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学成为了汉代的统治思想，对汉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皇权在天人感应的理论下被神化，皇帝与“天”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成为了“受命于天”的“天子”，秉承着“天命”统治天下。 籍此理论，一位继体守文之君的合法性除血统外还由其“德行”与“天命”的一体两面共同构成。 赋有“天命”的皇帝与“天”的关系是相互影响互动的，其立废关联着天命的变化，是天命所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皇帝有德，行“王道”，“天”就会降祥瑞以应；反之，“天”就会降灾害怪异以告诫。 如果皇帝不知悔改，那天就会“见怪异以惊骇之。 惊骇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皇帝的“天命”由此被“天”收回，皇帝被废黜。

西汉中期，汉昭帝早崩无嗣，秉政的霍光先是立、废刘贺，再是选立汉宣帝。 11 年后的元康三年（公元前 63 年），霍光已死，其家也被族灭，汉宣帝封被废为民的刘贺为海昏侯。 数年后，刘贺薨于海昏，汉宣帝又借“天绝之”为由废除了海昏侯国。 宣帝“心内忌贺”所忌者何、为何要于元康三年封刘贺为列侯、为何封刘贺为海昏侯、为何既封刘贺为列侯而又褫夺他“奉宗庙朝聘之礼”的权利？

一、伊尹废太甲：汉宣帝“心内忌贺”解析

汉宣帝即位后，对刘贺非常忌惮。《张敞传》载：“宣帝初即位，废王贺在昌邑，上心惮之，徙敞为山阳太守。”《刘贺传》载：“大将军光更尊立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 即位，心内忌贺。”作为一个已被废黜的皇帝，刘贺的昌邑旧臣们几被一网打尽，可以说政治势力已然瓦解，在被谴归故国后他的昌邑王国也被废除，他所处的环境又形似软禁。 面对这样的刘贺，汉宣帝为何还会对他心生忌惮呢？ 王子今说“刘贺并没有被‘屏于远方’，因而也没有被置于绝对的‘不及以政’的环境之中。 可能正因为如此，汉宣帝即位后，‘心内忌贺’。 ”辛德勇说“由于霍光废黜刘贺帝位的合法性与汉宣帝登基做天子的合法性一体相连，因而汉宣帝对刘贺也很不放心。”二位先生的观点是为高论，但还有未尽之意。

1、刘贺与汉宣帝宗法身份对比

中国古代的皇权是家族内部世袭的，因此，当先帝驾崩没有子嗣时，家族内部成员的身份就很重要。 元平元年（公元前 74 年），汉昭帝早崩无嗣，汉廷的皇位空悬，选一名合适的刘氏成员接任便成了时务。 当时合适的人选有与汉昭帝平辈的兄长广陵王刘胥（汉武帝唯一在世的儿子）、汉昭帝侄辈的故燕剌王刘旦的儿子如长子刘建、广陵王刘胥的儿子如太子刘霸、故昌邑哀王刘髆的独子昌邑王刘贺等。

在这些候选人之中，汉廷的大臣们“咸持广陵王”。 但彼时秉政的霍光却认为“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且“内不自安”，因此选立合适人选之事被拖延了一个多月而没有结果。 事久不得决必生变，一名无足轻重、史不载名姓的“郎”上书说：“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 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 此语正合霍光之意，顿解其燃眉之急。因此霍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用汉昭帝皇后的名义，“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

霍光不顺应众大臣们的呼声，舍刘胥而立刘贺，其中缘由自然不是“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这么简单，“内不自安”才是关键。 学界对此已多有分析，此不赘述，且就霍光选立刘贺的合理性做一强调。 王吉曾对还是昌邑王的刘贺说“诸侯骨肉，莫亲大王”。 路温舒曾对刚即位的汉宣帝说“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 王吉说刘贺在诸侯骨肉之中最亲、路温舒说刘贺“尊亲”当为时人都认可的，因为这在宗法关系中是有理有据的。 刘贺祖母为李夫人，她在死后被汉武帝以“后礼”下葬，在汉武帝驾崩后，霍光又将她作为汉武帝的皇后配食武帝。 所以刘贺这一支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为汉武帝的大宗嫡系。 因此秦铁柱说刘贺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皇嗣的不二人选是颇有道理的。

