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清二年(548) 八月，东魏降将侯景据寿阳反梁，随即围困建康。梁宗室诸王不积极入援，致使宫城陷落，宗室内争随即展开。荆州刺史萧绎逐一除掉对其构成威胁的兄弟子侄，在江陵重建梁王朝，但宗室内争极大地削弱了梁朝的国力。承圣三年(554) 十一月，西魏在岳阳王萧詧的配合下，攻破江陵城，萧绎被杀，梁朝名存实亡。司马光对此评论道:“其( 梁武帝) 子孙各拥强兵，列居重镇，不救君父之危，而窥间乘便，更相屠灭。元帝于兄弟之中，残忍尤甚。是以虽翦兇渠而克复故业，旋踵之间身为俘馘。”梁宗室内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梁末政局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一、梁末宗室内争的原因
(一) 梁武帝对宗室的纵容和立储问题，激化了诸王之间的矛盾
梁朝建立后，梁武帝为避免出现宋、齐皇室骨肉相残的局面，对宗室极为宽容。如天监四年(505)，武帝令其兄萧宏都督诸军北伐。“宏以帝之介弟，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萧宏弃军南逃，导致梁军惨败，而未受任何处罚。武帝晚年，宗室更为骄横不法。史载，“武帝年老，厌于万机，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弗怿……王侯骄横转甚，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自匿，薄暮尘起，则剥掠行路，谓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难于诛讨。”
武帝诸子中也多贪赃枉法者，如豫章王萧综自认是齐东昏侯之子，因而对武帝心存怨恨。“其降意下士，以伺风云之会，诸侯王妃主及外人并知此怀，唯武帝不疑。”萧综利用北伐之机投降北魏后，武帝绝其属籍，更其子萧直姓悖氏，但“未旬日，诏复属籍，封直为永新侯。”庐陵王萧续任雍州刺史期间，“多聚马仗，蓄养趫雄，耽色爱财，极意收敛，仓储库藏盈溢” ，武帝也未予以严惩。武帝过度纵容宗室，使朝政更加混乱，诸王之间矛盾重重。王夫之批评武帝“慈而无节，宠而无等，尚妇寺之仁，施禽犊之爱，望恩无已，则挟怨益深”，所言甚是。
武帝在立储问题上的失误，也激化了诸王间的矛盾。梁朝建立后，武帝立长子萧统为皇太子，并对其寄予厚望。“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中大通三年(531)，萧统病逝，武帝不以萧统之子为储君，而立第三子萧纲为太子。这一“废嫡立庶”的行为引起萧统诸子的不满，如萧詧“既以其昆季不得为嗣，常怀不平。”这自然激起诸王对帝位的觊觎之心，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时武帝年高，诸王莫肯相服。简文(萧纲) 虽居储贰，亦不自安，而与司空、邵陵王纶特相疑阻。纶时为丹阳尹，威震都下，简文乃选精兵以卫宫内。兄弟相贰，声闻四方。”湘东王萧绎与庐陵王萧续不和，“少相狎，长相谤”。萧绎任荆州刺史时曾有微过而被萧续告发，梁武帝以萧续代之。萧续死后，萧绎“入阁而跃，屟为之破”，可见双方关系之恶劣。诸王之间矛盾的加深，为梁末宗室内争埋下了祸根。
(二) 侯景之乱导致梁朝中央集权衰弱，刺激了诸王的夺位之心
为培养诸王的政治才能并使其拱卫朝廷，武帝在诸王年幼时就使他们出镇地方，如南康王萧绩任南徐州刺史、庐陵王萧续任南彭城琅琊太守时皆不满十岁。武帝通常选择能臣协助诸王处理政务，如江革多次担任江州行事，“以清严为百城所惮”。孔休源为晋安王长史、行荆州府州事时，“在州累政，甚有治绩，平心决断，请托不行。”但随着武帝晚年怠于政事，诸王逐渐掌握实权，对朝廷开始产生离心倾向。
