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朝建立后，黄河流域相继建立起多个少数民族政权，汉族士人对这些政权认同性不强。北魏建立后，汉族士人对政权的认同性却逐渐加强，北魏统治者是怎么做到的？
一、拓跋珪时期的正统性认同
拓跋珪自立于苻坚兵败淝水后北方混乱割据之际，需要努力增强实力以求自存，因此实施了诸多政策巩固政权，招贤纳士便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汉族士人是备受其重视的招纳对象，在拓跋珪的优待政策下，汉族士人或是主动投效，或是在战争中被俘获归顺，都各尽其能为拓跋政权发展做出诸多贡献。拓跋珪还实行措施促进法律改革和儒学复兴，这些都影响了汉族士人与百姓对北魏政权正统性的认同。
拓跋珪时期的正统性认同主要表现在汉族士人对统治者个人层面上的认同。拓跋珪在北方混乱之际，抓住时机重建国家，为北魏的发展打下了根基。拓跋珪注重任用汉族士人，战后会从俘虏中选取有才能的士人，并任以官职使他们参与政权建设。在这一优待措施下，汉族士人对其政权怀有好感，相当数量汉族士人前往投效，如上谷侯岌、张衮，代郡许谦等当时比较有名的士人都慕名前往，“初来入军，闻（拓跋）仪待士 ，先就仪 ，仪并礼之 ，共谈当世之务。”侯岌、张衮、许谦等先是听说拓跋仪礼贤下士，遂投奔于他，后来张衮、许谦都成为拥护拓跋珪建立政权和壮大势力的重要人物。
拓跋珪对于主动投奔他的士人，“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 ，人得自尽，苟有微能 ，咸蒙叙用。”不论老幼，询问周全，只要稍有才能，都可任用。拓跋珪优待汉族士人的政策使得士人群体不断归顺，增强了汉族士人对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汉族士人对拓跋珪政权的正统性表示认同。上谷沮阳人张恂曾对拓跋珪描述十六国时期说：“刘石纷纭，慕容窃号山东，苻姚盗器秦陇”，歌颂拓跋珪“重明积圣，自北而南，化被燕赵”，并说“今中土遗民，望云冀润”，建议拓跋珪建立政权宜因斯会，以建大业”。张洵对拓跋珪说刘氏、石氏、慕容氏、苻氏、姚氏所建皆是伪政权，只有拓跋珪才是圣主，言语中充满对他个人和他所代表的政权的认可。汉族士人的衷心拥护，使得拓跋珪逐步壮大势力。
在许谦的建议下，拓跋珪开始建立如汉族皇帝的礼仪，皇始元年（396 年）七月，“左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于是改元，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不同于以往自称的代王和魏王，此时正式称帝，表明以天子名号来治理天下，宣告王朝的正统性。皇始元年（396 年）十一月丁卯，拓跋珪南伐后燕到达鲁口，后燕博陵太守申永、高阳太守崔玄伯以及众多官吏纷纷逃跑，昌黎徒河人屈遵却认为上天丢弃了后燕，而拓跋珪“神武命世，宽仁善纳，御众百万，号令若一，此汤武之师”，呼吁吏民与他一同归顺北魏。屈尊选择在紧急情况下主动归顺北魏而非逃命，是因他对拓跋珪的招贤纳士和治军能力有所了解，认为他是“汤武之师”，将要承受天命，对其所代表的政权正统性表示认同。
皇始元年（396 年）九月，拓跋珪在夺得后燕的并州后，设置了汉族官制，“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此时的北魏吞并大量后燕领土，需用汉族官制来适应领土扩张带来的治理困境，所用的大量文人自然多数是饱读诗书的汉族士人 。根据《魏书·太祖纪》与《魏书·崔玄伯传》所载可知，在天兴元年（398 年）六月丙子，拓跋珪下令有司议定国号。崔玄伯认同北魏政权的正统性，称赞拓跋珪是真龙天子，虽是旧邦，承受的天命却是新的，上奏以魏作为正式国号最为合适，“逮于陛下，应运龙飞 ，虽曰旧邦 ，受命惟新 ，是以登国之初 ，改代曰魏”。并认为“‘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征验”，拓跋珪听从了建议。
拓跋珪还实行一些利民的法令，以简便易行作为宗旨，一改先前法律残酷繁冗的弊端，“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经历长时期混乱的百姓，渴求生活安定，于是“兆庶欣戴焉”，百姓真心对政策感到欢迎和爱戴。改革法律意在安定百姓，恢复百姓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使治下的百姓认同并支持北魏政权。
