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给梁朝带来了深重的打击，南朝政权也自此失去了对江北淮南地域的有效掌控。 北齐乘虚而入，占领了该地区。太建五年（573），陈宣帝决意发动北伐，陈军陆续攻克历阳、秦郡、合肥等重要据点，并占领寿春，完成了收复淮南的战略目标。淮南自天保年间就为北齐所统治，但寿春失守后，北齐掌权者韩长鸾却用“ 他家物” 来称呼淮南地区，并表达出“ 从他去” 的忽视态度。太建北伐是南朝政权取得的最后一次大型胜利，陈朝借此一度将南北分界线从长江推至淮水。
一、 陈军成功占领淮南的战略分析
太建五年三月，陈朝以吴明彻为北讨大都督，裴忌为监军，自白下出发北伐。按《 陈书·宣帝纪》及相关将领列传的记载，陈军进击的路线主要分两个方向：
其一，东线吴明彻、程文季、萧摩诃等部，战略目标为北齐之秦州、泾州、南谯州、仁州、扬州等。四月，东路军攻破秦州水栅，并击退救援秦州的北齐尉破胡部。五月，占领秦郡。随后分兵：吴明彻先攻克仁州，并于七月顺淮水而上，攻击北齐在淮南最重要的据点寿春城；程文季则率军先攻泾州，八月攻拔盱眙，在寿春城下与吴明彻会合。 十月，攻克寿春。 此外，还有更东侧的分遣部队徐敬成部，沿中渎水而上，陆续攻取淮阴、山阳等城池，并推进到朐山、郁州一带。
其二，西线黄法氍、任忠、钱道戢等部，战略目标为北齐和州、合州、霍州等。四月，西路军进兵历阳，并于大岘山击退北齐援军高景安部。五月，黄法氍、钱道戢占领历阳；任忠则攻克蕲城，后与黄法氍一起进攻合肥。六月，合州城破。之后，任忠率部继续向西略地，于十二月攻取霍州城。除了东西线两路大军外，还有一些偏军，主要负责在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地区作战，如克巴州城的周炅部、克滠口城的李综部，及克新蔡、齐昌城的湛陁部。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陈军樊毅部的动向，其先跟随黄法氍攻下了历阳、合肥，之后“ 率众攻广陵楚子城，拔之，击走齐军于颍口，齐援沧陵，又破之。”这里的“ 广陵” ，应是位处淮河上游的东豫州之广陵（ 今河南省信阳市息县）。据《 陈书·宣帝纪》，樊毅部攻克楚子城在九月，击破颍口、沧陵援军在十月，有力配合了吴明彻部对寿春的进攻，不久又继续顺淮水东下，于十一月克济阴城。
回顾这阶段战事，陈军严密的战略部署和良好的战斗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在东西两条战线上，程文季部、任忠部都很好地保护了主力部队的侧翼，一些偏师（ 如徐敬成部、周炅部） 也完成了策应和牵制工作，占领了不少城池。 最值得称道的还是西线樊毅部对东线吴明彻主力的协助，其自西向东扫荡了寿春以西的淮河南岸区域，击破了两波北齐援军，保证陈军在寿春攻城战中取得最终胜利。同时，由于樊毅等部活跃于淮河中上游，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北齐豫州道行台对淮南地区的救援，从而放大了陈军在局部战场的优势。后来魏征论陈宣帝太建北伐功绩，谓“ 智勇争奋，师出有名，扬旆分麾，风行电扫，辟土千里，奄有淮泗，战胜攻取之势，近古未之有也”，此言诚是。
不过，在取得太建五年的胜利后，吴明彻等并没有乘势继续进军，反而于六年被宣帝征还。 陈朝之所以如此决策，原因大致有两点：
其一，太建五年战后，“淮左新平，边氓未乂”，淮南社会依旧处于失序状态，六年正月壬戌诏即云“ 蠢彼余黎，毒兹异境，江淮年少，犹有剽掠，乡闾无赖，摘出阴私，将帅军人，罔顾刑典。” 陈军北上时，不少当地势力望风而降，但其诚心是非常可疑的，如定州土帅田龙升待陈将入朝后就又“ 以江北六州七镇叛入于齐”，摇摆于南北政权之间。 对于陈朝来说，当务之急并不是一味扩大战果，而是尽快在淮南建立并巩固自身的统治。
