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年间，隋炀帝暴政，大兴土木，三次征辽，巡幸无度，遂使民怨沸腾，群雄蜂起。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三大反隋势力: 分别是翟让、李密领导的中原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以及杜伏威、辅公祐领导的江淮义军。在“隋失其鹿，英雄竞逐”的局面下，深藏不露、韬光养晦的唐国公李渊，在出任太原留守不久，也加入了这场“逐鹿”之中。李渊太原起兵远比其他势力较晚，为什么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呢？

一、谶语: “李氏当王”师出有名

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是统治阶层对国家权力机关运行管理和控制的基础，同时也是民众对其政府或国家行使统治权力的正当性认可的来源。合法性是政治社会的天然伴生者，是统治行为得以可能和顺利实施的根本原因。在古代社会，这种合法化往往靠谶语来实现，因为谶语、天命能使民众从内心上得以认可，易于接受。隋大业初年，有观象者说: “西北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炀帝认为，楼烦位于洛阳的西北部，又有“修治洛阳还晋家”的谶语，故在晋地楼烦修筑汾阳宫，以应之。炀帝北巡时常住在汾阳宫。也正是这时候“李氏当王”的谶言很盛，炀帝征辽东，“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晓图谶，谓帝曰: ‘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姓李者”。很快，李金才、李敏二人家族因此被诛杀。可见，“李氏当王”，已成为炀帝的心腹之患。

“李氏将兴”与“李氏当王”出自于同一谶语，都是由东晋以来的李弘信仰发展而来的，其完整的表述是“李弘”名应谶，当兴起为王。后由“李弘应谶当王”演变出其他的谶语，如有“十八子”和“桃李子”之谶，“十八子”即是“李”字。隋末有谱云: “桃李子，洪水绕杨山。”暗指李渊(洪水) 将代替杨隋的江山社稷。有关《桃李》之歌，见《隋书》卷 22《五行志》之载:

大业中，童谣曰: “桃李子，鸿鹄绕阳山，宛转花林里。莫浪语，谁道许。”

温大雅对其的注解是:

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 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族幡。汾晋老幼，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懼躍。帝(李渊) 每顾旗幡，笑而言曰:“花园尔，不知黄鹄如何。吾当一举千里，一符 冥谶。”自尔以后，义兵日游千余集焉。二旬之间，众得数万。

民众响应桃李子歌纷纷投奔李渊集团，“二旬之间，得兵数万”，扩充军事力量，同时也扩大在上层社会的影响力。民间还流传有“东海十八子”的谶谣: “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除了谶语外，李渊集团还利用符瑞来证明其起兵“上膺天命”，师出有名。按《大唐创业起居注》卷 1 载:

大业十三年，正月丙子夜，晋阳宫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属天，若大烧火，飞焰炎赫，正当城西龙山上，直指西南，极望竟天。俄而山上当童子寺左右有紫气如虹，横绝火中，上冲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灭。城上守更人咸见，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

同年六月，李渊集团举兵起义建立三军时，也有符瑞出现，“有僧俗姓李氏，获白雀而献之。至日未时，又有白雀来止帝牙前树上，左右复捕获焉。明旦，有紫云见于天，当帝所坐处，移时不去。既而欲散，变为五色。皆若龙虎之象，如此三朝。百姓咸见。”

可以说，李渊集团正是利用了“李氏将兴”、“李氏当王”之谶语的广泛传播，来宣传改朝换代的政治预言和制造政治舆论，从而使起兵名正言顺更具合法性和正当性。

二、太原: 反隋力量之渊薮

太原地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扼南北交通之要冲，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冲突和融合的重镇。太原的西部，离石是稽胡聚集区。《周书·稽胡传》载: “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隋时“稽胡屡为寇乱，…… 发南汾州胡千余人北筑长城，在涂皆亡”。由于该地区长期存在这样的反隋力量，稽胡反抗隋朝的统治时有发生，影响比较大者，比如隋末的刘季真，离石胡人，其父龙儿，大业十年(614 年) 举兵自称王，拥兵数万，自号刘王，以季真为太子。

