区最为强大的一个封建制地方民族政权，当时的国王，是第 25 代王———平原王汤。隋朝刚刚建立，高句丽王汤就于开皇元年（581）遣使朝贡，文帝随之对汤进行了册封。关于这次册封的名号，史书记载略有不同。《隋书·文帝纪》 曰：“（开皇元年） 十二月壬寅，高句丽王高阳（“阳”系“汤”字之误）遣使朝贡。授阳大将军、辽东郡公。”而《北史·高句丽传》云：“隋文帝受禅，汤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自是，岁遣使朝贡不绝。”小编认为《隋书·文帝纪》的记载是正确的，而《北史·高句丽传》记载有误。何以见得呢?
在《北史·高句丽传》中又云：“子元嗣。文帝使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公，赐服一袭。元奉表谢恩，并贺祥瑞，因请封王。文帝优册为王。”《隋书·东夷传·高丽》的记载与此同。再来看看文帝方面，由于政权的禅让，根基不是太稳，急需在理论上得到支持，来告慰自己的心灵，恰在此时，高句丽王元奉表谢恩，并贺祥瑞，并请封王，所以文帝优册为王，顺乎自然，合情合理。
耿铁华先生说：“作为隋朝的大将军、辽东郡公的高句丽王，显然是以隋朝臣子的身份来管理辽东事务的。此后，不断遣使入隋。”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有的学者根据《北史·高句丽传》的记载，认为：“当隋文帝受禅，高句丽来贺时，隋即授其王为大将军，并将其由北周所封的‘辽东王’改封为传统的‘高句丽王’，承认了高句丽在东北的地位。”承认高句丽王国在东北的地位不假，但却没有改封汤为“高句丽王”，而是封其子为王。
在文帝册封高句丽王汤后，汤于开皇二年凡两次朝隋，开皇三年凡三次朝隋，开皇四年再次朝隋入贡，文帝于四月“（丁末）宴突厥、高丽、吐谷浑使者于大兴殿”。由是可见，在隋朝建立伊始，高句丽臣属隋朝的态度和行动都是积极的。有学者指出：“高句丽主动臣隋，是当时形势所迫。隋初，突厥、隋朝、高句丽三股势力在东北地区鼎足而立，高句丽势力最弱，为了自我保护，遂采取‘事奉大国’的策略，与隋结成君臣关系。”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小编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自东晋以来，历代高句丽国王都是中央王朝或中原内地王朝册封的具有一定法律地位的地方官员。
中央王朝或中原内地王朝虽然屡有更迭，但高句丽国王地位的实质却无改变，对此，历代高句丽国王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内地新王朝甫一诞生，高句丽国王必须马上朝贡，以示臣属和款附，借以保证自己的双重身份。因此，高句丽在隋朝建立之初就遣使入贡，按惯例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谨慎小心地执臣子之礼，完全是按制而行，是遵照先王以来确定的对中原王朝臣属的政策进行的。正如耿铁华先生所指出：“特别是长寿王迁都平壤之后，坚持臣属于南北朝各国，维持其对辽东的统治。在南北朝各位皇帝的眼中，高句丽都是其臣子，代为管理辽东或辽海诸军事。既包括今日中国东北辽河以东地区，也包括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
二、文帝朝以和为主的政策
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间，高句丽共入隋朝贡九次。前已言之，有时一年两贡，有时一年三贡，纳贡的平均次数不低于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在隋文帝时期，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各司其职，各遵其位，友好而和平的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虽然各自的内心对对方都有所戒备，但表面文章大家做的都不差。
值得指出的是，高句丽一方面臣属于隋王朝，但同时也向南朝的陈国称臣纳贡。自平原王汤四年（562）接受陈文帝诏授“宁东将军”以后，就不断遣使入陈贡献，直至隋开皇五年（陈至德三年，585）冬十二月，陈灭亡前不久，仍派遣使臣入陈朝贡。不难看出，高句丽平原王汤对陈国一直执臣子之礼，并希望以陈在江南的力量牵制隋朝军队主力，以便为自己的发展和进一步壮大创造良好的条件。高句丽王国虽然归附了隋朝，但对于这个过分强大的中央王朝，高句丽君臣心中隐隐的存在着恐惧是毋庸置疑的。恐惧之一，害怕这个中央王朝有朝一日举兵灭掉自己；恐惧之二，它使自己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结果如何实难预料。为什么这样说呢？试看下面的叙述和分析：