随着占领区域的扩大，拓跋珪实行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儒学复兴，《魏书·儒林传》载：“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 ，立太学 ，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 。”设立太学并设置博士生员千余人，儒学恢复规模初显。天兴二年（399 年），又扩充国子太学生员，人数达到三千人，“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深切明白“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之”，治理天下需用文，这必然离不开精通儒学之士的辅佐，因此愈发重视儒学。天兴四年（401 年）春，还特意“释菜于先圣、先师”，尊崇古圣先师，有意提高儒学地位和促进儒学发展。拓跋珪所实行的恢复儒学发展的做法同汉族政权统治者并无二致。
拓跋珪与李先的一段对话也体现出统治者提倡努力学习儒家文化，尽可能多地汇集儒家典籍的政策初衷。拓跋珪询问天下什么书最善，可以增长人的神智？李先答：“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拓跋珪又问天下书籍有多少？凡有几何?又怎样收集完备?李先答道：“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在李先的启发下，拓跋珪于是“班制天下”，令各地搜集经书送至京师，经书得以搜集完备起来，促进了儒家文化恢复与发展，汉族士人也重新找到文化归属和人生价值。
拓跋珪在汉族士人支持下进一步增强实力，扩张领土并建立魏国，又在汉族士人辅佐下改革法律并发展儒学，政权得以巩固，一系列的发展历程中汉族士人都表现出对北魏政权建设的积极参与，充分体现这一群体对北魏政权的正统性认同。
二、孝文帝时期的正统性认同
孝文帝时期是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正统性认同大大增强的历史时期。汉族士人主要表现出对北魏制度和礼仪文化层面的认同。太和前期在冯太后主政下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后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深化改革，北魏汉化程度迅速提高，汉族士人对政权的正统性认同大大增强，这一时期更决定了此后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正统性持肯定态度。
孝文帝平城时期，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的相继施行，使得汉族士人的利益得到基本保障。迁都洛阳后又实行了诸多政策 ：重新议定北魏政权德运，北魏由土德改定为水德：“可依为水德，祖申腊辰”。用五行德运说为王朝正统性寻求天命理论依据。同时在洛阳“托周改制”，全面推行汉化改革，改革内容包括穿汉服，断北（鲜卑）语，定南迁代人籍贯，定度量衡，定姓族，改姓氏，改官制，改礼制，定胡汉通婚等。
一系列汉化政策施行后，鲜卑族在仪容、文化、饮食、生产生活等方面与汉族趋同，加强了两族间的联系，缩小了民族差异，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敌意逐渐消失。鲜卑百姓也融入农耕文化，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生产生活，逐渐融入汉族群体，饮食也趋向融合，民族心理上的隔阂逐渐消失。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得北魏政权汉化程度提高，政权得到巩固，百姓生活安稳，民族融合加深，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拉近了鲜卑人与汉族士人的关系，华夷歧视观念也逐渐淡薄，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正统性认同大大增强。
北魏的人才选拔政策直接涉及到汉族士人的利益，与这一群体对北魏政权的正统性认同关系极大，孝文帝对这一政策多次加以强调，延兴二年（472 年）六月的一道诏书体现出当时选拔的原则是门第和才学。首要的是重门第，“顷者州郡选贡，多不以实，硕人所以穷处幽仄，鄙夫所以超分妄进，岂所谓旌贤树德者也。”硕人穷困而鄙陋之人妄进是不合理的选拔，意即既不能让寒族过分任官，也不能让高门大族处于贫困之境，表现出对选拔士人门第的苛求。其次，孝文帝还重视对有才士人的招纳，对当时选拔人数多而无用的现状表达出不满，“今年贡举，尤为猥滥”，强调今后务必“皆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州郡的大姓需被选拔出来，乡闾有才的人也不应该被遗漏，这也是对有才士人能够顺利进入统治阶层的一种保护。
