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勣的研究远远不及唐代的另外一个重要将领———李靖，黄永年先生在《论李勣》中指出，从大业十二年后到贞观十五年的战争中，李勣经常不当主将而当副将，引用 “不能大胜，亦不能大败 ”说明李勣的战绩，认为李勣无论从地位、年龄、战绩上都难以比肩李靖。同时认为李勣始终见重于唐室是因为他源出山东。然而我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唐太宗后期，山东的官员受到诸多的质疑和打击，并不是一直得势。学者较多的关注李勣的军事功绩，而对于他的政治操术少有涉及。李勣更侍三主，度尽数次政治风波，却屡屡能处之泰然，最终安享天年。李勣有自己独特的政坛生存之道及对政治斗争的免疫力。
一、李勣降唐获得 “纯臣 ”称号的始末
武德元年 （公元 618年 ）瓦岗军被王世充大败，失势于天下，李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归降李渊，当时徐世勣 （高祖尚未赐姓）驻守黎阳，魏征自请 “安集山东 ”，在魏征的劝说下，他也决定降唐，但又以为应通过李密献其土地，表示他并不背叛李密。他对郭孝恪说：“此民众土地，皆魏公（李密）有也；吾若上表献之，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也，吾实耻之。今宜结郡县户口土马之数以启魏公，使自献之。”武德元年十一月条还特意派郭孝恪向李密说明他的本意，可是当时李密寄人篱下难以逾越李渊的五指山，即便他对徐世勣的举动不同意，也不能表态。并且，李勣降唐的目的远远不只是为了显示他的忠义，隐藏在忠义背后的是自身的政治利益，在降唐之前是李勣经过利弊权衡的。
当时魏征劝降李勣：“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众数十万，咸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败不振，卒归唐者，固知天命，有所归也。今君处必争之地，不早自图，则大事去矣。” 《旧唐书·魏征传》中曾有魏征写给李勣的信，其部分内容描述当时的形势：“根本已拔，确乎不动，鸠合遗散，据守一隅。”而李勣却 “更事迟疑，坐观成败”。李密失败后他的部下一部分投靠王世充，一部分转投李勣，此所谓 “鸠合遗散”。在这种情况下，李勣不可能不思忖魏征的分析而意气用事，他不会单为追附李密来示忠诚，战乱中徐世勣想重新找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以图在纷争中自保，他是识时务者。也就凭此举，李勣赢得了高祖 “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 ”的称赞，得赐李姓，经略关中虎牢关以东的广大地区，被标榜为历代臣子的楷模。
小编不愿囿于成说，我们评价李勣这番举动，必须考察当时李密失势天下的政治形势，李勣这种举动的背后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况且，李密对李勣也并不信任，二人的关系早存芥蒂。李密败北王世充，无安身立命之处，当时有人劝说李密依靠李勣东山再起，但立即另外有人提出疑问：“向杀翟让，世勣伤几死，疮犹未平，今可保乎？”李密在落难时也难见李勣真知，最终依靠王伯当，远去关中降唐。早在李密诛杀翟让时，李勣就差点送命，对于李密的所作所为，他曾耿耿于怀，以至于 “因宴会刺讥其短 ”。《新唐书 ·李密传》也载 “徐世勣数规其违，密不熹，使出就屯。”正如 《通鉴》所言，李密杀翟让之后 “密之将作始有自疑之心。”，众将领朝不虑夕。
李勣也因贬低李密被远迁至黎阳，李密“虽为委任，实亦疏之 ”。可以说，在瓦岗军后期李勣并不是李密的左膀右臂，二人在此期间就已矛盾重重。等到李密死后 “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 ”，李勣手握兵权，李渊的根本目的是想试探李勣的态度，然而 “世勣表请收葬，诏归其尸，乃发丧具威仪，三军缟素，以君礼葬黎阳西南五里，坟高七仞 ”。李勣早已做出了纯臣的姿态，而且李渊欣赏这样的 “纯臣”，他固然要将这种高姿态做到底，做给同样正在考验他的李渊看，做给天下人看，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留纯臣的美称，还可以赢得李渊的信任。
二、在玄武门之变中持“辞”的态度
