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历史上明君的典型，不仅会打江山，而且会治理天下。在天下大治之时能够善待昔日的部下和臣僚，因多数功臣宿将得以善终而备受后世的推崇。李靖病卧相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李世民对待功臣的内心世界。

李靖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后晋刘昫说他“临戎出师，凛然威断”。李靖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受到他舅舅韩擒虎的影响，幼读兵书，精通兵法，并深得杨素、牛弘等人的赏识，称他有“王佐才也”。在隋末农民起义之际，李靖试图向隋炀帝揭发李渊有不臣之心，几乎被李渊处死，在李世民的营救下死里逃生。其后，李靖追随李渊、李世民父子东征西讨，为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唐朝初年的著名将领。高祖李渊称赞他说：“古之名将韩（韩信）、白（白起）、卫（卫青）、霍（霍去病），岂能及也！”由于战功显赫，李靖被封为卫国公。

贞观年间，由于高丽与新罗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战事不休，唐太宗与李靖曾经讨论过如何解决高丽问题。李靖的看法是：“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在具体的用兵原则上，为了克服路途遥远所造成的诸多不利因素，李靖提出了以“正兵”临敌的战术。

唐太宗亲征高丽之时，曾再次和李靖商谈这次军事行动的有关问题。《旧唐书》上说：“太宗将伐辽东，召靖入阁，赐坐御前，谓曰：‘公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东有高丽未服，公意如何？’对曰：‘臣往者凭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残年朽骨，唯拟此行。陛下若不弃，老臣病期疗矣。’太宗悯其羸老，不许。”按照正史的记载，李靖此时虽然年老体衰，但仍然愿意带兵出征，为国出力。唐太宗能够体察臣下，认为李靖已经没有带兵出征的能力，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李靖似乎在京师养兵，未曾动身。

但是，有些史籍关于李靖与唐太宗的言行记载与正史存在较大差异。司马光等人编撰《资治通鉴》之时，没有提到李靖与唐太宗关于东征高丽问题的上述对话。但在唐宋时期笔记中，却有李靖“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病笃不能进”的记载。显然，李靖当时曾经抱病跟随唐太宗出征，只是由于在行军途中病情日益加重而最终不得不在相州停下来养病。关于唐太宗的这种安排，小编认为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唐太宗出于对太行山以东南北大道安全的防范

武德年间，相州领有：“安阳、邺、林虑、灵泉、相、临漳、洹水、尧城八县。”因为相州管辖今河南、河北交界处的广大地区，属于黄河以北的重要农业生产区域，经济较为发达，所以该地的政治、军事地位也得到加强。从周边的地理环境来看，相州地处太行山的东麓华北平原南部，西有延绵不断的太行山脉，南有黄河天险，漳水、洹水从自西向东构成安阳的北部屏障，是历史上著名的兵家必争之地。先秦时期的赵国、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先后在该地建都；北周末年，尉迟迥也曾在此地起兵反对杨坚执掌朝政；杨玄感起兵的黎阳（今河南浚县）距相州（隋炀帝时称“魏郡”，治所亦在今河南安阳市）仅有几十公里。相州的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相州西扼通往山西南部的滏口关（在今河北磁县西北石鼓山），东控北大运河永济渠的南段，该地“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由于相州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南北交通要道上的军事重镇，所以唐初先后在此设立过相州总管府和相州都督府，管辖“相、卫、黎、魏、洺、邢、贝七州”。用以控制华北南部和南北通道。

唐太宗对相州都督的人选相当重视，多次任命宗室亲王、或他的儿子镇守相州。贞观初年，以胶东郡王李道彦为“相州都督”；十年（636），让其第四个儿子李泰“遥领相州都督”。李泰后来由于争夺皇太子之位在唐太宗面前失宠，于贞观十七年（643）四月癸巳（十四）被解除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职务，由魏王降为东莱郡王，但是唐太宗很快又以第八子李贞为“相州刺史”。这说明唐太宗对于相州之地极为重视。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唐太宗准备亲征高丽之时，李靖此时已经 70 多岁，年老多病，似乎没有带兵打仗的能力了。而《隋唐嘉话》、《唐语林》两本书上说，李靖似乎病得很重，已经不能上朝见驾，唐太宗还要幸临其宅前来问候。唐太宗把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安置在相州，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想借助李靖的威望协助越王李贞镇守相州，从而保障河北道的安全，使他免除后顾之忧。