另外，陈朝军队进攻淮南时也经历了一些围城战。 面对坚城，陈军多次运用迮水灌城的手段，如攻击寿春时，“明彻令军中益修治攻具，又迮肥水以灌城” 。虽然此战术为陈军带来了不少战果，但也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前后所克城垒，率皆迮水为堰，土木之功，动踰数万”，这极大影响了战后重建工作。
其二，太建北伐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收复淮南，重新实现以淮水分界南北的局面，此时该目标已经达成。 对南朝统治者来说，北伐的一大意义不仅限于“ 守江必守淮” 的军事价值，更重要的是保持南朝控制区域的连续性，以此确证己方政权的正统性。 太建二年八月甲申宣帝诏言“ 若克平旧土，反我侵地，皆许还乡，一无拘限”，五年下敕云“ 今岁出师，薄伐边服，所获梁土则江淮二百许城”，此处“ 克平旧土” “ 所获梁土” 的表述值得注意。 事实上，在陈朝建国之前，江北之地就已入齐，不过在陈朝方面看来，虽然淮南被北齐控制，但始终是“ 梁土” 而非“ 齐土” 。 “克平旧土” 的言外之意为：淮南是南朝长期统治的地区，陈朝拥有继承南朝控制地区的正当性。
太建五年十月丙辰诏曰：“ 梁末得悬瓠，以寿春为南豫州，今者克复，可还为豫州。 以黄城为司州，治下为安昌郡，浐湍为汉阳郡，三城依梁为义阳郡，并属司州。”可见，陈朝占领淮南后，基本恢复了萧梁时期的行政建置。 而梁朝在普通七年攻克寿春、太清元年进据悬瓠时，也都有“ 依前代故事” 的处理。因此，陈军于淮南的进军行动，其实就是陈朝争取继承前代的政治、军事遗产，证明己方乃南朝正统所在的过程，在当时还存在后梁江陵政权的情况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二、北齐防守淮南失败的军事原因
太建北伐正值北齐后主武平年间，就如何应对陈朝的入侵，群臣有一番讨论，先是王纮云“官军频经失利，人情骚动，若复兴兵极武，出顿江、淮，恐北狄西寇，乘我之弊，倾国而来，则世事去矣。 莫若薄赋省徭，息民养士” 。朝臣“ 众皆同焉” ，似乎北齐主流朝臣均主张“息民养士” 而非“ 兴兵极武”。但事实上，北齐的战略部署并非那么消极，不仅主战派代表封辅相领兵救援扬州道，尉破胡部、皮景和部等亦纷纷奔赴淮南战场。其中尉破胡、长孙洪略部在秦郡附近与陈军吴明彻部交战，豫州道援军高景安部则负责于大岘山、小岘山阻击陈军西线黄法氍部。历阳等城失陷后，北齐还派遣梁朝降将王琳前往淮南募兵，就地抵抗陈军攻势。
不过，齐军的救援行动却以失败告终。 先遣军尉破胡、长孙洪略部在秦郡被吴明彻击败；王琳虽前往淮南募兵，但很快被陈军围困在寿春城内；皮景和则“ 以尉破胡军始丧败，怯懦不敢进，顿兵淮口” ，坐视寿春城陷，最终“ 狼狈北还，器械军资，大致遗失” 。
“甚悉江淮间情事” 的源彪曾对齐军的支援行动表示担忧，言“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诸将，数千已下，复不得与吴楚争锋” 。但是，军队质量的差距并不足以解释北齐军队在淮南的溃败。 在陈朝方面看来，北齐援军的战斗力颇为强劲，“其前队有‘ 苍头’ ‘ 犀角’ ‘ 大力’ 之号，皆身长八尺，膂力绝伦，其锋甚锐。 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 ，“大都督程文季等领军淮浦，与齐对阵。雄气相倾，帝甚忧及”，可见齐军确实给陈军将士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真正导致北齐防御失败的原因其实是援军与守军之间、援军各部之间协同作战的缺失，《北史·卢潜传》 即曰“ 陈兵及岘，（封） 辅相不从，潜固争不得，忧愤发病，卧幕下，果败” 。北齐在地方实行行台制，淮南地区主要由扬州道行台管辖。卢潜身为扬州道行台长官，却无法调动率领禁军的封辅相，致使当地守军与援军各自为战，最终被陈军各个击破。 并且，这种军队指挥混乱的状况并非偶然，反映了北齐长久以来对南作战的战略隐患。
