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基本上是沿着北朝日益强盛，而南朝步步衰败的趋向发展。最终，继北朝建立的隋朝灭陈统一了全国。为什么会出现北强南弱的局面，后起的鲜卑政权何以超越文明悠久的汉人政权，小编认为关键在于统治者的治国之术。

一、南朝固步自封，积弊日久；北朝厉行改革，除恶扬善

南朝是继东晋建立的。自西晋以来，延续了100多年的司马氏政权存在很多弊端。南朝继承了这些弊端，而且在近200年中，抱残守缺因循守旧，除宋初刘裕实行改革外，其他统治者都把主要精力投放于内部权力的争斗上，不仅在重大制度上无所革新和建树，而且对蕴含已久的社会弊端也置之不理，听之任之。只要不危及权位，任何贪赃枉法的举动都可以包容。因此，统治阶级内部的尔虞我诈、荒淫腐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如梁时，梁武帝的弟弟萧宏贪敛了100多库房财物，但受封建史家推崇而颇有虚名的梁武帝，不仅不惩治，还赞扬他“生意大好！”由于梁武帝的纵容，梁朝出现了有名的“四尽” 郡守。陈时，统治集团更加腐朽，后主陈叔宝不理朝政，终日和朝臣们“从夕达旦”的酣饮赋诗，地方官便趁机搜刮，“征取百端”，“百姓流离，僵尸遍野……神怨民怨，众叛亲离。”正直的官员们预感到“东南王气，自斯而尽”。南朝就这样在逸乐中消亡了。

刘裕改革，带来了南北朝时期备受称道的“元嘉之治”。如果后来的执政者也能针对时弊厉行改革，南朝会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南朝君臣不思进取，不求振作，使西晋以来积累已久的社会病毒肆意蔓延，最终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北魏初期，统治具有很大的落后性。鲜卑族初入中原，刚步入阶级社会，距离封建社会还很遥远。畜牧业在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落后的奴隶制度也顽固地保存着。这种落后的政治体制，和中原先进的生产力极不适应。冯太后和孝文帝洞察时弊，果断地从政治、经济以及民族风习等方面彻底改革，除恶务尽。

实行均田制及与之相关的三长制、新租调制，将以鲜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牧民变成均田农民，纳入封建统治的轨道；实行俸禄制，杜绝了鲜卑贵族的任意勒索贪污，改善了吏制，缓解了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孝文帝亲政的九年间，更施行全方位的汉化改革，摈弃了鲜卑族的落后官制，并通过尊孔崇儒，使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接受汉族文明。可以说，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彻底冲刷了自北魏建立以来的种种弊端，完成了鲜卑族由家长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使以鲜卑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在汉化的过程中融入先进的中原文明的主流。

北魏分裂后，东魏在河清年间进行了旨在增加政府收入的“河清改制”。但收效甚微。延及北齐，这个政权日益衰败。而同时的北周武帝却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改革。改革府兵制，放免奴隶、杂户，强令僧尼还俗。由于周武帝的改革，革除了自北魏末年以来的流弊，使北周达到全盛，灭北齐统一了北方。纵观北朝，这个年轻政权从一开始就充满活力，后来又不断改革，吸收外族的合理成分，弥补自身的不足，使政权富有生命力。

二、南朝中央集权衰弱，北朝皇权日益强大

东晋南朝时期，曾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一度中衰。皇权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鼎盛的门阀势力无疑对君权的旁落起主要作用。南朝时，士族虽由盛转衰，但仍腐而不朽。自汉魏以来几百年强固的庄园经济和政府的特殊保护，使门阀势力根深蒂固。他们占据高官显位却耻于实干，不谋其政，过着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 对这个僵化的寄生阶层，南朝的寒人皇帝奈何不得，既支配不了，又无力搬除，不得不继续承认其特权地位，容忍其寄生生活。这个在政府机构和社会上有巨大势力和影响的寄生阶层，像一汪毒水侵蚀着皇权，使皇帝号令不行。如梁时，孝武帝召见门阀王僧达，他“傲然了不陈逊，唯张目而视”。可见，原本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天命皇权被削弱殆尽。

为行使皇权，南朝从刘裕起就避开士族而重用寒人典掌机要。但是，这些后起的寒门新贵又成了新的专权集团。一方面，人君周围出现了一批官位不高却势倾天下的恩幸近习。如刘宋时，中书舍人戴法兴决断一切诏敕施为，以至民间误传他为真天子，废帝为赝天子；另一方面导致“宗王势盛”，专横跋扈，不听中央号令，甚至举兵反叛。恩幸近习权重和宗王势盛是导致皇权衰弱的另一原因。皇权被挤压于士庶两股势力的夹逢中，十分微弱。

