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北周宣帝大象二年五月己酉，宣帝大渐。“御正下大夫刘昉，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以隋国公坚受遗辅政。是日，帝崩于天德殿。时年二十二，谥曰宣皇帝。”杨坚在宣帝驾崩后快速掌握政权，并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内便登基称帝建立了隋朝。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 “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直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近代史学家岑仲勉也认为: “坚承袭家荫，无赫赫功绩，其得篡周立隋，实以受遗辅政为一大枢纽。”杨坚代周立隋是为隋文帝，旧史将这一事件称为杨坚篡周。杨坚为什么能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篡夺政权呢？

一、杨坚在北周政权中的地位

关于杨坚的身世，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说他是“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杨坚生于大统七年，十四岁时被京兆尹薛善辟为功曹; 十五岁以太祖勋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成纪县公; 十六岁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明帝即位时授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 二十一岁迁左小宫; 二十五到二十八出为隋州刺史、进位大将军; 二十八岁时其父杨忠去世继承爵位成为隋国公。由此可见，他确实出自关陇贵族。

杨坚在北周统一战争中有战功，曾经于“建德中，率水军三万，破齐师于河桥”又曾“从帝平齐……与宇文宪破齐任城王高湝于冀州”。这样的战功在北周那个猛将如云的时代并不是非常突出，但杨坚留给北周君王的印象却是老实本分可以信任，“后征还，遇皇妣寝疾三年，昼夜不离左右，代称纯孝”。齐王宪曾对周武帝说: “普六如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曰: “此只可为将耳。”内史王轨也曾经对武帝说过: “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帝不悦，曰: 此天明有主，将若之何?”可以看出，周武帝对杨坚非常放心，认为他决不可能有谋逆之心，甚至纳杨坚长女杨丽华为太子妃，这足以说明周武帝对杨坚是比较信任的。

自从齐王宪和王轨在武帝面前对杨坚指指点点后，《隋书》卷一《高祖纪》记载: “高祖甚惧，深自晦匿。”总的来说，在北周武帝时期，杨坚是一个非常低调谨慎的人，此时他应该还没有半点夺权之心，尽管赵昭曾私下对杨坚说: “公当为天下君，比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但是当时北周正处于上升期，国家日益昌盛，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还相对较少，所以当时没有野心也没有实力的杨坚只是默默地记住了赵昭的话，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后来宣帝即位，杨坚的地位有了提升，周宣帝在当太子时被武帝管教得十分严格，一切行动都在监视之下，朝中与之交善的人非常少，因此他很难在朝中建立自己的小圈子，而对宗室的诸叔他也怀有记恨和防范之心，因此外戚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的选择。杨坚从亳州大总管一路升迁，“宣帝即位，以后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大后丞、右司武，俄转大前疑。每巡幸，恒为居守”。也就是说，在北周宣帝急速强化皇权的过程中，杨坚的政治地位骤然上升。一些学者认为杨坚就是从这时开始滋生了谋反之心，事实上，当时的杨坚如履薄冰，权力的迅速膨胀曾为其带来了灾祸。“高祖位望益隆，帝颇以为忌。”

杨坚的女儿是北周武帝生前许配给周宣帝宇文赟的太子妃，《周书》卷九记载杨坚之女杨丽华“性婉柔，不妒忌，四皇后及嫔御等咸爱而仰之。”但周宣帝与杨皇后的夫妻关系非常差，“帝后婚暴滋甚，喜怒乖度，常谴后，欲加之罪，后进止详闲，辞色不挠。帝大怒，遂赐后死，逼令引绝。后母独孤氏闻之，谒阁陈谢，叩头流血然后得免”。究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周宣帝暴虐的性格，另一方面可能是周宣帝已经将杨坚从刚开始支持自己的力量划到了反对自己的阵营的缘故。《隋书》卷九中记载帝每忿怒谓后曰: “必族灭尔家。”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向杨坚示威: 首先，在立杨皇后后又相继立了四后。后宫中更多政治势力的介入，便出现了“帝有四幸姬，并为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谮”的局面。