武德九年（公元 626年 ）前夕，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明争暗斗，剑拔弩张，态势如发系千钧，一触即发。李世民在发动政变前 “曾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君总管李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最终李勣没有参加那场厮杀，李勣不愿参加萧墙之争，静观其变，有其深刻的心理因素。小编愿从心理学的角度作为一个切口，略作探微。在马斯洛的行为动力论中，将心理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其中安全需要居于第二位，李勣在政治风暴前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政治前途安全。
李勣在踌躇两难之间选择了逃避，这也许于他的政治前途无益，但还不至于搭上生家性命，因为秦王与太子之争好似针尖敌麦芒，孰利孰亮，在没有碰撞之前，很难敲定胜负，他很难抉择他的政治前途到底该依附于谁。对他来说，逃避锋芒是相对明智的选择。早在李密诛杀翟让争权夺利的政治风波中，他就为 “乱兵所斫，中重疮”。若不是“密遽止，得免”，他早已命丧黄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他对政治斗争早已心有余悸，自然会产生一种排斥抵抗的基因和抑制排斥的心理。李密血染的教训，无疑是前车之鉴，在没有得到保命稻草前，他不会委身于任何人，而宁愿坐山观虎斗。李渊尚为最高权威，封建道德中的忠义思想使他不敢谋逆叛上，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其心理的影响。他与李世民在战场上同生共死，但是真正到了政治斗争时，李勣却望而却步。
三、太宗托孤与成功应对信任危机
《新唐书·李勣传 》中写到 “勣既忠力，帝谓可托大事。”然而小编同意陕西师范大学牛致功先生在 《〈李勣墓志铭〉的有关问题》中的观点，玄武门政变之后，在唐太宗眼里李勣是可用之臣但绝非可信之臣。但凡从政之人，必会有多疑的心理倾向，纵使是李世民这样的千古难得的明君也不例外。在李世民的用人天平上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玄武门之变动荡中，李勣坐观风云骤变，这必然要引起李世民心中的不满。李世民篡位而上，自然心不坦荡，他需要树立自己的威信来驱逐不光彩，所以需要获得更多的嫡系死党的支持，李勣没有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参与谋划，没有像秦叔宝、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披甲上阵，自然不会迎得类似的信任。因此，李世民在晚年安排后事时，对李勣也极不放心。
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年），李治成为皇太子，改任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中书门下三品。可以说，这时的唐太宗对李勣反复叮咛试探，唐太宗对他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唐太宗又曾宴请李勣，对他说：“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李勣流涕痛哭向皇帝表达心意，竟然将手指头咬破出血。唐太宗对李勣不仅加以言语上的试探，后来甚至在生死线上对李勣加以考验。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649年 ）四月，太宗临终前，对太子李治说：“李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李勣也深谙唐太宗的心思，等到诏令一下，他没有作丝毫停留，“不至家而去”，在生死线上挽回了自己的性命。李勣对于仕途的沉浮，没有表现出任何怨言，即使是远离京城，也是快马加鞭。 “徘徊顾望”或许是李世民对李勣一贯作风的认识。李勣之所以能作出如此之快的反应，或许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命运早有预测。魏征死后李世民的猜疑心渐重，尤为忌惮出身庶族的官员。
先前，刘洎因 “谋执朝衡，自处伊、霍 ”的罪名被赐死。贞观十九年，岑文本在忧心忡忡中病死。随后，崔仁师被流放。贞观二十年，李世民又以谋反的罪名杀了宰相张亮。二十二年，贞观重臣马周病死。通过贞观二十年左右去世的这些官员，可以发现，除岑文本、刘洎来自江陵外，其他人均源出山东，而非得势的关陇军功贵族。此时，来自山东并且有影响力的官员几乎所剩无几。这必将会给同样来自山东的李勣造成重大影响，刘洎、张亮的死于非命也会成为他的前车之鉴。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勣对于自己悬于一线的命运早有预感，对未来的危机也早有准备。胡三省在为通鉴作注时曾一语道破君臣间的天机：“史言太宗以机数御李世勣，世勣亦以机心事君。”范祖禹曾对此事有自己的看法：“夫欲夺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怀之以恩，此乃汉祖所以驭黥澎之徒狙诈之术也，五伯之所不为也。岂尧舜亲贤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则利禄之士可得而使也，贤者不可得而致也。”