如武陵王萧纪自大同三年(537) 起一直担任益州刺史，他治蜀有方，“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岳阳王萧詧于中大同元年(546) 任雍州刺史，亦重视对雍州的治理。“(萧) 詧以襄阳形胜之地，又是梁武创基之所，时平足以树根本，世乱可以图霸功，遂克己励节，树恩于百姓，务修刑政，志存绥养。”其兄河东王萧誉于太清二年(548) 任南中郎将、湘州刺史。可以说，侯景之乱前长江上游诸州已形成出镇诸王各自为政的局面。
侯景之乱颠覆了梁朝中央政权，刺激了诸王的夺位之心。如武帝以张缵代萧詧为雍州刺史，张缵赶到襄阳后，萧詧不受代，“军民之政，犹归于詧”。侯景军围困宫城后，诸王并不积极入援。如萧纪不救援，而在“高祖崩后，纪乃僭号于蜀。”湘东王萧绎入援建康时，要求其所节制的湘州、雍州出兵出粮，却被拒绝。入援的诸王也刻意保存实力，“湘东王绎军于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东王誉军于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阳王慥军于西峡口，托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进。”
除了邵陵王萧纶在钟山与侯景军交战外，诸王军队在救援时多不肯出力，坐视侯景攻破台城。武帝晚年，诸王间虽矛盾重重，尚能服从建康的号令。武帝死后，侯景立萧纲为帝，自然得不到诸王的承认，梁中央权威不复存在。可以说，侯景之乱导致梁朝中央权力崩溃，使其失去了对诸王的制衡，诸王开始为争夺皇位而互相厮杀。
(三) 荆州地位突出，萧绎有极强的夺位野心
“江左大镇，莫过荆、扬。”荆州自东晋以来就是长江上游重镇，“总上流冲重，义高分陕”，关系东晋南朝内外之紧要。宋、齐以来，统治者多以宗室镇守荆州。梁朝建立后，武帝也以宗室镇守荆州，其中湘东王萧绎任荆州刺史时间最长。萧绎是武帝第七子，自普通七年(526) 至大同五年(539) 担任荆州刺史。太清元年(547) ，萧绎再次出任荆州刺史，“位长连率，有全楚之资”，在出镇诸王中具有突出的地位。
萧绎本无继承帝位的资格，但侯景之乱却为其夺取帝位提供了机会。侯景围困台城后，萧绎驻军于郢州，只遣长子萧方等与王僧辩领军赴援。张缵因与萧誉有矛盾，向萧绎密告“河东(萧誉) 、桂阳(萧慥) 二蕃，掎角欲袭江陵。”萧绎迅速赶回江陵，将桂阳王萧慥软禁后杀死，揭开了梁宗室内争的序幕。台城陷落后，萧绎迅速起建江陵城防，“命于江陵四旁七里树木为栅，掘堑三重而守之”，显然是为内战作准备。
建康沦陷后，地居长江上游的荆州成为建康士族孑遗者的栖息地，梁朝的政治中心转移至江陵。太子舍人萧韶逃至江陵后，称受武帝密诏，以萧绎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这使萧绎取得以皇帝名义下达诏令、任命官员等权力。大批梁朝官吏逃至江陵，得到萧绎的重用，如张绾逃至江陵，“湘东王承制，授侍中、左卫将军、相国长史，侍中如故。”王通逃往江陵后，“元帝以为散骑常侍，迁守太常卿。”
萧绎也吸纳各方军事力量，如宁州刺史徐文盛“闻国难，乃召募得数万人来赴”，萧绎以其为秦州刺史。雍州豪族杜崱随萧詧袭江陵时归附萧绎，也受到重用。侯景拥立简文帝后，已有自立之心的萧绎自然不予承认，“以为天子制于贼臣(侯景)，不肯从大宝之号”。荆州实力雄厚，萧绎本应担负起讨伐侯景的责任，却为夺取帝位而“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首先挑起宗室内争。
二、宗室内争对梁末政局的影响
(一) 延缓了侯景之乱的平定，使江南地区残破不堪