大象二年，宣帝在感觉自己的政治实力已经大幅度提高后，更加加紧了将杨坚排除出朝廷的行动，准备直接在朝堂之上除掉杨坚。“因招高祖，命左右曰: ‘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显然这时的杨坚已经危弱累卵，随时有被除掉的危险。与此同时，他的杨氏家族此时也被推到了悬崖边，他的女儿杨皇后在宫中差点被杀，妻子独孤氏为女儿求情在宫阶磕头至流血才得以赦免，杨坚自己也差一点于朝堂之上被斩杀，宣帝欲将杨氏一族除之而后快。《周书》卷七《宣帝纪》记载: “壬午，幸〔仲〕山祈雨，至咸阳宫，雨降。甲申，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以迎候。”这是周宣帝死前一个月发生的事，可以印证宣帝此时身体无恙，正当壮年，并且通过即位后的滥杀和迫害使得权力较为集中稳固。

此时的杨坚恐怕早已对宣帝恨之入骨，但是他又无可奈何，“高祖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常在永巷私语译曰: 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敢部心腹，少留意焉。”杨坚此时能够躲避杀身之祸只有“出藩”，远离中枢机构，让权于宣帝，所以他求助于自己的同窗好友，当时为皇帝亲信内史下大夫郑译，郑译后来为其在皇帝面前谋求到了扬州总管的职位，宣帝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只是后来杨坚由于腿病没有立刻启程。上述情况表明，在宣帝末年，杨坚以及其家族可谓朝不保夕，杨坚和女儿杨皇后差点被杀，自身被排除出中枢，家族被宣帝全面压制。此时的杨坚仅仅希望的是保全性命，并没有什么长期谋划夺权篡位的阴谋。

尽管杨坚在宣帝朝遇到了种种打压，但是由于他的外戚身份，宣帝确实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那就是从地方进入中央，由北周为数众多的总管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司马和位列四辅官的大前疑。这不但使得杨坚能够有机会参与中央事务并且及时地得到各种信息，同时也因为他是皇后之父，并且有处理中央事务的经历。这种资历、威望和地位也是刘昉等人在日后寻觅辅政人选时所需要的，“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军事。”最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杨坚前期在宣帝朝的经历使他能够在宣帝病故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身处政治中心，提供了参与的可能性。

二、朝臣对杨坚“夺权”的态度

宣帝死后静帝即位。静帝年幼，外戚杨坚获得了辅政的资格。杨坚之所以能够辅政，不仅是因为他是北周外戚，更重要的是他有一批支持者。杨坚曾说: “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于此。”大象二年五月乙未宣帝去世后，在以郑译和刘昉为首的几位皇帝近臣的谋划下，矫诏引杨坚入朝执政。杨坚入朝辅政最初的几位策划者并非关陇贵族，也非地方豪强，而是皇帝的几个近臣。《隋书》卷三十八《郑译传》: “译出自荥阳郑氏，父道昌，随西魏孝武帝入关，仕北周至司空。”同书卷三十八《刘昉传》记载: “ 昉父孟良，随魏孝武帝入关，官至东渠州刺史，武帝时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

刘昉和郑译的家族都是早先跟随北魏孝武帝入关的汉族豪强，并且他们都是宣帝近臣，都是北周武帝、宣帝在将“家天下”进一步发展时所逐渐依靠的近臣力量，他们一个是小御正，一个是内史上大夫，早年都有入侍太子宫的经历。《隋书》记载刘昉“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郑译“后坐亵狎皇太子，帝大怒，除为民”，复职后“译颇专权，时帝幸东京，译善取官材，自营私第，坐是復除为民。”刘昉与郑译私交应该很不错，在郑译被除为民后，“刘昉数言于帝，帝復召之，顾待如初”，并且他们共同陷害过大臣于义，“时郑译刘昉以恩倖当权，谓义不利于己，先恶之于帝”。他们在整个北周中枢机构所处的位置不相上下，都为关陇功勋贵族和被北周宗王所厌恶，因此他们只能依附皇权，是利益的共同体。

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宣帝所赐，如果宣帝去世他们会成为新的统治者最先驱逐的对象，所以郑译、刘昉能够在宣帝即将去世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宣帝病危的情况下摆在郑译、刘昉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物色一名合适的、能够最大程度保障自己利益的人来替自己把持朝纲。周宣帝共有五位皇后，太子为朱皇后所生，但是朱皇后家族地位低下并且没有什么杰出人才。元皇后和陈皇后之父虽然都有一定地位，但是资历太浅，家族地位偏低，并且也是靠女儿才被进一步加官进爵，如果辅政朝中自然不服。