观察北齐在南线战场的重要战事，如高岳进军临江并攻取郢州、高涣护送萧渊明返江南、段韶镇压东方白额起义等，可以发现齐军总帅大多出自鲜卑勋戚。战事告一段落后，他们不会驻留淮南，而是返回河北，以应对主要敌人西魏、北周及其他北族族群的威胁。若之后淮南有重大军事行动，他们又将再次南下。 然而，淮南之于河北毕竟路途遥远，战线的拉长和战争的突发性使北齐精锐无法保证能迅速驰援。倘若鲜卑勋戚缺席，齐军就易陷入军事指挥混乱的窘境，天保七年战事即是一例。
天保六年，多次总领大军对南作战的高岳死亡，另一大将潘乐也于悬瓠去世。 同年与次年发生的出击柔然、讨伐鲁阳蛮等战事让北齐的主力部队无法从容地驰援淮南。 于是，出现了萧轨作为大都督、裴英起作为军司，统御“ 名位相侔” 之诸将的情况，造成“ 军中抗礼，不相服御，竞说谋略，动必乖张” 的局面，严重影响了齐军的战斗力，最终导致战事失利。
相似问题在武平年间仍然存在，且又呈现出不同面貌。陈军进攻淮南时，北齐久经沙场的勋戚代表多已凋零，较有声望的兰陵王高孝瓘也因受后主猜忌而故意逃避领兵赴援之任，北齐虽然派遣了多批援军，却没有安排一个全权负责淮南战事的统帅，以致各路部队缺乏相互配合和掩护，落入孤军作战的困境。并且，较之天保七年战事中诸位将领的“ 不相服御” ，此时中央援军与当地守军之间存在更深的隔阂。这牵涉北齐朝中极为敏感的身份差距问题，《北史·卢潜传》 记录了被俘的北齐将领名单，由此可分析北齐防军的组成：
（寿春）城寻陷。潜及行台仆射王贵显、特进巴陵王王琳、扶风王可朱浑孝裕、武卫将军奚永乐、仪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郦伯伟、霍州刺史封子绣、秦州刺史高子植、行台左丞李騊駼等督将五十八，军士一万，皆没焉。
这些北齐将领除去梁朝降将王琳，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其一，可朱浑孝裕、奚永乐、索景和；其二，卢潜、王贵显、郦伯伟、封子绣、高子植、李騊駼。
第一类是率领北齐禁军的将领。 其中，可朱浑孝裕为可朱浑元之子，是怀朔人，时任右卫大将军；奚永乐其人虽不可考，但从姓氏判断很可能是代人。他们的任职，符合北齐以鲜卑人为禁军将领的传统。
第二类是淮南当地的行政长官。除高子植身份不明、王贵显原为侯景降将之外，其余均为北方汉姓大族，卢潜出身范阳卢氏、郦伯伟出身范阳郦氏、封子绣出身渤海封氏、李騊駼出身赵郡李氏。 他们前往淮南任职时，应该会携带自己的宗族一同南下，其能够支配的军事力量，除了当地的州兵，还有以这些宗族为核心的部曲。
事实上，北齐多以北方文化士族充当淮南地区的地方长官，不只是此单一时间点的偶然安排，可能还是北齐中后期的长期情况。小编对北齐淮南诸州官员的身份进行了考察，发现来自北方汉姓大族者，如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渤海封氏等，占据很大一部分。 若去除北齐尚未完全控制淮南的时间段（天保前期），这个比例将会更高。此局面的形成可以从北齐行台制度的发展中找到些许端倪。 较之魏末，北齐的行台出现了“ 兼总人事” 的变革，正式成为州级之上的最高地方机构。
北齐统治者任命辛术等文士作为行台，本来就不是让他们全盘负责南线的战争，而只是看重其绥抚治民的能力，并期待他们可以在鲜卑勋戚及其麾下精兵返回北方时维持当地的稳定。乾明、皇建、大宁的几年间，北齐在南线战场的战略方针出现了由攻转守的变化。 战事的减少降低了鲜卑武人前往淮南任职的必要性，淮南地方治理多由文化士族负责的格局逐渐确定下来。
但是，这样的安排始终存在一个隐患，即北齐的精锐部队主要集中于黄河以北，像扬州道这样的地方行台驻兵不多，倘若发生大规模战争，需要依靠晋阳、邺城军队的驰援。 如此，地方长官与援军将领的协同作战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将成为战事胜败的关键。 然而，有些胡族武人与士族的关系十分紧张，如曾奔赴淮南战场的厍狄伏连就“ 鄙吝愚狠，无治民政术。 及居州任，专事聚敛。 性又严酷，不识士流。 开府参军多是衣冠士族，伏连加以捶挞，逼遣筑墙。”