文帝开皇九年（589）正月，隋朝五十四万大军跨过长江，攻克陈都建康（今江苏南京），陈后主被俘，陈朝灭亡。接着，隋军又很快征服岭南，一举统一了全国。消息传入高句丽，举国震惊，平原王汤尤其恐惧，《隋书·东夷传·高丽》记载：“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高句丽由于害怕有池鱼之祸，所以开始了积极的备战。有鉴于此，隋文帝于开皇十七年赐汤玺书，其文曰：
“朕受天命，爰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扬朝化，欲使圆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岁常朝贡，虽称藩附，诚节未尽。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诸藩顿颡，……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宜得朕怀，自求多福”。
隋文帝在其中全面阐述了隋朝的对高句丽政策。玺书言辞诚恳，情真意切。以帝王共主之胸襟和气度，训导高句丽“虽称藩附，诚节未尽。王既人臣，须同朕德”,告诫平原王汤，既然已为隋臣，就要尽臣子的义务和责任，就必须要与中央王朝一心一德。指责其过失在于“驱逼靺鞨，固禁契丹”；“修理兵器，意欲不臧”；“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常遣使人，密觇消息”；等等。又以陈国为例，警示高句丽王，殷鉴不远，许其自新，好自为之。并明确表示，作为中央王朝的皇帝，“朕于苍生，悉如赤子”，高句丽只要“勿忤他国，则长享富贵”、“王若无罪，朕忽加兵，自余藩国，谓朕何也”？
明白无误的告诉汤，隋朝决不会毫无理由的就去征伐高句丽，中央王朝并非好战的王朝，剿灭陈国与高句丽无关，“罪王不为陈灭，赏王不为陈存”。所以，作为中央王朝的隋朝，文帝对高句丽的政策始终都是以安抚为主，虽然后来文帝发兵讨伐高句丽，双方发生了战争，但责任不在隋朝。高句丽王汤得玺书十分惶恐，“将表陈谢，会病卒”。汤卒后其子婴阳王元即位，文帝于开皇十年（590），派遣使臣拜其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赐衣一袭。第二年春正月，“元奏表谢恩，并贺祥瑞，因请封王，高祖优册元为王”。文帝改封元为王，用行动证实了他要实行“怀柔远人、恩威并施”的政策的决心。
开皇十八年（598）二月，情况发生变化，高句丽国王元突率靺鞨兵一万余骑寇侵辽西，被营州总管韦世冲击溃。这次寇边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双方业已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遭到破坏。史载：“帝（高祖）大怒，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下诏黜其爵位。”“乙巳，以汉王谅为行军元帅，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不难看出，从出兵的规模和将领的配备等来看，文帝已经有了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的想法。
此次出兵的时间是在六月，三十万大军共分两路：汉王杨谅自陆路前进；周罗睺率军自今山东入海，渡海后直取平壤城。其经过，史载：“时餽运不继，六军乏食，师出临渝关（今河北山海关），复遇疾疫，王师不振。及次辽水，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云云。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元亦岁遣朝贡。”虽然如此，这次出兵仍然给高句丽带来了巨大的震慑力，使其对中央王朝的力量有了全面的认识。最后，元遣使谢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等等，才使文帝罢兵，而“待之如初”，恢复了元的爵位。
隋文帝之时，曾下玺书警示高句丽平原王，后又迫不得已出兵征伐高句丽，其原因都是由高句丽方面所引起，诸如其不尽臣节、驱逼靺鞨、固禁契丹、修理兵器、密觇消息等，而最后发展到高句丽王元亲率高句丽、靺鞨联军侵犯辽西，杀掠百姓，隋军别无它法时才选择了武力回击。元一旦服罪，文帝便马上罢兵赦免而待之如初。说明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的政策是以“和”为主要基调的。
三、文帝采取以“和”为主政策的原因
隋文帝之所以对高句丽采取“怀柔远人、恩威并施”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隋朝的立国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帝在高句丽问题上的作为。如史言：“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诸子幼弱，内有六王之谋，外致三方之乱。”这段历史大家再也熟悉不过了。江南的陈朝，虽然已到暮年，但作为一个政权的存在，一日不亡，隋王朝就一日不得安心。边疆地带，民族关系也相当复杂：北有突厥，西有吐谷浑、铁勒等西域各族，南有僚、俚等南蛮诸族，东有高句丽、奚、室韦等政权。在这些周边国家中，又以北边的突厥、西边的吐谷浑以及东方的高句丽为甚。突厥、吐谷浑在中原三百年内乱之间迅速崛起，“地过万里，士马亿数”。