尉迟皇后的爷爷尉迟迥，关陇贵族的元老级人物，封疆大吏，又有兵权，同时有外戚身份，如果由他辅政朝中大臣自然不会有闲话，但对于刘昉、郑译而言，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能力操控的。而如果引进亲王辅政，形势对他们就更不利了。所以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杨坚。杨坚与郑译是故交，又于宣政元年出任大司马，手握重兵，在朝中威望较高并且同外朝的关陇贵族集团大臣们关系甚好。杨坚在朝中受到宣帝打压仕途进入低谷，因此本没有理由由他辅政。如果召杨坚辅政，那么杨坚肯定会对自己感恩戴德，故而杨坚很自然成为刘、郑等人对抗藩王宗室的代理人。

《资治通鉴》卷一四七太建十二年条下记载:“昉见静帝幼冲，以坚为后父，有重名……坚固辞，不敢当; 昉曰: 公若为，速为之; 不为，昉自为也。”可以看出，当时情形紧迫，但是杨坚却犹豫不定，刘昉在催促杨坚时说出了这段话，虽然有可能只是刘昉的激将法，但也从侧面显示出刘昉、郑译等组成的小集团对杨坚并非是真心拥戴，而只是把杨坚当作了一个暂时拥护的对象。“始，刘昉、郑译议以坚为大冢宰，译自摄大司马，昉又求小冢宰，坚私问德林曰: ‘欲何以见处?’德林曰: ‘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及发丧，即依此行之。”刘、郑二人先前对杨坚的安排无疑是专门架空杨坚的举措。

北周官制依据的是周礼，大冢宰本是宫内大臣，只有在天子下达了“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的命令后，冢宰才能总摄五府成为相当于后来的内阁首相。北周初年，宇文护任太师、冢宰，军政大权全部都操控在宇文护手中，然而武帝时宇文护被消灭后，武帝以齐王宪为大冢宰，但武帝以“威名过重，终不能平，虽遥授冢宰，实夺其权”。因此五府( 五府指地官司徒府、春官宗伯府、夏官司马府、秋官司寇府、冬官司空府) 不总于天官，冢宰职位也就变得有名无实了。并且以刘昉为小冢宰、郑译为大司马，这样便有利于他们分别控制行政权和军权。

而杨坚在李德林的提醒下识破了刘昉、郑译设下的陷阱，他重新设立了大丞相，以年幼的汉王赞为右大丞相，自己为左大丞相，从而及时地规避了风险，在夺权道路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以译为相府长史，带内史上大夫，但为丞相府司马，昉、译由是不平”。使郑译、刘昉成为了相府的僚属，排除了最高权力的竞争，这也为后来他们之间的君臣冲突埋下了伏笔。吕思勉论曰: “观此，便知译所以引高祖之故，而亦知高祖所以克成大业之由。盖译之意，原欲与高祖比肩共揽朝权，而不意高祖究系武人，兵权既入其手，遂抑译为僚属也。”

值得注意的是，杨坚在夺权过程中能够依靠的力量不仅仅只是刘昉、郑译等人，如果只依靠他们，杨坚没有自己的势力也摆脱不了被刘昉、郑译当作傀儡的命运。 史载“及高祖初被顾讬，群情未一”，大臣对于他作为辅政大臣的态度不一。在杨坚辅政的几个月里，他的支持者主要由朝中的亲信和在外大总管两部分人马组成，朝中支持者主要有: 卢贲、阴寿、杨惠(即杨雄) 、李德林、杨惠、高熲、窦荣定、元谐、元胄、李礼成等。其中，卢贲、窦荣定、李礼成负责维护朝中稳定和杨坚的安保工作，李德林、杨惠、高熲、窦荣定、元谐、元胄、阴寿、杨雄则作为参谋为杨坚出谋划策。

在朝外，杨坚的支持者主要由各地的大总管组成，主要有卢庆则、韦孝宽、王谊、宇文忻、梁士彦、贺若谊、豆卢勣、源雄、元景山等。总管统辖一方的军事和民政，广置府兵使北周总管的权力迅速膨胀，以至敢于对抗中央，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叛乱，几乎要颠覆杨坚的统治，但同样，杨坚也是凭借着一些总管的支持巩固了政权，总管在北周的地位也由此可见。总之，杨坚在辅政过程中，内有高熲、元胄等亲信的帮助，外有以韦孝宽为首的各地大总管支持帮助他消减了内外压力，巩固了权力。