源彪在讨论淮南军情时，也对禁军尉破胡部在淮南地区的作战持悲观态度，其言“ 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进既不得，退又未可，败绩之事，匪朝伊夕”，或许就是暗示尉破胡等禁军将领难以与负责当地行政之士族形成合作关系。战事确实也是这样发展的，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中央援军没有与地方部队并肩战斗，“进既不得，退又未可” ，最后因孤军作战而被歼灭。
不论是天保七年的进攻战，还是武平四年的防守战，南线战场的齐军都暴露出指挥混乱的问题，也是北齐军事重心失衡（重北轻南）之顽疾的反映。相较于天保七年战事，此次防御淮南的失利并不能简单地用晋阳军团未至、诸将“不相服御” 来解释，而应归咎于地方军队长官与中央援军将领由身份差距引发的合作不协。在“文武分途” 的背景下，北齐对南战略的局限性又进一步深化了。
三、从“他家物，从他去” 看关于淮南的心理认同
关于武平四年的淮南战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齐军遭受了重大失利，一些将领却获得了封赏。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怯懦不敢进，顿兵淮口” 、不救寿春的皮景和，“是时拒吴明彻者多致倾覆，唯景和全军而还，由是获赏，除尚书令，别封西河郡开国公，赐钱二十万，酒米十车。时陈人声将渡淮，令景和停军西兖州，为拒守节度。”皮景和因全军得还而获赏，可见北齐中央更在乎军队实力的保存而非地失城陷。 同样加官进爵的还有纥干广，其墓志载“武平五年，南定淮肥，功居第一” ，“授直荡正都督、城阳县开国子。 寻授东豫州罗城镇城” 。所谓“南定淮肥，功居第一” 亦当属夸饰之辞。寿春失守后，皮景和及纥干广都被部署在淮北前线，他们的“ 功绩”，或许应从构筑淮北防线、阻止陈军进一步推进的角度来解释。
陈朝入侵淮南时，源彪曾向赵彦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国家待遇淮南，失之同于蒿箭。 如文宗计者，不过专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万人，风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旧将淮北捉兵，足堪固守。” 源彪指出了北齐需要构建的两层防御体系：使王琳募兵以战于淮南，令旧将在淮北捉兵固守。淮南失陷后，如何防守淮北成为北齐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时负责淮北防务的，除皮景和、纥干广外，还有綦连猛、段深等人。皮景和、綦连猛早在高欢时期就已加入阵营，段深则出身勋门，他们都属于“旧将” 的范畴。源彪言“ 令旧将淮北捉兵，足堪固守” ，说明他认为“ 旧将” 统领的部队可以胜任淮北的防御工作。 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面临陈军冲击，亦遭遇了一些土民暴动，但直至北齐灭亡，“旧将” 在河南淮北地域的防守还算比较稳固。
北齐在战略上对淮南、淮北的区别对待与两片地域的受认同程度相关。 事实上，丧失了淮南之地的北齐统治阶层并没有表现出忧虑和紧张，《北齐书·韩凤传》 载：
寿阳陷没，凤与穆提婆闻告败，握槊不辍，曰：“他家物，从他去。” 后帝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因愁为？” 君臣应和若此。