况且，在立储的问题上李勣没有像长孙无忌，刘洎那样明显表态，而是依然表现出 “徘徊顾望”的态度，当然他不会逃过李世民的猜忌。并且，早在李治做晋王时就曾遥领并洲，而李勣恰为幷洲长史，李勣不支持李治让任何人都很难理解。但是不得不说李勣很聪明也很狡猾，他成功的应对了立储风波和唐太宗的考验。
四、叩拜见血及献谄高宗
李勣曾经暴病，医生说：“用胡须烧的灰可以用来和药。”唐太宗于是亲自剪掉自己的胡须用来为李勣做药。古代有割股啖君，啖亲之说，但也是尊卑有序，臣为为君或子为亲。而君为臣，即便用胡须也是前所未有的。李勣也自感蒙受了旷世奇恩，受宠若惊，顿首见血，他以为惟有行此大礼才能答谢这旷世难见的礼遇，李勣小心翼翼姿态就显现出来了。从李勣的行为我们可以窥探他当时的内心活动，也可以看出君臣恩情后的利益纽带，唐太宗在与李勣相处的过程中，了解到李勣须以恩来怀服。
麟德二年（公元 665年），唐高宗谈及隋炀帝，他对周围的大臣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勣对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话，但我们不难管窥李勣拍马迎合的形象，这似乎总与其铁骨铮铮的武将身份有些背离。范祖禹在《唐鉴》中对此事有如此评价：“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于恶又谄以悦之。君有求谏之心，而臣无纳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群盗，不学无识，可为将而不可为相以辅少主，居伊（伊尹）周（周公）之地非其任也。”范祖禹认为李勣有领兵之才，却无治世之能，更不可能成为辅佐君主的贤相。在高宗朝，李勣受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和重用，他和李治相处多年，他很了解李治的好恶，故而很得要领的去恭维奉承。
五、关于武则天立为皇后一事
永徵六年（公元 655年）唐高宗借口皇后无子嗣，想要废掉王皇后，进而立武则天为后，这件事致使朝野震动。对于立后这件事，朝臣分为两派，一派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他们对唐高宗说：“田舍翁多收十斛卖，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而妄生异议乎？”另一派以前朝几个托孤大臣虞世南、褚遂良，长孙无忌为代表，竭力反对。其中以褚遂良反对最为激烈，刘肃的 《大唐新语》一二《酷忍篇》曾描述当时的情形：
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将议废立。勣称疾不至，志宁顾望不敢对。高宗再三顾无忌曰：“莫大之罪，无过绝嗣，皇后无子，今欲废之，立武士彟女，何如？”无忌曰：“先朝以陛下托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遂良进曰：“皇后自出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伏事先帝，无违妇德，愚臣不敢屈从，上违先帝之旨。”高宗不愿而罢。翌日，又言之。遂良曰：“伏愿再三审思。愚臣上忤圣颜，罪当万死，但不得负先帝，甘心鼎镬。”因置笏于殿阶曰：“还陛下此。乃解巾扣头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则天隔帘大声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
可是与顾命大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勣 “称疾不至”，等到唐高宗亲自找上门来，李勣才说：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李勣摆出一副顺从的姿态，表示皇帝的家事他无权过问。李勣藏而不露的一句话，不表态是表态也。高宗突然想起了自己不可侵犯的尊严，后 “帝意遂定”，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李勣也自然赢得了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信任，可是后来虞世南、褚遂良，长孙无忌却都遭到了贬黜。范祖禹曾评议此事：“高宗欲废立，而犹难于顾命大臣，取决于李勣之一言，勣若以为不可，则武氏必不立矣。勣非为不谏，又劝成之，孽后之立，无忌褚良之死，皆勣之由，其祸岂不博哉！太宗以勣为忠，托以幼孤，而其大节如此。书曰：‘知人则哲，唯帝其难之。’信矣。”