相形之下，汉宣帝的身份是不能和刘贺相比的，他在宗室内的身份是非常尴尬、带着“原罪”的。 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他的祖父为戾太子。 这一支原是汉武帝的大宗嫡系，但由于汉武帝晚年发生的巫蛊之祸，这一支的定性因此是被废黜的一支，是带有重罪的。 戾太子本人无论在汉武帝还是汉昭帝时期的定性中，都是罪人。 张小峰说“武帝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为太子冤狱的昭雪曾作过一定工作，但这些措施仅仅是洗刷了太子巫蛊诅上的罪名，而他的矫诏谋反的罪名并未得到武帝的宽肴。”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 82 年），有一个男子冒充卫太子，在长安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时任京兆尹的隽不疑赶到后便将之捉拿送进监狱，迅速平息了这场骚乱。 他指出“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得于此，隽不疑得到霍光和汉昭帝的高度赞赏。

不仅戾太子如此，汉宣帝作为戾太子唯一的后人，也没有得到汉武帝和汉昭帝的平反恩待，反因此差点丢了性命，后虽能属籍宗正，被承认了皇室血统，但也仅能以庶人的身份“衣食县官”。 此外 ，汉宣帝还不受时人的待见。 张贺听说汉宣帝“数有征怪”，便向弟弟张安世说，并“称其材美”。 而张安世“辄绝止”。《汉书·孝宣许皇后传》又载，汉宣帝长大后，张贺想把孙女嫁给他。 张安世当时为右将军，听说张贺“称誉皇曾孙，欲妻以女”后而大怒 ，说 “曾孙乃卫太子后也 ，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 ，足矣 ，勿复言予女事。”便是作为有罪之家的许皇后家一开始也不太认同汉宣帝，其母听说要嫁女给汉宣帝后竟然发怒。 故而王刚说汉宣帝“所看重的所谓大支或嫡传，实际上是经不得质疑的”是为确论。

或许正是由于刘贺与汉宣帝二人在身份上的差别 ，所以二人虽然都以 “嗣汉昭帝后 ”入继皇位，但在被迎立的过程中却存在着礼仪等方面上的差别。 刘贺在被征时，汉廷派出的迎接团队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且级别非常高的，“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王子今先生指出，刘贺“乘七乘传”，体现了汉廷对“征”“迎”行为的隆重，对被“征”“迎”对象的尊崇。 刘贺到了霸上，汉廷又派“大鸿胪效迎，驺奉乘舆车”。

而汉宣帝，仅“遣宗正德至曾孙尚冠里舍，洗沐，赐御府衣。 太仆以軨猎车奉迎曾孙，就齐宗正府”。 文颖注：“軨猎，小车，前有曲舆不衣也，近世谓之軨猎车也。”李奇注：“兰舆轻车也”。 颜师古注：“时未备天子车驾，故且取其轻便耳。”另外，不知是否为史书记载的缺失，在程序上，同样被汉廷认为是“宜嗣后”的刘贺与汉宣帝也存在着差别。 刘贺“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明显是被确立了汉昭帝合法嗣子地位的， 是在宗法上被认同的合法接续者。 而汉宣帝则未见被立为汉昭帝的嗣子，“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 已而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谒高庙”。 此外，从昭穆上看，汉宣帝也是不如刘贺具有合法性的。 王鸣盛说，“昭帝，武帝子。 宣帝，武帝曾孙。 以嗣昭帝，乱昭穆之叙，奚可哉？”可谓一针见血。

2、霍光废刘贺与天意辅证

无论是汉宣帝还是刘贺，他们在宗法上的身份并不是这次皇位继承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只是能使他们各自具备一定的资格而已，在这之中发挥决定作用的还是霍光。 刘贺不能对霍光“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故被废。 汉宣帝被立之后，对霍光“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 霍光“稽首归政，上谦让委任焉”，绝不敢表现任何一点权力欲望。 尤为重要的是，汉宣帝非常清楚地明白自己能登上皇位的关键是霍光的选择，霍光的一念之间，他就可以变成下一个被废黜的皇帝。 汉宣帝还深深地明白自己能从一个有罪之家的庶民摇身一变成为天子，那刘贺也未必没有可能再次翻身。 因为在霍光阴影下，无论是他还是刘贺，都只是牵线木偶而已，更何况霍光对刘贺的废黜还留下了致命的后手。