当然，杨坚之“夺权”亦非一帆风顺，也遇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哪些人反对杨坚篡权呢? 如上所述，周宣帝五月乙未去世，丁未发丧。期间相隔十一天，杨坚以不发丧的办法暂时规避了内外大臣以及诸王宗室的挑战。虽然减少了掌权过程中产生的对立面，但是杨坚依旧面临着诸多阻碍，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来自御正中大夫颜之仪。《隋书》三十八《郑译传》记载: “帝不豫，遂与御正下大夫刘昉谋，引高祖入受顾托。既而译宣诏，文武百官皆受高祖节度。时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与宦者谋，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仲已至御座，译知之，遽率开府杨惠及刘昉、皇甫绩、柳裘俱入，仲与之仪见译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执之。”

颜之仪当时任御正中大夫，刘昉任小御正，也就是御正下大夫，两人的职位相当于后来的中书舍人一职，主要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同时也是皇帝的亲信。“天元召昉、之仪入卧内，欲嘱以后事，天元(周宣帝) 喑，不复能言”。周宣帝虽然死的时候年纪只有二十二岁，但是他却封自己为太上皇，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那么弥留之际的周宣帝需要嘱托的就不是继承者问题，而是由谁来辅政的问题，于是他叫来了掌管起草诏书的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和小御正刘昉，但是“天元喑，不复能言。”此时的周宣帝已经无法说话，他身边只有刘昉和颜之仪二人，他们掌管着诏书的起草，皇帝已经无法下遗诏了，那么就意味着当时由这二人掌握着由谁来辅政的大权。

但是颜之仪与刘昉的政见不同，刘昉选择了与郑译等人联合拥护杨坚辅政，“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与宦者谋，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而《周书》卷十有记载: “虞国公仲，德皇帝从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赠使持节、太傅、柱国大将军、大司徒、大都督、燕平等十州诸军事、燕州刺史、封虞国公，邑三千户。子兴嗣。”周宣帝去世时宇文仲早已去世，怎么会和颜之仪勾结入宫预备辅政?《隋书》卷三十八《卢贲载传》载隋文帝对太子说:“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宗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颜之仪所说的宗王到底是谁呢? 《颜之仪传》记载: “之仪厉声谓昉曰: ‘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

是否是《颜之仪传》中所载的赵王呢? 赵王招为宇文泰第七子，曾经参与讨齐和对稽胡的作战，有军功，并且曾经在中央任太师，可以说是辅政的较佳人选，但是周宣帝于大成元年五月辛亥“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之国”。当周宣帝去世的时候，赵王招与另外的四王都在各自封地远离朝廷，并且由于杨坚等人封锁消息，他们并不知道周宣帝已经去世，所以说颜之仪与赵王招联合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情理上，都是不允许的。

是否还有可能是除五王外的其他诸王呢? 周宣帝为了加强自己的皇权，将赵王招等五王排除了朝廷，在其去世时，朝廷内只留下了辈份较低的宋王乾辩、淮王乾恽、冀王絢、纪王湜、毕王贤、鄷王贞、汉王赞、秦王贽、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兑、荆王元而已，其中只有汉王赞被杨坚尊为右大丞相，《周书》卷十三载其“外示尊崇，寔无综理”，只不过是杨坚安抚民心的一个工具，后来被杨坚所杀，因此可以说，当时在朝中颜之仪是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宗王来拥护的。

《周书》卷四十记载，后来颜之仪因为严词拒绝杨坚索要皇帝符玺一事被杨坚发配到西疆作郡守，而到杨坚登基以后颜之仪竟还被召还进京进爵新野郡公，“开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十年正月，之仪随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识之，命引至御座，谓之曰: 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乃赐钱十万、米一百石”。由此可见，隋文帝对颜之仪的态度还是不错的，吃饭时同坐御座，并且加官进爵给予赏赐，对于杨坚来说，他为何会对颜之仪如此优待，小编认为有两点原因:第一，颜之仪的评价“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杨坚出于对颜之仪品行的敬重，并且看在其是前朝大臣的份上，对其加以赏赐考虑，以彰显自己的宽容大度。