侯景在叛乱之初就利用了梁宗室之间的矛盾。武帝无子时，曾以萧正德为子，萧统出生后，又令其还本。萧正德因不被立为太子而心怀怨恨，暗中与侯景勾结，帮助侯景自采石渡江。侯景渡江时，仅有“马数百匹，兵八千人”，实力并不算强大。宫城被围后，诸王统率的援军若能与城内梁军配合，侯景恐难以攻陷宫城。但诸王不积极救援，导致台城陷落。可以说，侯景之乱是萧梁皇族内部纷争的总爆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恐怕都希望梁武帝在内乱中死去，进而重新进行权力的争夺。武帝死后，诸王兵戎相见，侯景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很快攻占扬州、东扬州诸郡。大宝元年(550) 四月，萧绎除掉萧誉后，才发布檄文讨伐侯景，但并未直接出兵。萧绎不仅不积极平叛，还阻止其他兄弟讨伐侯景。
如萧纪遣世子萧圆照率兵三万东击侯景，愿意受萧绎节制，却为萧绎所止。侯景将领任约攻克江州后，又进寇西阳、武昌。当时，占据郢州的邵陵王萧纶准备整军予以抵抗，但萧绎为占据郢州，不惜与萧纶同室操戈。“元帝闻其强盛，乃遣王僧辩率舟师一万以逼纶。”萧绎虽成功夺取郢州，却使任约轻易占据西阳、武昌。萧绎以世子萧方诸为郢州刺史、鲍泉为长史，但“方诸与泉不恤军政，唯蒲酒为乐”，致使郢州很快被侯景军袭占。前线局势迅速恶化，侯景欲趁势进攻荆州，萧绎不得不直接面对侯景的威胁，无疑是自食苦果。直到王僧辩在巴陵击退侯景，梁军才扭转战局。大宝二年(551) 十月，简文帝为侯景所杀，萧绎认为夺取帝位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承圣元年(552) 正月令王僧辩统率诸军东进讨伐侯景。三月，梁军攻克建康，侯景东逃途中被杀，侯景之乱平息。
侯景暴戾嗜杀，在江南不得人心。若诸王能够合作，侯景之乱不难平定，却因宗室内争而使侯景之乱持续三年。侯景之乱使江南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自晋氏度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梁军收复建康后，王僧辩等将领不恤百姓，纵容部下烧杀抢掠，造成“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的荒凉景象。这更使江南百姓失望，不利于梁朝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可以说，宗室内争延缓了侯景之乱的平定，使江南富庶之地残破不堪，也加速了梁朝的灭亡。
(二) 内争使西魏坐收渔利，侵占梁朝大片国土
梁宗室内争给西魏南侵以可乘之机。萧绎挑起宗室内争后，首先以萧誉、萧詧兄弟为目标。太清三年(549) 六月，萧绎遣长子萧方等率军进攻湘州，萧誉予以抵抗，结果萧方等战死。萧绎又先后遣鲍泉、王僧辩进攻萧誉。大宝元年(550) 四月，王僧辩攻破长沙城，萧誉被杀。萧詧为救援其兄，率军自襄阳进攻江陵，后因进攻不利而逃归襄阳。为防止萧绎的报复，萧詧向西魏求援，为西魏夺取梁朝国土创造了条件。
《资治通鉴》卷 162 载:“詧既与湘东王绎为敌，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魏，请为附庸。丞相泰令东阁祭酒荣权使于襄阳。绎使司州刺史柳仲礼镇竟陵以图詧，詧惧，遣其妃王氏及世子詧为质于魏。丞相泰欲经略江、汉，以开府仪同三司杨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诸军事，镇穰城。”柳仲礼进攻襄阳，西魏立即遣杨忠、长孙俭领兵援助萧詧。大宝元年(550) 正月，魏军大败柳仲礼，安陆、竟陵皆降于西魏，“于是汉东之地尽入于魏。”杨忠乘胜进逼江陵，萧绎遣使求和，承认西魏对汉东诸郡的占领。在挫败梁军的进攻后，西魏又趁机夺取梁朝边境的领土，如承圣元年(552 年) 正月魏将王雄取上津、魏兴;四月，西魏又夺取梁州。萧绎、萧詧叔侄自相残杀，使西魏渔翁得利，导致梁朝丧失大片国土。