刘贺即位后的各项举措，使霍光“忧懑”而生废黜之心。 为了给自己的废黜找理论上的依据，他向田延年询问“于古尝有此不？”田延年说“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 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孙家洲认为这使得霍光的举动有了光明正大的历史根据。 小编认为，还应注意到这里将刘贺比附为太甲，而这正是汉宣帝“忌贺之心”的关键所在。

汉廷大臣们是在死亡的威胁下才被迫跟从霍光废黜刘贺的 ， 从刘贺被废前后汉廷大臣们的反应来看，霍光废刘贺的正当性是颇可疑的。 史载霍光在密谋好废黜刘贺后，派大司农田延年报丞相杨敞。 杨敞听后，“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田延年走开后，杨敞夫人急忙提醒杨敞，说“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 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由此可以说杨敞是在死亡威胁下，不得已才参与了废黜刘贺。

在废黜的过程之中，霍光发问“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汉廷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 于是田延年“离席按剑”，以死相胁，说“今日之议，不得旋踵。 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而在霍光废黜刘贺立汉宣帝后不久，便有人上书劾奏霍光“‘擅废立主，无人臣礼，不道。’奏虽寝，然朝廷肃然敬惮之。”说明霍光擅废刘贺在时人眼中并不合法。

霍光等将刘贺的各种失德行为（多为道德层面的行为），总结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正与太甲是一样的。 吕宗力说“在官方话语中，刘贺主要是因不具备敬天崇祖的守文之德而被废黜”是为高见，这从霍光对刘贺说的“王行自绝于天”可得印证。 众所周知，太甲因为自新而被伊尹再迎为王。 那么倘若刘贺“自新”，是不是也可以再被霍光迎立为帝？ 显然，倘若宣帝不如霍光之意，这未必不会发生。 所以，刘贺的存在对汉宣帝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隐患，而且这种隐患并不会随着霍光的消失而完全消除，因为在霍光的天意辅证之中，刘贺仅是被证明了因失德而被废，也即是霍光废刘贺的正当性得到了天意的认可，但刘贺的天命还是太甲，依旧对汉宣帝的合法性具有着巨大的冲击力。

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 78 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复生枝叶，上林苑中有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眭弘解说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 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也。”眭弘虽能推《春秋》之意，却不知匹夫为何人，所以他上书建议“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 汉宣帝即位后“征孟子为郎”，显然是要以“公孙病已”自居。 但这公孙氏就必然是汉宣帝吗？ 倘若历史反转，刘贺再登帝位，结合史书关于刘贺曾被废为民且身体不佳的记载，很显然他也能以自身的情况完全对照解释。

《汉书》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刘贺的天谴灾异事件 ，诸如 “仄注冠 ”、“鹈鹕或曰秃鹙 ”、“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 ”、“ 血污王坐席 ”、“ 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 ”、 “晨有大星如月 ，有众星随而西行”、“牂云如狗 ，赤色 ，长尾三枚 ，夹汉西行”等 。这些灾异按照汉人的解释 ，皆指刘贺该当被废 ，除 “大白狗无尾 ”外均与刘贺被废之后的“天命”无涉 。所以这些天意对于霍光废刘贺来说是足够的 ，但对汉宣帝而言却还不足 。

汉宣帝之能立，全赖霍光之力。 他的合法性由于宗法身份的问题而较为薄弱。 广陵王刘胥即曾对此颇为不忿，说“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又由于霍光废刘贺在当时并不具备足够的正当性，且还给刘贺以“太甲之天命”。 因此汉宣帝“心内忌贺”，继续论证自身的合法性依然是汉宣帝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基于此，才有了后来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的一系列史事发生。