第二，颜之仪当初对杨坚篡权的行动可能没有过多地干涉，正如《通鉴》卷一百七十四太建十二年条下记载，“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仪署而行之”。颜之仪默认了刘昉等人的行为，所以隋文帝对待颜之仪还是比较优厚的。周宣帝的暴政集权导致最有资格辅政的五王流落在外，而杨坚等人对周宣帝去世密不发丧又使其在掌权的路上减少了很多阻力，最后颜之仪的不作为以及朝内宗王的弱小导致政权迅速落入杨坚、刘昉、郑译等人手中。

三、杨坚篡权与北周加强中央集权的关系

杨坚能够轻易地篡取政权，除了一些客观条件以外，也与北周政局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北周中央集权和皇权的不断加强是杨坚夺取宇文氏政权的最根本条件。

众所周知，公元 534 年，宇文泰趁北魏孝武帝想摆脱高欢控制之机，将孝武帝迎至长安建立西魏政权，从此宇文泰挟天子以号令天下。宇文泰后来毒死孝武帝、立文帝，又废掉文帝另立恭帝，在一系列废立措施中加强了自己的统治，由建立的府兵制、六官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各西魏开国的柱国由统兵的军事将领逐渐向官僚转变，政权由军国体制逐渐向国家体制转变，宇文氏家族成为武川军人乃至后来的关陇集团核心中的核心。

虽然宇文氏在各军阀家族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是说到底宇文氏家族还是臣子，因此如果宇文氏家族没有一个使其他武川军阀望尘莫及的优势，那么当没有像宇文泰这样的人带领宇文家族时，政权就随时有可能被其他勋贵夺取，而这个优势就是取代西魏政权建立自己的王朝，使本来“等夷”的各个勋贵变成自己的臣子。这个使命落到了宇文氏第二代领导人宇文护身上。公元 557 年正月一日孝閔帝登基，北周取代西魏，紧接着宇文护诛杀赵贵、独孤信，打击功勋贵族，在清除异己者之后必然就是发展自身力量，宇文护开始建立以完全拥护宇文氏为原则的亲信集团。首先对三公、六官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接着晋封了六个资历较浅的将领为柱国，充实了自己的阵营。

宇文护虽然为巩固宇文家族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其自身的专权也为日后被诛埋下了伏笔，周武帝宇文邕迈出了将家族权力进一步过渡到皇权的脚步。周武帝首先调整的同样是六官的人事。太师的位置由尉迟迥担任，大司寇陆通迁为大司马，大司空李穆迁为太保，大司马齐王宪迁为大冢宰，新进入的有赵王招为大司空，卫王直为大司徒。六官中竟有五人为北周宗室。不久陆通去世，赵王招转为大司马，这样兵权就从极具才能的齐王宪转到了实力相对较弱的赵王招，兵权自然就落到了周武帝的手中。周武帝将宇文宪拜为大冢宰其实是明升暗降的一招，五府不总于天官，大冢宰一职没有实权，一切行政权力全部都被周武帝控制，日常的工作仍然可以由六官来处理，但是六官实则已经变为了执行机构，但凡大事决策都需要皇帝来处理，这样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

周武帝宇文邕的去世为他的儿子宇文赟留下了一个权力相当集中的皇权，但是宇文赟却并未满足于此，任何人拥有过分的权力都会引起别人对他的猜疑和迫害。放眼整个宇文家族，不但有宇文宪、宇文神举等武帝亲信遭到迫害，诸如赵王招、越王盛等宗室亲王也遭到了排挤。大象元年五月宣帝逼迫赵王、越王、代王、陈王、滕王去往封地。对先王亲信和宗室亲王的排挤刚一结束，宇文赟又开始对即位初期的亲信下手。