太原的北边，经常有突厥南下不断地侵扰，雁门关乃是抵御突厥的重要关口。隋文帝时，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分化瓦解了强大的突厥政权。在东西突厥分裂后，启民可汗归顺隋朝，双边关系暂时缓解。炀帝时期，始毕可汗继位，突厥复盛，始有对抗之举。大业十一年 (615年) 发生“雁门之变”，炀帝“甚惮塞虏，远适江滨”，这等于放弃了北方的防御，从此突厥与隋朝关系恶化了。“如果说在此之前，始毕可汗还只是联合北方反隋势力南侵的话，自此以后，东突厥就成了北方边境地区的太上皇”，由此开始了“东突厥汗国的黄金时代。”北方强大的突厥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隋末变乱，给突厥提供了坐收渔翁的利会。史载:

隋末离乱，中国人归之者甚众，……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越称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人末有也。

当然，突厥并不希望任何一支中原势力强大，其军事策略是遏制和削弱强势的发展，平衡中原割据力量。太原另一股反隋势力来自于杨谅的残留余党。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 年) ，杨谅出任并州总管，为防御强大的突厥，隋文帝授权杨谅“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炀帝即位，杨谅据之叛乱。然其策略不当，不久败亡，炀帝迁“谅所部吏民坐谅死徙者二十余万家”。这些同党流散于并州地区的应该不少，故大业三年( 607 年) 炀帝下诏“勒并州逆党已流配而逃亡者，所获之处，即宜斩决”。显然，杨谅之乱后，炀帝扩大了打击面，势必影响到当地各个阶层的利益，遂使河东并州成为动荡的渊薮，这也是李渊出任太原留守的原因之一。

关于杨谅之乱，有学者认为: 就双方实力而言，杨谅总管旧齐境内 52 州军事，所居乃天下精兵处，拥有重兵，如果处置得当，充分调动所部将士，是有可能迅速拿下京师长安的。论兵力，杨谅起事时的兵力估计在30 万 ～40万，杨广的兵力总计不到 10万，而结果却是官军以少胜多，出奇兵取胜，只能说明杨谅的庸劣无能。而这一年( 604 年) ，李渊三十八岁，对于这场事变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既看到并州太原的兵精马强，军事地位不容小觑，也看到因杨谅的指挥失策，贻误战机，导致并州的地利、兵力优势并没有扭转时局; 另一方面也感知到并州太原隐藏着强大的反隋势力。十二年后，当李渊拥有与杨谅同等职位时，满是窃喜，他相信天命，在吸取杨谅当年的教训上，定能扭转乾坤。

大业十二年(616年) ，李渊五十岁，出任太原留守，拥有黜陟官吏、征发军队、讨捕盗贼等权力，史称: “郡文武官治能不称职者，并委帝(李渊) 黜陟选补焉。河东已来，兵马仍令帝征发，讨捕所部盗贼。”对此，李渊甚是满意。按《大唐创业起居注》载: “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在李渊看来，太原为陶唐故地，来太原恰如蛟龙入渊。而太原的形势，诸如复杂的民族关系、潜在的反隋势力、天下精兵所在，如果策略得当，对实现霸业至关重要。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所以，李渊迅速抓住上述这些有利的时机，并告诫次子秦王世民说: “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这表明李渊在任太原留守后，已坚定其反隋决心，开始部署具体的起兵之事。

三、对内: 施宽仁政治以笼络地方势力

隋朝在河东的统治并不稳固，所以才有李渊的留守机会。李渊则把这个机会视为天授，为建帝业，必须笼络人心，故“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归心，有如影响”。与之同时，授命其长子建成在河中府“潜结英俊”，次子世民在晋阳“密招豪友”。李氏兄弟不辜所望，“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这种情况下，在隋王朝不得志的官员和士人，为计前程，权衡利弊，选择“明主”，纷纷效力于李氏麾下。

最先响应的是太原地方官员裴寂和刘文静。裴寂，蒲州桑泉人，官宦世家。其早年丧父，由其兄长照顾长大，然家贫不得志。隋大业年间，他先后担任隋朝的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等职务。后来“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史书称裴寂与李渊交往密切，通宵达旦，不过只记其宴语和博弈，这恐怕是遮人耳目的表面现象。“及义起兵起，寂进宫女五百人，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由捐给义军的物资可知，所谓的“宴语”可能指支持李渊起兵之事，同时也可以看出太原晋阳物资军备储备之充足。