二、终不见仁义：汉宣帝为何于元康三年封刘贺为侯

被废归昌邑故国 11 年后的刘贺，在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 63 年）又一次迎来了人生命运的转折。 根据史书的记载，汉宣帝在元康二年收到了张敞的奏书，得知刘贺已身体很差、患有“疾痿”、“清狂不惠”等信息，所以觉得刘贺威胁不大，因而知“贺不足忌”，于是在元康三年封刘贺为侯。 基于此，“贺不足忌”似乎成为了刘贺被封侯的直接原因，宣帝的仁慈是刘贺得以活命的内因，学者如张小峰、朱绍侯等均持此论，也有学者认为汉宣帝封刘贺为侯是为了安抚他。 此外，王子今、辛德勇等将刘贺的封侯一事与当时的“诏复家”事件联系起来考察。 王子今认为在刘贺被复封为列侯的次年，汉王朝施行了覆盖面较广的“诏复家”的政策，所以宣帝在元康三年封刘贺为海昏侯可以理解为是宣帝“至仁”的宣传和“用章中兴之德”之系列举措的先声。

辛德勇认为由于汉宣帝在地节四年铲除了霍家势力真正掌权并随即改元，为巩固和扩大刘氏政权的统治基础，宣帝在这次改元前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就有元康元年五月的“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宣帝同样需要对废皇帝刘贺做出妥当的处置。小编认为，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有可采之处的，但汉宣帝在元康三年封刘贺为侯 ，绝不是贺不足忌、安抚刘贺那么简单，也不只是用章中兴之德”之系列举措的先声。 这都是他用来掩盖其更深层次目的的表象，他封刘贺为侯是有政治目的的，封侯只是手段而已。

为更好地分析汉宣帝为何要在元康三年封刘贺为侯，此处先对封侯前后事项做一排列。 汉宣帝地节二年三月（公元前 68 年），霍光薨，汉宣帝开始亲政。 五月，为报霍光功德，汉宣帝让霍山领尚书事，却“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 地节三年五月（公元前 67 年）张敞开始上任山阳太守，受汉宣帝的命令监视刘贺。 地节四年（公元前 66 年）七月，霍家因谋反罪被族，“唯独霍后废处昭台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元康元年（公元前 65 年）三月，汉宣帝借之前的凤凰、甘露等祥瑞下诏“赦天下徒，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 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 所振贷勿收。”五月，汉宣帝下诏“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 元康二年（公元前 64 年），汉宣帝下诏书向张敞询问刘贺的状况。 在得到张敞的汇报后，元康三年（公元前 63 年），刘贺被封海昏侯。 元康四年（公元前 62 年），“诏复家”被落实。

汉宣帝为何在地节三年派张敞去山阳郡当太守呢？ 小编认为，它应是汉宣帝为了防备霍家利用刘贺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结合史书记载的“将军坟墓未干，尽外我家，反任许、史，夺我印绶，令人不省死”可知，这些事发生的时间相近，应该是宣帝的一系列组合拳。 而宣帝为何用张敞，则可能是由于张敞的个性及他与霍家有矛盾，史载张敞曾因“以正违忤大将军霍光”而被贬。

审视张敞元康二年奏书，从奏书内容中的时间为地节三年及地节四年上看（尤其是地节四年九月张敞入视刘贺，这一时间距霍家被族不到2个月，以《汉宣帝纪》载霍皇后被废于8月看则更近，以汉代消息的传播速度来看，应该是张敞一得知霍家被族即入视刘贺。），其所关注的显然为霍家谋反这一非常时期。 从奏书的内容上看，其为刘贺的“居处”、“废亡之效”。 表面看这封奏书的内容好似没有别有用心，细思则不然。 张敞以恶鸟“枭 ”多来动观刘贺的内心世界，刘贺回应“然”。“枭”在汉代被视为“不孝”的象征，故这里当为暗指刘贺的不孝，以“枭”多来作为刘贺没有仁德的天意象征。

张敞说刘贺身患疾病、“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其与吕太后废前少帝的时所采用的“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乱”是一样的，即指明刘贺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是不可以“继嗣奉宗庙，守祭祀，不可属天下”的。 张敞又拿刘贺对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之事，说刘贺“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其目的在于从人事上证明刘贺无仁德。 因此，这封奏书的真正目的在于维护汉宣帝的合法性，说明刘贺不再具备做皇帝的资格。 虽如此，汉宣帝或觉得“贺不足忌”，但却依然觉得不够，因为刘贺“太甲”的“天命”还未被摘掉。

