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

公元 386 年，拓跋珪复国，定都平城，史称北魏。历代北魏君主均重视学习汉文化，这为后来孝文帝改革奠定了一定的汉化基础。因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孝文帝拓跋宏被立为太子时，生母即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抚养长大。作为汉族人的冯太后，对汉文化了解透彻，所以孝文帝在她的教育下也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公元471 年，年仅五岁的孝文帝登基，祖母冯太后代为执政，她对北魏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是北魏改革的总设计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公元490 年，孝文帝正式亲政，全力推动北魏改革深化。

二、孝文帝在各领域内推行的改革

（一）在政治上，主要进行官吏制度变革

依照已有官制传统，将官员按一定标准分为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两种，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在汉化改革之前，北魏官吏无论政绩好坏任期均为六年，这无疑致使官吏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所作为 ；而且不予发放俸禄，客观上造成官吏贪污赋税、压榨民脂民膏。这种不健全的政治体制不但效率低下，使政令难以推行，而且加剧了官民矛盾，威胁统治。为规范统治阶级的行为，中央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与考核，对于官吏的贪污腐败等行为更是严厉打击。

（二）在经济上，着力推行均田制

公元 485 年， 北魏颁布均田令，与以往土地法令不同，此次颁布的均田令具体详实、可操作性强。这种明细详实的政令，不仅利于农户了解国家政策，而且减少官吏从中谋私的可能。均田令将土地按功能分为桑田、露田两种。露田种植谷物，不得出售，当土地所有者年满七十岁时将田地归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树，土地所有者无须交还国家，还可以进行土地买卖，同时在授还土地时对鳏寡孤独还给予适当的照顾。均田制的实施致力于调整土地关系、缓解社会矛盾，但根本目的是便于政府向农户征收统一的租赋。

（三）在思想文化及社会领域，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改汉姓、说汉话等

由于北魏统治阶级是鲜卑族，在长期游牧状态下缺少政权统治经验，故开始向中原汉族学习。为了便于学习汉族，拉近与汉族世家大族的关系，孝文帝下令把鲜卑姓氏改为汉姓。例如：“拓跋”改姓“元”；“独孤”改姓“刘”等。语言是沟通的最佳方式，因此对于进入中原地区的鲜卑族来说，学习汉语是势在必行的。《 魏书·咸阳王禧传》中曾记载孝文帝言 ：“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 ；若有故为，当加降黜。”由于鲜卑族人口众多，年龄结构复杂，知识水平不一，短期内全部使用汉语难以实现。

孝文帝意识到如果令 30 岁以上的鲜卑官吏立即改说汉语确实比较困难，因此同意暂缓；但对 30 岁以下在朝做官者，必须学习汉语，如若在一定期限内仍不能掌握汉语，将受到降职或者撤职的处罚。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变胡语，胡姓与胡名为汉语、汉姓与汉名，进入了汉化的实质性问题，将鲜卑贵族通往文化士族的道路打通了。”

公元 491 年，改革在政治层面全面展开。孝文帝改建太庙，重修庙号。虽然将“魏”定为政权的名号已有多年，但鲜卑贵族却更加认同“大代”这个体现草原文化的名号。因为作为大多数跟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贵族来说，从前在平城时已经享有的特殊政治权力，这正是基于他们的祖先在部落联盟时代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所以保护旧有草原传统已不单单是对祖先的继承，更是一种对已有权力的捍卫。在孝文帝之前，太庙中供奉的始祖是拓跋部落联盟创立者力微，太祖则是草原时代的首领拓跋耶律。

而孝文帝认为 ：“率领拓跋鲜卑迈入中原的道武帝拓跋珪才是北魏政权真正意义上的创立者，其成就远非拓跋耶律所能及。”故以太祖作为拓跋珪的庙号，以此体现对拓跋珪的崇敬以及对他功绩的高度肯定。为了消除部落联盟时代的烙印，因此供奉拓跋珪及之后皇帝的灵位于太庙之中。可是按汉晋礼制，太庙中应当供奉七位祖先，但从拓跋珪到孝文帝时，仅有五位皇帝 ；即使加上离世时还是皇太子、后来被尊为景穆皇帝的拓跋晃，人数依然不合礼制。孝文帝为了保证庙号改革的效果，提前在太庙中为自己摆放了一个灵位，以此满足“天子七庙”的规定，这种看似荒谬的行为，实则体现孝文帝的良苦用心，他借以这种极端方式，向保守贵族表明了与草原旧传统割裂的决心。

为了维护统治秩序，防止分封贵族叛乱，孝文帝减少了王侯的数量与等级，更是削弱了王侯的政治、经济特权，使之渐渐徒有虚名，无力与中央抗衡。为了减少文化隔膜，突破血缘的阻碍，建立一个更具有公共性的国家，孝文帝提倡鲜卑族与汉族联姻，使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关系更为密切。

改革使拓跋鲜卑由游牧文明走向农耕文明，推动了经济发展。北方经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如：农业生产精耕细作化 ；开垦无主荒地以扩大种植面积，从而提升粮食产量 ；从事工商业者人数也日益增多。改革还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交流和融合，巩固了封建统治，为北魏结束长期分裂割据局面，走向国家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是一场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的改革，这其中还包含着鲜卑族希冀进一步封建化的愿望，客观上助推了北魏政治、经济、文化多位一体化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战争冲突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脚步，促进了鲜卑族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北魏逐渐达到生产方式农耕化、生活方式汉族化、政治制度集权化、思想文化儒学化。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文化精髓，使自身发展更为完善。正所谓 ：“交融互通，共同进步。”

三、改革背后暗藏的危机

虽然孝文帝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后人看来仍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北魏实行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由中央派遣中正官前往地方选拔人才，但因选拔机制不够完善，久而久之，出现世家大族控制选官途径的情况，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致使社会阶级固化，社会活力减少。而且这种以家世门第为标准的制度，也难以选拔出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吏，致使官吏素质下降，影响统治基础。

二是孝文帝没有考虑到本朝存在的诸多实际问题，贸然推行全盘汉化政策。照搬并加以强化腐朽落后的魏晋门阀制度，使得文化积淀尚浅的拓跋鲜卑迅速腐化堕落，对统治阶级的锐气与活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孝文帝改革使北魏达到了全盛时代，堪称少数民族汉化的蓝本，但在光辉成就的背后也暗藏着巨大危机。仅仅三十余年过后，北魏就分裂为东魏、西魏，拓跋鲜卑失去了对政权的控制。

我认为，北魏孝文帝改革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对北魏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它使北魏由弱小迅速走向兴盛，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十余年的辉煌（公元471 年到公元 534 年），但北魏孝文帝改革仍在历史的长卷上描绘了一段不一样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