刘文静也是世代官宦出身。隋末任晋阳县令，不得志，后因与李密的姻亲关系而被牵连入狱。史载刘文静“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其志向高远，有满腔以济天下的情怀，然时运不佳。当李渊来到晋阳后，刘文静见其有四方之志，深与结交。遂向他建议道: “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刘文静因担任晋阳令多年，十分熟悉当地情况，所言形势，句句有理，李渊点头默许。李渊要起兵，成就帝业，必须要寻求多方面力量的支持，尤其是太原地方官员的支持。而裴刘二人虽不得志，但有雄心大志，渴望成就功业，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与李渊殊途同归。因而双方的结合，自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形成同盟军，裴寂、刘文静成为李渊起兵核心成员。

投奔李渊的太原豪杰人数也不少。这一点可从武德元年八月六日颁布的“太原元谋功臣”名单中窥之。在名单中，免恕“一死”的有: 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柴绍、唐俭、殷开山、刘世龙、刘政会、赵文恪、武士彟、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许世绪等 14 人。还有姜謩、姜宝谊、唐宪、温大雅、温大有、武士棱、武士逸、段志玄等 8 人，也是李渊集团中骨干力量。柴绍因系李渊的女婿除外，共计 21 人。先分两大类，一类是并州太原人有 16 人，占 76% ;另一类非并州太原人有 5 人，占 24% 。在第一类并州太原人下，又可分两类，一类土著太原人有 10 人，占 63% ; 另一类非土著但在太原任职的人，有 6 人，占 37% 。

还有被乡里人称为“孝子”张道源，史载: “年十五，父死，居丧以孝行称，县令郭湛改其所居为复礼乡至孝里。道源尝与友人客游，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惊扰主人遂共尸卧，达曙方哭，亲步营送，至其本乡里。”“高祖举义，召授大将军府户曹参军。及平京城，遣道源抚慰山东，燕、赵之地争来款附。高祖下书褒美，累封范阳郡公，后拜大理卿。”召授张道源，为民树立学习的模范。更有归降的反隋义士，如李渊担任山西、河东巡抚慰大使时，平定历山飞时，因措施得当“余贼党数万人并来降附”。可以说李渊凭借着关陇贵族的声望，韬光养晦，示以宽仁，礼贤下士，获得太原地区各阶级人士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四、对外: 向突厥称臣以避免腹背受敌

李渊立足于太原，把它作为起兵的基地。但两年前发生的“雁门之变”，使得突厥与中原关系的恶化，太原成为抗击突厥的前沿。突厥若举兵南下，太原随时可能会被攻陷，“太原王业之基，国之根本”，容不得半点闪失。于是，李渊亲自给突厥可汗写信，其文略曰:

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最后，李渊的署名用“启”而不用“书”，以礼谦让。当时有人不解，提出质疑，李渊笑而答称: “中国之礼，并在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轻慢，猜虑愈深。”也就是说，突厥人也懂礼的，现在我们恭维他们，尚未获得他们的信任，如果傲慢，肯定会对我们猜忌更深，既然我们已经是以重金厚突厥，何必再吝惜一个“启”字呢? 对此，李渊进一步解释道: “本虑兵行以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可以说，防止突厥南侵、太原沦陷才是最根本的。在刘文静的积极联络下，始毕可汗表示其愿意出兵助李渊夺取长安。按约定“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 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对此，李渊自是厚礼迎宾接待。即便有如此约定，李渊还是多次派刘文静示好突厥，并告诫他说:

突厥多来，民无存理。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为边患。又胡马牧放，不烦粟草。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由此可见，李渊厚结突厥，其根本的目的防止刘武周去勾结突厥南侵太原。李渊的这种务实策略，不但借到了突厥的兵马，增强军事实力。更重要的在于防止突厥南侵太原，确保太原乃王业之根本，万无一失，可谓一举两得。

李唐集团正是利用太原的天时、地利，制定了正确的起兵策略，进而夺取长安，成就了帝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