他们不愿内地出现统一强大的政权，趁隋初立国不稳，经济萧条，不断发动挑衅，屡屡寇犯隋境，先后进攻鸡头山、河北山、平州、马邑、白道及长城一带。隋王朝如果不消除突厥、吐谷浑在北方的攻势，对于高句丽的外交将难以展开。出于全局的考虑，隋朝对高句丽的政策才需要有进有退，从而有步骤地展开外交。
第二，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朝贡、册封体制，为文帝处理高句丽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册封、朝贡体制使隋朝与高句丽维持了长久的贸易关系，保护了正常的民间往来，也使得高句丽从隋朝那里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隋文帝亦通过册封高丽王，恩威并施，来确立双方之间的臣属关系。隋朝与高句丽之间宗藩关系的建立，是隋朝怀柔政策的重要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民族矛盾，使隋朝可以有效地驾驭高句丽政权，从而抑制高句丽反叛意识的增长，这是一个结果会双赢的政策。
第三，文帝在处理高句丽问题的态度上体现了他比较务实、比较理智的政治作风。外交是政治的延伸，在经历了北朝纷繁的政治斗争之后，隋文帝对于治国安邦有了更深的了解，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他看来，拥有了实力，才会真正拥有在对外关系中的主导权和发言权，才能在外交事务中纵横捭阖，而且他也认识到文治的政治意义绝对不亚于武功。因此，在开皇年间，隋文帝更注重国内的治理。他“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使“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同时，隋文帝对国防也没有放松警惕。他不主张扩军备战，但必须要增强对外来进攻的防御能力。他屯兵治军，“选将治兵，赢粮聚甲”，从而在国内安定、国力日增的形势下，依然可以静观外夷的动向，对高句丽构成攻守之势。
第四，文帝对高句丽的政策受到了“四海为家”新的天下观的影响。在李大龙先生所著的《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一书中认为：唐王朝统治者的天下观包括三大部分，即“九州”“海内”和“海外”三部分，其中“九州”是最为核心的地区，是保持天下稳定的核心；“海内”则是包括“九州”在内的更为辽阔的区域，唐初的统治者突破了汉人认为的“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以四海为家的新认识。也就是说在唐初，天子之“家”的范围已经由“九州”扩张到了“四海”即“海内”。“海外”在唐王朝统治者的天下观中是最外层的区域，但也不独立于天子管辖之外的地方。
综上所述，既然唐初的时候统治者就对“海内”有了比汉代更为明确的认识，认为这一区域是唐王朝实施有效管理的区域，而且这一区域内所设置的机构和官员都纳入到了国家正式的管制序列中了。小编认为既然唐初时候的统治者有了这样的天下观，与其相差不足30 年的隋文帝时代必然已有这样的天下观。所以文帝意识到对待周边少数民族要用华夏优越的礼治文化去泽被四方，大力推广中原先进的汉文化，用文德化民，笼络夷狄，使其不生异心，达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的境界。他希望将四夷视作臣民，以恩威并施的手段保证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从而达到边境长久太平的目的。但是，作为自己的臣子，如果有意的破坏君臣关系，那么，其必然会不惜大动干戈，维持和平稳定的局面。
在隋文帝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下，隋朝与高句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双方互惠互利。应当说，隋文帝在处理高句丽问题上的做法是妥当的，他以隋朝的军事政治力量为威慑，用丰厚的经济利益去招抚，并增强文化心理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维持了双方长期友好的局面。
文帝一朝，基本保持了“和”的局面，继其后的炀帝却急于扩大战果而打破了这种以和为主的局面，纵使其才能卓著，国力强大，但也无力挽回亡国的结局。唐太宗和唐高宗父子苦心经营高句丽，虽然有过短暂的征服，但也是昙花一现。中央王朝对高句丽的征伐说明了中央王朝有着“四海为家”这样的天下观，但并不见得“四海”对中央王朝有着如子女一样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