北魏从一建立，王权就十分强大，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改革，更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冯太后执政时，用前后四年的时间（太和七年－－－太和十年），推行均田制和与之相关的三长制、新租调制，完成了涉及土地、行政管理、赋税等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如果没有强大的王权作靠山，这些触动官僚地主切身利益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有强有力的王权作依托，所以，均田制这个在南朝没有也不可能推行的制度，在北部中国却顺利推行了。同时，改革的成功又成倍地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到孝文帝正光以前，“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余矣”！自耕农的增加，为皇权的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孝文帝又进一步改革官制。由于三省等行政机构的设立，使“内外百官，屡有增置，或事出当时，不为常目”的极其混乱而不可统一的胡族旧制得到克服，加强了中央集权。而改革诸如服饰、姓氏、语言等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民族习俗，没有强大的王权作保证，更是难乎其难的。所以冯太后和孝文帝改革，既是北魏王权强大的力证，又进一步强固了中央集权的根基。可以说，北魏建立后封建生产关系由产生到发展的全过程，都是借助于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

东魏北齐也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高洋执政时，“罢相国府”，设尚书省，置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将丞相权力一分为二，削减了相权。西魏北周也进行了旨在加强皇权的改革。其中，宇文泰创立府兵制，到周武帝时，府兵经过改革，成为直辖于皇帝的禁卫军。纵观北朝，中央集权始终朝着强化的趋向发展。强有力的皇权是政局安定、政令畅通的坚实保证。

三、南朝不抑兼并，土地高度集中；北朝历行均田，土地相对分散

江南大族早在东吴时，就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经过东晋到南朝100多年的发展，势力更加强固。南朝100多年，基本实行不抑兼并政策，纵容大族兼并土地，进而竞占山林川泽。谢混有“田业十余处”，混妻死后，还有“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孔灵符在永兴立墅，周围33里，水陆地265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

为增加政府收入，南朝也曾颁布禁占山泽诏敕，如宋孝武帝颁布占山令，规定“官品第一第二品听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但是，这个法令的结果，没有使已广占土地的人交出非法占有的山泽，相反“先占阙少”的人户却可以借以“依限占足”。土地兼并没有因此而停歇，私人占有的山林川泽却从此合法化了。土地兼并的结果，使“贫弱者薪苏无托”，“庇大姓以为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权根基不稳。

北朝从北魏起就施行均田制，将国家掌握的公田进行有限度的还授。均田制在限制大族无限度兼并土地的同时，更使许多无地流民得到一部分土地。北魏以后，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调整并继续推行均田制。由于均田制的实施，使北朝政府增加了领民，扶植了众多的个体小农经济，“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四、南朝皇家内乱迭起，北朝宫室相对安定

南朝立国170年，更换了4朝24帝。其中，在位不足7年的19人，不足3年的14人。帝位的频繁更迭，缘由于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寒门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

南朝皇帝出身寒微，以军将起家登上皇位。为避免重蹈东晋“门阀势盛”，君主“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的覆辙，南朝自宋起就重用寒人，特别加大皇族的权力。一方面，凡地方重镇必用宗室近戚任刺史。同时，又选用其中一部分人兼任录尚书事，参与中央朝政。重用宗室的结果，导致“宗室强盛”，彼此争权夺势，父子兄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皇宫充斥着浓烈的血腥味。

宋文帝子刘劭做太子时，不到三个月就杀了父亲和叔父刘义恭的12个儿子。孝武帝在位十年，杀了叔父刘义宣15个儿子，又杀了2个哥哥、4个弟弟、7个侄子，武帝、文帝的子孙几乎被杀光。前废帝在一年中杀了2个弟弟和叔祖刘义恭及其4个儿子，并准备杀光余下的6个叔父。明帝即位后，先杀了哥哥孝武帝的15个儿子，又把仅有的5个弟弟杀了4个。无休止的骨肉自残，使刘宋的皇子皇孙极少能善终。据清人赵翼统计，刘裕的“九子、四十余孙、六七十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七八”。

齐时，皇家内讧更加火热。明帝因自己与皇族血统较远，为绝后患，杀了除高帝次子肖嶷以外的所有高帝、武帝的儿子，共42人。明帝的后裔也被宗室雍州刺史肖衍杀尽。为逃祸难，齐末，幽、兖、青、徐、冀、豫六州刺史献地降魏，拱手将淮河以北的大片国土交与敌国。梁武帝的儿子萧绎为抢夺王位甚至不惜以割地称臣为条件，诱使西魏派兵助杀自己的叔父。目睹丑恶的皇家内战，江南人民编出一道鄙夷的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索。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南朝就在这种无休上的内部火并中自毁长城。因此，尽管陈时北朝发生了北周灭北齐的内部统一战争，这对陈北上是个好机会。但经过此前100多年的虚耗，陈已如朽木枯藤，纵然螳螂捕蝉，黄雀也无力在后了。北强南弱早已定局。

北魏立国149年，更换了11个皇帝，每个皇帝在位的平均时间，相当于南朝皇帝的两倍。北魏除末年爆发了异姓功遒尔朱氏发动的“将诸元歼尽”的河阴之变外，较少发生王室内部的骨肉自残，就连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孝文帝，在改革遭到破坏，太子元恂带头谋反时，也只是先将其废为庶人，继而用椒酒毒死，并没因此而大开杀戒，祸及宗亲。

北魏分裂后，东西政权立国较短，皇族内部相安无事。稳定的政局是国富民安的首要前提。南北朝时期北强南弱局面的形成，又一次说明了乱则退、安则进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