地节四年，霍家被族，霍家威胁被消除，汉宣帝皇位非常稳固了。 为此汉宣帝又是改元，又是借之前的祥瑞普天同庆，还大规模的对高祖功臣诏复家，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借祥瑞、诏复家来向天下申告自己是受天命而王，是被天命认可的皇帝，是尊崇祖先功德的有道之君。 因此，在这样大规模的宣传下，作为霍光留下来的政治遗产的刘贺，一个还可自新的“太甲”就到了被彻底清除的时间了。 但在得知刘贺的情况后，因无大文章可做，显然是不太适合采用物理清除的方式。 不过，张敞奏书却为汉宣帝提供了新的且更好的思路，所以他便通过封侯来把刘贺这个霍光遗留下的政治遗产清除。 如此，封侯的理据、侯国方位、爵号就必须好好考量。

三、象有罪，舜封之：汉宣帝为何封刘贺为海昏侯

汉宣帝为何封刘贺为海昏侯，不少学者从侯国的地理方位上展开论述 ，王子今先生指出刘贺是汉最高执政集团十分不放心的“废放之人”，宣帝把刘贺封到海昏，是要将他“屏于远方、不及以政”。 蒋波认为刘贺未被复封原爵，反被封为海昏侯是宣帝的区别对待。 西汉一朝宗室王侯即使贬谪外迁也没有迁至江南的。 海昏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如中原地区，4000 户的封户与昌邑旧地的汤沐邑差别不大，封户增多只是表面数字上的增加。 所以刘贺似乎是得到了“复封”，实则不然，其中有着明封暗贬的意味。

王刚认为汉宣帝“外宽内忌”，刘贺被封海昏侯，在外面所宣示的“仁德”只是一种障眼法，内在的忌防才是根本所在。 汉时“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刘贺身患疾痿（类风湿病），潮湿的环境对他身体有害，汉宣帝将他封于海昏，无疑是希望加重他的病情，使他早夭。 也有不少学者从海昏的爵号上分析刘贺为何被封海昏侯，具体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一为“海昏”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是对刘贺的贬损、人格的侮辱；另一为“海昏”是普通的地名，不具有对刘贺的贬损。

小编认为，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是带有政治目的，如上文所述，他封刘贺为侯是为了把刘贺这个霍光遗留下的政治遗产清除，封侯只是他的手段。 所以，封侯的理据、侯国方位、爵号显然是经过汉宣帝精心安排择用的。 首先，从汉宣帝封侯理据“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看，这显然是将自己比为英明贤圣的有道之君“舜”，将刘贺比为无道且不知悔改的、暴乱的“有罪”之人“象”。 随着这样一条信息流传广布，霍光废黜刘贺的理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的“无道”形象再一次被强调，同时也使霍光废黜刘贺所引用的典故带来的负面影响被减小的最小的程度，因为刘贺此时已由可以知错改错的“太甲”变成了无法自新的“象”。 这样的方法可谓诛心之极，自然要比简单地物理清除高明太多。

其次，从侯国的方位看，海昏位处荒蛮的帝国南疆，远离汉帝国的中央，确为帝国“不及以政的远方”，汉人对这里畏之如虎，视之为“丈夫早夭”之地，故而非常适合安排像刘贺这样的“有罪”之人。 因此，王子今、王刚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小编认为，汉宣帝这么做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强调突出刘贺是一个“有罪”之人。 最后，从“海昏”这个爵号来看，小编认为“海昏”确实是带有恶意用来贬损刘贺的爵号，其目的在于强调刘贺是一个大昏乱的无德之人。