北齐末期是恩幸掌权的时代，将淮南视为“他家物” 的韩长鸾（凤） 即是恩幸的代表人物，其“军国要密，无不经手，与高阿那肱、穆提婆共处衡轴，号曰三贵，损国害政，日月滋甚” 。陈军入侵淮南正值祖珽被排挤、韩长鸾一伙独揽朝政之时。然而，穆提婆“庸品厮滥”，高阿那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韩长鸾更是对士人持有极强的敌意，“于权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冤酷，皆凤所为。每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 ，“若见武职，虽厮养末品亦容下之” 。“崔季舒等冤酷” 指寿春被围时崔季舒等被冤杀一事，学者普遍认为此乃韩长鸾杀戮政敌、清洗祖系残余势力的行动，当为确论。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祖珽时任北徐州刺史，不少被冤杀者，如张雕、刘逖，都曾任职于淮南。 并且，时任仁州刺史的郦伯伟也是祖珽党羽，《北齐书·祖珽传》 载“珽乃讽御史中丞丽伯侓令劾主书王子冲纳贿，知其事连穆提婆，欲使赃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陆媪”，此“ 丽伯侓” 疑即“ 郦伯伟”之讹。 这些信息显示出当时淮河流域地方官与朝内“ 汉儿文官” 的亲密关系。《祖珽传》还记载了其于北徐州抵御陈军的经过：“亲临战。 贼先闻其盲，谓为不能拒抗。 忽见亲在戎行，弯弧纵镝，相与惊怪，畏之而罢。 时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没贼，虽知危急，不遣救援。”穆提婆“虽知危急，不遣救援” 与皮景和顿兵淮口、不救寿春的行为十分相似。 由此可知，武平四年的淮南战事其实染上了一丝政争的色彩，韩长鸾“他家物” 之辞或许掺杂了其对淮南行政长官的敌意。
“他家物，从他去” 能否代表多数北齐人对淮南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后主的态度，其言“ 急时且
守此作龟兹国子” ，“唯当行乐，何因愁为” 云云，说明他对淮南的失守并不在意，而“君臣应和如此” ，也暗示后主与韩长鸾等人有着相似的认知取向。
不论是韩长鸾“握槊不辍” ，还是后主愿作“龟兹国子” ，其实都是胡化风潮弥漫邺都的反映。握槊“盖胡戏” ，“世宗以后，大盛于时”；来自龟兹等处的胡乐此时也 “传习尤盛” ，后主 “耽爱无已” ，这使得邺都笼罩在浮巧奢华、自由开放的氛围中。《隋书·地理志》 记信都、清河等河北诸郡之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 ，淮南等地则“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可见在南北朝时期，淮南风俗与邺都乃至河北都有着极大的差距。 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于河北的北齐主体人群自然容易与淮南地区产生文化认同上的隔阂。
北齐统治阶层对淮南的疏离在经济方面也有体现。 苏琼曾于皇建中任行徐州事，曾言“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 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 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淮禁” 通常发生在南、北朝以淮河为分界的时候，北齐于天保中期就已基本占领淮南，但在皇建年间甚至更晚，却仍有“淮禁” 存在，表明北齐高层并没有兴趣将淮南视为自己控制的土地。
多方面的疏离感又被北齐的军政体制和南北失衡的军事战略所强化。 需要驰援淮南的北镇兵士不曾在淮南长久驻防，因而不会对当地产生归属感，而只是将淮南视为军旅奔波途中的一站。同时，北齐统治者对晋阳军团的倚重更让这样的过客心态弥散开来，使淮南在大部分鲜卑人眼中始终是陌生的区域。