以门第高低为标准差别任官的特性，使得汉族高门大族的利益得到保障。以才学高低为标准来选拔有才士人，又使得寒门士人权益得到保障。因此，选拔政策施行后，大大增强了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正统性认同。太和十九年（495 年）十月，孝文帝的一段话更直白地传达出其选拔官员的理念，明确表明任官不论品第不可，“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又分析其原因，正因门第混乱，更需要区别开来，“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也表示九品之外的七等小人之官，真正有才学的人，也可委以重任，“九品之外，小人之官 ，复有七等 。 若苟有其人 ，可起家为三公。”但因寒门中一两个人才而废除典制却不能，“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
孝文帝的心理还是用传统的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员，一方面，世家大族接受教育良好，更有可能成为治理好国家的人才，另一方面，世家大族掌握更多的世俗权力和社会资源，争取他们更有利于国家统治与社会稳定，这些都不是出身低微的士人所能相比拟的。《隋书·经籍志》也记载北魏依据门第来划分士族的等级，“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这主要是维护大族利益，自然对门阀大族是有利的。北魏的任官政策是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的延续，是汉族士人正常入仕升迁渠道的恢复，保障了汉族士人的利益。
北魏政权对待汉族士人是比较慷慨的，如前文所提到的张衮与许谦，张衮因追随拓跋珪破慕容宝有功，“拜衮奋武将军、幽州刺史，赐爵临渭侯”，许谦先是因慕容宝来寇说服姚兴部将杨佛嵩及时来援被赐爵关内侯，后因平并州被赐爵“平舒侯、安远将军”，卒官后，获赠“平东将军、左光禄大夫、幽州刺史、高阳公，谥曰文”。北魏统治者对待汉族士人有功必赏，可封王封侯并且允许世袭。例如许谦的爵位相袭三代，直到许白虎，因罪夺爵，“以罪免官，夺爵”。汉族士人受到的优待是先前的汉族政权统治者难以给予的，自然容易吸引大批汉族士人世代为其效力，也使得对其政权的正统性有很高的认可。
孝文帝时期也大力推动儒学发展，专门设立皇子之学用来提高统治阶级的儒学修养。迁都洛阳后，下令设国子太学，四门小学，还亲自讲道。儒学发展兴盛，史书称“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形容北魏儒学与历史上的周朝和汉朝一样鼎盛，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发展态势之盛可见一斑。孝文帝为增强北魏政权的正统性在儒学发展方面颇费心思，最终把自身也培养为儒学传承的一分子，统治者的儒学修养达到很高境界，这更让汉族士人倍加尊崇并认可其政权。
在孝文帝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正统性认同不断增强且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渔阳雍奴人高闾，在朝廷担任中书监一职，在驳淮南王拓跋他上疏废除官员俸禄的议论时，上书冯太后与孝文帝：“大魏应期绍祚，照临万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谧。二圣钦明文思，道冠百代，动遵礼式，……”话语中虽不乏保护自己利益的动机，但也表露出对北魏政权的认同，称颂北魏的先世明君，认为北魏继承汉族政权礼义和制度，天下太平，政权稳定，是对北魏政权正统性的肯定和赞扬，并希望北魏进一步向汉化迈进。
洛阳所处地理位置优越，颇受汉族士人重视，北魏的韩延之曾来到洛阳地区的栢谷坞，叮嘱子孙自己死后葬在此地：“我死不劳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汉族士人对洛阳持有一种特殊的王朝正统性文化情怀，其理由即河洛是上古三代王都所在地，后世君王必有建都于此之人 ，“ 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于此者。”正如他所料想，他死后 50 余年孝文帝即迁都洛阳。迁都洛阳使得政权的正统性地理优势明显，如后世的杨元慎对迁都洛阳深表赞同“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