四、嚚顽废放之人：汉宣帝为何要褫夺刘贺“奉宗庙朝聘之礼”的权利

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不久，侍中卫尉金安上向汉宣帝上书建议：“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 贺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汉宣帝览奏后即予批准。 辛德勇说，汉宣帝封授刘贺为海昏侯是安抚他，褫夺刘贺参与宗庙之祭的权利不是为了对他加以羞辱。 而是因为让刘贺可以参加朝会祭祀， 就使他有机会亲口向与会的王侯们讲述霍光发动宫廷政变的详细情况，讲述霍光的专横和强暴。 进而会博得广泛同情，甚至激起一些人的愤慨，最后产生不利于宣帝的舆论。 而褫夺了刘贺这一权利，使其被废放到远方的江南不令再得北返 ，就能彻底断绝这个隐患。 小编认为，辛先生的这一观点是可商榷的。 仅就舆论而言，散播当日的详细情况何须刘贺亲口说出。 令其不能借宗庙朝聘北返，就能地理隔绝？ 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从刘贺墓中出土的奏牍可以清楚看到，刘贺曾多次派人前往京城上书，即可明了这种地理隔绝是不可能成功的。 况且正如辛先生自己所言，“头脑稍微明白一些的人，身处其中，不能不明白汉宣帝的心机，也就不会多此一举，做出这样犯忌讳的事。”大局已定的此时，非有非常之事，又有几人肯冒风险去同情一个失败的刘贺，徒为自己招惹祸端？ 故而，汉宣帝褫夺刘贺“奉宗庙朝聘之礼”的权利，是另有目的的，这可从金安上的身份、奏书内容略窥一斑。

据史书记载，金安上官至建章卫尉，爷爷是匈奴休屠王，父亲是金伦，大伯为汉武帝托孤的三大重臣之一的金日磾。 他在班固的《汉书》中也有传，附在他大伯金日磾的传之后。 金安上年轻时为侍中，因为惇笃有智，深受汉宣帝的亲爱。 后因发觉并举报楚王刘延寿的谋反，被封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在霍光的儿子霍禹担任大司马大将军期间，与汉宣帝的岳父平恩侯一起极受宣帝信任，能自由出入省中。

在霍禹谋反时，“传禁门闼，无内霍氏亲属”，立下大功被封为都成侯，食邑 1771 户。 又后，宣帝认为萧望之有丞相之器，便调任他为左冯翊以详加考察，萧望之自以为被左迁而不积极工作。 宣帝听到后便派金安上谕意萧望之说宣帝不是左迁他，而是考察他。 萧望之听后随即积极工作。 这些事项说明，金安上是被汉宣帝深为亲信的中朝官员，是当时汉廷重大事件的决策者之一，也是当时汉廷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之一，在宣帝一朝具有颇大的影响力，其深受汉宣帝亲信更为时人所公知。

再来审视金安上奏书中建议褫夺刘贺“奉宗庙朝聘之礼”的理由，他指出刘贺是“天之所弃”的人，是“嚚顽”被“放废”的人。 何谓天之所弃？ 小编认为这其实是在指刘贺被废之事，说刘贺是无德之人，与霍光说刘贺是“自绝于天”的意义是一样的，其目的在于再次强调刘贺被废的原因是无德不孝，霍光废刘贺是正当的，是天命的安排。 所谓“嚚顽废放”则是指汉宣帝封刘贺为列侯之事，这里在于指出刘贺是一个和“象”一样的人，是一个“口不道忠信之言、心不则德 义之经”的不能自新、有罪被废放了的人。

如前所述，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是经过精心谋划思考了的 ，这一决策也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金安上作为宣帝最为亲信的人之一，很可能参与了这一决策的谋划。 既如此，褫夺刘贺“奉宗庙朝聘之礼”的权利为何还要通过金安上上书再由汉宣帝批准这样的形式来完成呢？ 笔者认为，这正是汉宣帝的高明之处。 通过这样的形式，即可全汉宣帝的仁德形象，又可通过金安上向天下昭告出刘贺的无道是众人所公知的，同时表露出汉宣帝对刘贺的不认同和道德的贬斥及汉宣帝对刘贺内心中的真实想法，进而鼓励了有心之人对刘贺多加检举揭发，或许这就是刘贺做海昏侯时多次被人上书告事的主要缘由。

五、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汉宣帝为何要废除海昏侯国

就国后的刘贺，虽然作为被废放之人远离了汉朝的政治权力中心，但却始终在汉廷的注视之下，汉朝官员不断对刘贺监督、检举、上书。 史载刘贺就国才不过数年，先是扬州刺史柯举报刘贺与孙万世“交通”，发表不当言论，汉宣帝因此对刘贺“削户三千”。 后是豫章太守在刘贺死后继续拿舜和象的典故发挥，说“舜封象于有鼻，死不为置后，以为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 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 陛下圣仁，于贺甚厚，虽舜于象无以加也。 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 愿下有司议。”导致海昏侯国被除国。