侯景之乱刚平定，萧纪就在成都称帝，与萧绎争夺梁朝的最高统治权。萧纪率益州军主力东进后，萧绎为牵制萧纪，向西魏求援，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西魏趁机遣尉迟迥率军自散关伐蜀，萧纪只遣偏师回援，其主力部队仍继续东进。萧纪进攻不利后，请求返回益州，萧绎不顾大局而予以拒绝。承圣二年(553) 七月，萧纪兵败被杀。八月，益州陷于西魏。可以说，萧绎、萧纪兄弟的内争直接导致了益州的沦陷。萧绎虽胜，益州沦陷却使江陵政权失去了西部屏障。
王夫之对此评论道:“元帝忌岳阳王詧而欲灭之，遂失襄阳，襄阳失而江陵之亡可俟矣。及武陵王纪称帝于成都，复请于宇文泰使袭纪，而成都又入于周，则江陵未有不亡者。非宇文能取之，皆自亡也。……梁元帝残忍忿戾，捐地利以授人，而卒以自灭，其明验矣。”梁宗室内争使西魏轻易夺取梁朝大片土地，使其领土几乎扩大一倍。这不仅使西魏更为强盛，也深刻影响了南北对峙的形势，北强南弱的局面更为突出。
(三) 内争削弱了宗室力量，动摇了梁朝的统治基础
萧绎为扫除称帝的障碍，不讲兄弟、叔侄之情，杀戮宗室，从而动摇了梁朝的统治基础。侯景占据建康后，不断屠戮宗室，梁宗室力量已极为衰弱。萧绎在讨伐侯景前就杀萧誉，又勾结西魏除掉萧纶。王僧辩攻克建康后，萧绎密令朱买臣杀死豫章王萧栋及其二弟萧桥、萧樛。萧纪被杀时，其第五子萧圆满同时被害，萧纪世子萧圆照、次子萧圆正在狱中被萧绎饿死。梁宗室中也有将才，却丧生在内争中。
如萧方等是萧绎长子，“有俊才，善骑射”，却被萧绎派去征讨萧誉，最终战死。胡三省对此感叹，“方等不死于救台城之时而死于伐湘州之日，可谓得其死乎!” “(萧) 誉幼而骁勇，马上用弩，兼有胆气，能抚士卒，甚得众心”，却被萧绎除掉。在内战中，梁朝的军事力量被极大地削弱。如鲍泉进攻萧誉时，萧誉军队被“斩首三千级，溺死者万余人”，后长沙被围，“城中将士死伤者太半” 。可以说，经过几年的宗室内争，梁朝宗室力量已丧失殆尽，从而动摇了江陵政权的统治基础。
萧绎定都江陵后，占据雍州的萧詧依附于西魏，仍威胁着荆州的安全。“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若迁都建康，则尚有回旋余地，但萧绎“以建业凋残，方需修复;江陵全盛便欲安之。且其故府臣僚，皆楚人也，并愿即都荆郢”为由，最终定都江陵。萧绎对西魏的入侵缺乏警惕，令王僧辩以重兵镇守建康，使王琳出镇广州，造成“国家猛将，多在下流，荆陕之众，悉非劲勇”的不利局面。萧绎要求西魏归还其所据梁朝国土，为西魏南侵提供了口实。
承圣三年(554) 九月，西魏派遣大将于谨、杨忠等率五万大军进攻江陵。魏军至襄阳后，“萧詧率众会之” 。十一月底，魏军攻陷江陵，萧绎被俘后不久被杀。萧詧在江陵建立后梁政权，却是西魏控制下的傀儡。《资治通鉴》卷 165 载:“魏立梁王詧为梁主，资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东城，魏置防主，将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备御，内实防之。”萧绎死后，王僧辩、陈霸先在建康拥立萧绎第九子萧方智为帝，但梁朝已名存实亡。
梁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宗室诸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侯景之乱后，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梁朝诸王为夺取帝位而展开残酷的宗室内争。湘东王萧绎逐一消灭对手后，在江陵重建梁朝政权。宗室内争对梁末政局影响深远，不仅动摇了梁朝的统治基础，还引起北朝军事力量的南侵。在西魏的入侵下，江陵政权迅速灭亡，梁朝也名存实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