河洛是三代所居，也是东汉、曹魏、西晋三朝的定鼎之地，北魏进入中原后，建都于洛阳顺利承继数百年来三个正统王朝的地理优势，对其政权的正统性和稳固有很大作用，以至于汉族士人对此事时常提及，例如孝明帝时，张衮的后代张仑对朝廷将以汉答匈奴故事回应蠕蠕主丑奴遣使来朝的事进行劝谏，认为此等做法有失尊严，奏章中有“高祖光宅土中，业隆卜世……”定都洛阳在汉族士人眼中是一件关于北魏政权的大事，还用来劝谏君王，维护王朝的正统性和尊严。定都中原被认为是王朝正统的一个重要标志，被其治下的汉族士人认可也是可以理解的。
孝文帝时期，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北魏政权封建化汉化的发展，加速了民族融合，缩小了民族间的差异，民族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和谐，其实行的选拔政策和俸禄制保证了汉族士人的利益，赢得了汉族士人的拥戴与支持。迁都洛阳又使得政权在文化地理上处于优势地位，成为汉族士人及北魏政权引以为正统的一个重要依据。
三、北魏后期的正统性认同
北魏政权经过长时期的稳定统治和汉化，民族融合也逐步加深，到北魏后期，汉族士人对政权的正统性认同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
北魏汉族士人与南朝士人的对话，皆表现出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认同和维护。孝庄帝永安二年（529 年），南朝陈庆之出使北魏，陈庆之在宴席上趁醉酒对北魏政权进行抨击：“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轻蔑地表示北魏虽然强盛，也不过是五胡，正统王朝应是梁朝政权。中原士族杨元慎当场反击，先批评南朝偏居东南一隅，难称正统，“江左假息，僻居一隅”，接着批评其君臣无礼义，帝室灭绝人伦，“虽立君臣，上慢下暴”，还拿刘宋政权的刘劭与刘骏之事作例证，“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他们的行为与禽兽无异。最后为北魏做辩解，“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
北魏膺篆受图是上天之命，定鼎在嵩洛是地理上正统的又一明证，礼乐宪章兴盛证明王朝欣欣向荣，恰恰北魏才是正统所在。杨元慎从批评梁朝到进行天命、地域和礼仪对比证明北魏的正统性，最终的结果是陈庆之哑口无言。陈庆之回到梁朝后，开始“钦重北人”。面对朱异不解的询问，他答道：“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此次辩论彻底使他信服，北魏政权的衣冠文化也让他认同，他本人的仪表因此发生改变，“羽仪服式悉如魏法”，以至于南朝士人竞相模仿，“江表仕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杨元慎在宴席上竭力维护北魏正统性和王朝尊严，定都洛阳和政权的长期相对稳定都成为他驳倒陈庆之的有力论据，由此可见在北魏的长期统治下，此时的汉族士人对北魏的正统性认同已上升到国家层面。
到了东魏北齐时期，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正统性认同愈加强烈，因为维护北魏也是维护东魏北齐的权力正统性。孝静帝时派使臣李谐出使南朝，李谐在与范胥的对话中亦竭力维护北魏与东魏的正统性。针对范胥贬低北魏的话，李谐对北魏政权的正统性进行自我标榜：“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无乃自害也？有口之说，乃是俳谐，亦何足道”。 无论是定都洛阳的北魏，还是迁都邺城的东魏，皆是一脉相承的正统王朝，李谐对北魏和东魏的政权正统性坚信不疑。北齐汉族士人魏收撰写的《魏书》将北魏列为正统王朝，反而设立《岛夷传》记载南朝刘裕、萧道成、萧衍等帝王的史事，这代表北齐官方和北朝士人的态度，也证明北魏政权的正统性被汉族士人普遍认可。
北魏政权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汉族士人始终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北魏之所以能成为在中原第一个维持时间较长并写入正史的少数民族王朝，与汉族士人对其政权的正统性认同有很大关系，这一群体早已将自身视为政权的一份子，尽心维持政权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北魏统治者积极吸收汉族士人入仕，推进汉化和封建化，把自身视为传统封建政权的继承者，这都与汉族士人的切身利益相关，赢得了汉族士人的认可与支持，这段历史也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史和民族融合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