根据史书的记载，刘贺有 11 个儿子，自然不是无后而“国除”。 蒋波说汉宣帝将海昏侯国废除是因为刘贺“曾经身为皇帝却行淫乱，在海昏侯国又口出怨言，宣帝认为原来削户三千还不够 ，所以借机追加惩罚。”小编认为，蒋先生所言还未及关键，未注意到这封奏书中的舜与象的典故和“天绝之也”所代表的宿命。 如前所述，汉宣帝褫夺刘贺“奉宗庙朝聘之礼”的权利透露出了非常多的信息，这就导致了很多有心之人对刘贺非常关注，柯和寥便是其中的代表。 审视柯和寥的上书，便能发现刘贺的形象因此最终彻底完成了从太甲到象“蜕变”，汉宣帝也籍此愈加与舜的形象趋于一致。

柯的上书使刘贺的“嚚顽”形象更进一步地落到了实处，寥借刘贺丧子的不幸使海昏侯国的除国披上了一层天命的神秘安排，二者共同使刘贺的形象完成了从“王行自绝于天”到“天之所弃”再到“天绝之”的宿命之中。 而在这宿命之中的同一指向，便是刘贺的“无德”，这种“无德且不知悔改”便似乎是造成这种悲惨结果的“根本原因”。 所以刘贺被封海昏侯后的史事在一只“神秘之手”的操纵之下，完全变成了汉代天人感应理论下的一个经典案例。

随着这样的信息与汉宣帝“圣仁，于贺甚厚，虽舜于象无以加也”的流传广布，汉宣帝乃天命之子、刘贺自绝于天的无德形象就无比圆满了。 所以，汉宣帝借着“奉天意”的名义废除海昏侯国，其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天命论的圆满，将刘贺的形象彻底定格为一个无德不能自新的“象”，同时也使自己的形象更如“舜”一般丰满光辉，进而彰显出自己作为汉朝皇帝乃天命所归，最终彻底地将霍光遗留下的政治遗产“刘贺”清除。

汉宣帝由侧陋而登至尊，以带有“原罪”的旁枝宗室入继，其帝位传承的正当性最为脆弱。 因此，如何增强自己帝位的正当性是汉宣帝必须克服的难题。 汉宣帝特尊孝武帝，是为了强调自身的正统。 汉宣帝修“武帝故事”，是为了表达对霍光秉政的“不满”。 《公羊传》否定卫太子的正统地位也就是否定了“意外”即位的宣帝的正统位置，直接对刘询的政权的合法性造成了危害。 因此，汉宣帝用增立《谷梁春秋》博士的方法来代替和削弱《公羊春秋》。

汉宣帝为祖父卫太子平反是树立其“武帝正统”的重大步骤。“汉宣帝把阴阳灾异全面引入封建政治，与武帝的只颂祥瑞、回避灾异不同 ，即极力利用祥瑞来宣扬政治的清明，也尽量趁灾异之时来调整统治政策。……宣帝之所以如此笃信于天，盖与其长于民间而登地位有关，因此时刻利用这种办法来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从而争取人心，缓和矛盾，安定社会，巩固统治。”

汉宣帝特尊汉武帝、颇修汉武帝故事、立《谷梁春秋》博士、为祖父卫太子平反、全面引入祥瑞灾异等，括言之即为从政治、血缘、天命等角度增强自己帝位的合法性。 这些方法都是从正面的角度以增强之，但不能削弱其他人的合法性，尤其是不能削弱刘贺的合法性，故也就不能排除刘贺对汉宣帝合法性的挑战，导致汉宣帝合法性还有薄弱之处。

故此，通过特殊的手段削弱刘贺的合法性就有了必要，这便是为何汉宣帝要封刘贺为海昏侯并采取种种针对刘贺的措施，其目的便是要通过这些措施来实现一方面正面宣传自己的仁德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否定刘贺的仁德及天意的验证来排除他的合法性，进而从侧面增强自己的合法性。 故此，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的相关史事可以看成是一场汉宣帝对刘贺发动的一场不公平的“天命之争”。 尤应注意的是，在这场不公平的天命之争中，天谴灾异成为刘贺“天命”为“天”所绝的重要象征，或许这就是为何汉宣帝要把阴阳灾异全面引入政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