二、唐太宗对李靖留在长安不放心

刘昫对李靖的评价是：“功定华夷，志怀忠义。”唐朝初年，李靖由于功高而身居高官、享受厚禄，但他忠于朝廷而不愿介入皇室成员之间的纷争，对于武德九年（626）的玄武门之变和贞观十七年（643）的太子废立，他均持旁观态度。由于“功以懋赏，震主则危。”李靖在贞观年间采用了“辞禄避位，除猜破疑”的处世原则，竭力避免引起唐太宗的猜疑。李靖的努力虽有成效，但并没有完全消除李世民对他的疑心。

贞观三年 （629），李靖率兵击败东突厥，活捉颉利可汗，结束了唐朝“称臣于突厥”的屈辱历史。时为御史大夫的温彦博对李靖立下大功心怀嫉妒，攻击李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太宗为此责备李靖，李靖只好叩头谢罪。唐太宗虽然没有采用像隋文帝杀掉平定突厥达头可汗的史万岁那样的方式处置李靖，但对李靖的猜疑始终存在。正如他后来所言：“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为怀。”给李靖一些赏赐，加授尚书右仆射的官职。而李靖“每与时宰参议，恂恂然似不能言。”功高震主，是封建时代文臣武将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一个十分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靖只能明哲保身、少说为好，尽量以不引起李世民的不快为原则。

李靖才兼文武，遇事沉稳，但其“辞禄避位”的做法，虽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与唐太宗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却无法消除李世民对他的猜忌。据《新唐书》记载：“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隐微，不以示臣。’帝以让靖，靖曰：‘方中原无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尽臣术，此君集欲反耳。’”唐太宗以侯君集的诬告之词来责备李靖，至少可以说李世民对李靖之才心存戒惕。

由于唐太宗对李靖始终心存猜疑，当他御驾辽东之时对李靖病卧在京师之中自然难以放心。《隋唐嘉话》记载：太宗将征辽，卫公病不能从，帝使执政以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驾临其第，执手与别，靖谢曰：“老臣宜从，但犬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于道路，仰累陛下。”帝抚其背曰：“勉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靖叩头曰：“老臣请轝举病行矣。”

从《旧唐书》和《隋唐嘉话》记载可知，唐太宗征辽之时李靖病得很重。太宗诏他入朝已经不能前往，但在最后带病行至相州的原因，应该是受到唐太宗之言的刺激。司马懿是曹魏时期的名将，精通兵法战策，谋略超群。魏明帝曹叡在位时期，多次率兵对抗诸葛亮的北伐，由于功高权重逐渐成为曹魏的重臣。魏明帝去世后，司马懿与皇族曹爽同受遗诏辅佐曹芳继位，因为受到皇族成员的排挤而装病不出。嘉平元年（249），司马懿父子趁曹芳、曹爽离京打猎游玩之机发动政变，杀曹爽之后，司马氏相继把持朝政，其孙司马炎后来取代曹魏而建立晋朝。

唐太宗把卧病在家的李靖比作司马懿，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所以，起初还担心病死于途的李靖，再也不敢在京师之中安心养病，只得抱病跟随唐太宗出征了。

三、李靖病卧相州对唐太宗东征高丽的双重作用

唐朝建立以后，李靖出将入相，长期担任高官，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和军旅生涯中，李靖推荐、提携了众多人物，故吏门生遍布朝野，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李靖文武兼备，尤其善于用兵，朝中大臣能力超过他的人实在不多。在唐太宗看来，李靖留在京城有着极大隐患，只有将其带在身边才能放心。

贞观十八年（644）十月甲寅（十四），李靖带病跟随唐太宗踏上了征途。在洛阳度过春节以后，唐太宗于十九年（645）二月继续北上，行至相州之时，李靖的病情大概加重到了不能再经受颠簸的程度，便安排李靖相州养病。

李靖卧病相州，虽然不是李世民最初所期望的，但经过几个月的相处，大概对李靖的病情有所了解。李靖只要离开京畿重地，唐太宗至少可以宽心一些。李靖在相州，对于远离中原的唐太宗来说，依然可以受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第一，李靖在相州犹如虎落平原，即使有所动作短时间内也难以形成气候；另一方面，当时的相州刺史是他的儿子越王李贞，由李贞监视李靖的一举一动，唐太宗应该比较放心。第二，只要李靖忠于朝廷，即使中原有变，以李靖的声望，基本上可以保证相州的安全，河北郡县也就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他也不会出现被阻于辽东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