在登基后宣帝就立马将岳父隋国公杨坚调入京城，任命为大司马，但是并没有持续多久，宣帝又对杨坚产生了厌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 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而此时的周宣帝随意地准备杀死一位上柱国、大前疑的举动亦足以证明皇权已经十分强大。滥杀加强了皇权，而为了加强皇权又导致了滥杀，就这样宣帝在残酷的迫害中迅速地将本已经非常牢固的皇权强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宣政元年七月，周宣帝任命自己的岳父杨坚为大司马，自己的老师斛斯征为大宗伯。杨坚不用多说，至于斛斯征，《周书》二十六卷记载“由精三礼，兼解音律”“后高祖以征治经有法，诏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时为鲁公，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礼，授业于征，仍呼征为夫子。儒者荣之。”可以看来，杨坚和斛斯征都是宣帝登基伊始仅有的几个信得过的人，他们被宣帝引进中央后授予了大司马掌管军事和大宗伯掌管礼仪两个重要的职位。八月，宣帝再次进行人事调整，将长孙览、王谊以及永昌公椿分别任命为大司徒、大司寇和大司空，派韦孝宽和杞国公亮去伐陈。大象元年正月，周宣帝下诏设立四辅官将越王盛和杨坚调出六官，当杨坚和越王盛被调离六官后，六官就只剩下了于翼、毕王贤、永昌公椿和宇文善 ( 于翼并不在朝中) 。

从当时情况来看，宣帝登基以后对六官一直采取的是弱化的手段。但与此同时，三公的任职情况却相对稳定，太师太傅一直由赵王招和陈王纯担任，虽然太保的位置除了大象元年二月越王盛担任以外一直是空的，但越王盛却一直没有远离中央，并曾经担任大冢宰和大前疑，因此赵王招、越王盛、陈王纯等宗室宗亲成为北周中央的重要稳定因素。自从齐王宪去世后，宗室实力在皇权不断集中的大背景下减弱，但是无论是论资历还是论辈份，以上三王在朝中还是一股值得注意的宗室势力，小编认为他们正是稳定北周宇文氏统治的最后支柱之一，即使宣帝的举措对朝政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但只要宣帝去世，那么皇权还是要回归宇文宗室。周武帝为了让权力依旧在宇文氏内部传承，所以他在临死前的遗诏中就提到了“不准滥杀宗室”，但是宣帝却没有遵循。

大象元年五月辛亥，宣帝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就国，逼令几位有能力辅政和接管政权的宗王离开了中央，宣帝亲自切断了皇权与宗室权力的联系，切断了宇文氏的“救命稻草”。宇文赟在对六官、宗室不断打压的同时，对自己亲自设立的四辅官也不放心，大象元年时四辅官分别是越王盛、尉迟迥、杨坚、李穆，当时李穆“六年进位上柱国，除并州总管……大象元年迁大左辅，总管如旧。”因此并不在中央，如果这样的格局能够保持到宣帝去世，那么杨坚的篡权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但是曾经担任四辅官的越王盛、代王达被逼迫到了封地，尉迟迥被派出做相州总管，即使后来宣帝有意拉拢而结成儿女亲家( 大象元年七月纳司马消难女为静帝皇后) 的司马消难也出为陨州总管，四辅官中只剩下了杨坚与代替李穆为大左辅的韩建业，韩建业是北齐降将，后来被封为上柱国、郇国公，在北周没有什么实力，政治立场也不坚定。自从司马消难出为总管以后，北周中央最核心的六官三公以及四辅官，除了永昌公椿、鄷王贞、宇文善、毕王贤等几个既无实力又无资历的宗亲和韩建业外，就只剩下了杨坚。这就为杨坚的夺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杨坚夺权时中央存在的阻力大大减弱。

由于六府官、四辅官配置不齐全，且被宣帝报以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六府官、四辅官在宣帝执政的后期遭到了冷落，但是权力的集中必会伴随着政事增多，皇权的加强也使宣帝感觉力不从心，而且宣帝在历史上是一个沉溺于酒色的君主，因此宣帝更加依赖以郑译、刘昉和颜之仪等人为首的御正和内史，将处理政事的权力交给了他们，大象元年二月“内史、御正皆置上大夫……封内史上大夫郑译为沛国公。”郑译、刘昉等人作为皇权的“衍生物”，在皇权变得强大的同时，自身权力急剧膨胀。这是他们在杨坚夺权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

总之，历史事件是复杂的，但是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要分清主线和辅线，这样便有利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在北周末年的杨坚夺权问题中，也存在着主线和辅线的差异，而这件事的主线就是北周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导致北周后期中央六官以及四辅官的权力的削弱，以郑译、刘昉为首的御正、内史、纳言权力的加强。夺权时措施的得当以及当时中央敌对势力的弱小和自身实力的及时加强则构成了这一事件的辅线。而最后杨坚对各种条件的运用和对机遇的把握使他成功篡权，最终改朝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