范祖禹将立后之过归罪于李勣一人，无疑像旧史书一样对武则天怀有 “牝鸡司晨”的偏见，同时也可以看出李勣在高宗朝中非同寻常的地位。李勣曾专侍东宫，和李治交往已久，加之以顾命大臣的身份，无疑是满朝文武中的执牛耳者，话语的分量可想而知。此后，李勣赢得了高宗和武则天的充分信任，在高武朝政中李勣享受着不同寻常的礼遇。乾丰初，李勣可以和许敬宗一样可以“每朝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 ”。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使 “勣配享高宗庙庭”，依然身居高位。
但是，缘何李勣作为李唐的顾命大臣却倾向武则天？其实，立后之争同立储风波一样，背后隐藏着关陇集团和以许敬宗为代表的新兴士族之间的斗争。而李勣在太宗和高宗两朝受到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军事贵族的压制和排挤，所以他实质在支持新的政治集团以铲除自己的政治威胁。关于此事，汪笺先生曾在 《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一文中系统的分析了武氏之立后的党派之争。从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李勣在武氏之立中的倾向。陈寅恪先生高度重视立武则天为后这一政治事件，认为其是 “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武则天成为皇后标志着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庶族地主开始活跃历史舞台，李勣不自觉地促成了这一转折。
六、李勣之韬光自保
永徵元年（公元 650年）九月，李勣 “抗表求解仆射 ”职。尚书仆射，从二品，唐初因尚书令缺置而成为尚书省的实际长官，李勣同贞观年间的高士廉，长孙无忌如出一辙都要求辞官。太宗朝，长孙无忌被拜为尚书右仆射，而 “无忌深以盈满为诫，恳辞机密，文德皇后又为之呈请，太宗不获已，乃拜开府仪同三司，解尚书右仆射 ”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之舅父高士廉，于贞观十二年（638年）拜官尚书右仆射，“任遇益隆 ”，贞观十六年（642年）时上表请至士，结果也 “听解尚书仆射，令以开府仪同三司依旧平章事。”三人都要求辞宰相之职，正是担心权势过盛而使自己处于君嫉臣妒的危险境遇，属于韬光养晦之自保哲学。
《隋唐嘉话》中有李勣对自己年轻时的概括：“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李勣戎马一生，在古稀之年里还远征高丽，战功非凡，《贞观政要 》中写到 “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韩（信）、卫（青 ）、霍（去病 ）岂能及也？”《任贤》将他与汉朝的名将相提并论。可是若仔细分析他的一身是对政治斗争是免疫的，无论是翟让、李密之争，还是玄武门之变还是立武则天为后的诸多政治事件里，他往往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明哲保身，在他自己的政治生涯里，一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与他金戈铁马的沙场之勇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正是他性格中的两个不同侧面，决定了他与其他顾命大臣迥然不同的命运。李勣对上无所谏争，对下也不恃位极功高有所怠慢，在政治生涯里，他韬光养晦，剪锋挫锐，有意避嫌，屡屡在 “徘徊顾望”间观察形势，适时出击。可是对人也要一分为二的看，公允的说，李勣虽非魏征式的谏臣，但也并非老奸臣滑者，他所表现的种种心计权谋，大多是针对李唐宗室，这也许是封建专制下君强臣弱的必要生存的法则。
在他的性格中也有义与善的一面，例如割股啖单雄信 “对之号动 ”，并且说：“生死永决，此肉同归于土矣。”，且收养单雄信之子。 其妹生病，“尝自为粥而燎其须 ”。并且不贪功，爱贤才 “即战胜，必推功于下。”“得金帛，尽散之士卒，无私贮。”李勣的政治上的圆滑世故是与他的性格及经历是分不开的，有其深刻的心理因素，或受时代文化背景的限制，或因生存所迫，然而这并不妨碍李勣成为一个戎马英雄，正如爱尔维修所说：“时势造英雄。”且不谈李勣在政治上的种种作为，在隋末揭竿而起的时代里，需要并且也会创造李勣这样的非凡帅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