不过，北齐统治者并非完全忽视淮南地区的发展，其实也实施了一些提高淮南地位的举措。淮禁解除后，淮南在经济层面与河南、河北加深了联系。在行政上，部分淮南州郡的等级亦有所变动，这里以合州为例：按北齐官制，三等上州、中州、下州刺史分别为三品、从三品、四品。封子绘于天保七年任合州刺史，后转郑州刺史，“ 历宰州郡，所在安之” ，后又征为司徒左长史、行魏尹事，司徒左长史是从三品官，故合州、郑州刺史之官品当不超过从三品，推知当时合州应是中州或下州。
卢叔武在武成帝即位后“拜仪同三司、都官尚书，出为合州刺史”，都官尚书为三品，按常理度之，此时的合州当为三品之上州，等级较之天保七年有明显提升。从时间上看，武成帝即位前后的几年间，淮南地区无论是在经济交流还是政区建设方面都得到了重视，这与北齐对南战略由攻转守的调整相合，淮南的军事意义减弱，并由进攻江南的跳板转变为亟待妥善经营治理的国家领土。
然而，这些改变却难以产生深刻的影响。 “他家物，从他去” 的观念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淮南的低存在感长期发展的结果。北齐主体人群对淮南有着先入为主的疏远态度，这种感受成为他们作出相关价值判断的基础，不但影响了淮南地区的社会状况，还通过对“他家物” 的限定反过来增强了其本身的群体认同。 在后主统治后期，鲜卑勋贵与胡族恩幸的整合集团掌控了北齐的军政大权，他们不仅分享着权力和利益，也共享着一些心理认知，如对文化士族的敌视，以及对淮南战事的冷漠。 “他家物，从它去” 的疏离感因此进一步定型，并展现在武平四年的军事行动上。 源彪以“旧将” 守淮北的战略设想，以及皮景和、穆提婆等人相似的消极救援举动，也许都应该从此角度进行理解。
当然，当时也存在将淮南视为“本家物” 的人群，但他们却无法改变淮南的受认同程度。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其一，淮南本地人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扭转其他人群的心理认知。陶蛮朗的经历即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其墓志载：
晋朝迁改，因而土魏，莅民随官，仍住寿春。 ……齐主篡募淮南，英选江北豪家。 风力鸿龙，爪牙貔虎。 君于尔日诚谋果决，携剑应募。 内秉赤心，外甘勤苦，戎服所临，每有成效。 齐朝此州刺史王行台深相宠异，特申荐表，蒙敕授戎招将军兼袁水县，次南道行台历阳王，奉敕授平越将军。
陶蛮朗是“江北豪家” ，侯景之乱时曾积极配合齐军攻略淮南的行动。 北齐有州贡秀孝之制，所谓“深相宠异，特申荐表” 疑即指此。 从墓志表述可以看出，陶蛮朗的品性与淮南好武乏文的风气较为相符，或许也影响了他的后续发展。 直至齐亡，陶蛮朗的任官仍在七、八品徘徊，且不曾离开淮河流域。 征诸史传，亦难以寻见淮南本地人进入北齐核心官场、参与军政活动的记载。
其二，任职于淮南的北方文化士族与淮南本地人可能也想保持其疏离状态。 前言北齐曾有淮禁，而由于商旅之利丰厚，不乏违反禁令的事件出现，如崔季舒任齐州刺史时，就“坐遣人渡淮互市”。淮南地区是北齐的对南前线，边境之人多有交通，给地方官暗中敛财创造了条件，辛术、慕容俨、卢潜等行台长官均有赃贿的劣迹，而淮禁的存在，更使得他们可以借任官去官来往之机大肆谋利。
东魏北齐统治者一直将打击地方豪右视为要务，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是一代表性事件。不过，由于统治集团对淮南没有那么重视，较之河北及青齐诸豪，淮南豪族受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且北齐对初平之地的优待政策也使其得以恢复元气、积蓄力量。有学者曾指出，北齐“河清新制” 规定“诸为邑义，例听县置” ，限制了豪族利用佛教邑义在民间扩展势力。然而，当卢潜于武平三年离任扬州道行台尚书时，“ 扬州吏民以潜戒断酒肉，笃信释氏，大设僧会，以香华缘道，流涕送之”，幕后组织者疑即一些借送别卢潜之名义、大兴僧会以树立声威的地方豪族。 另一方面，卢潜也对当地豪族颇为照顾。
后主统治时期，淮南“征税烦杂” 、剥削横行，卢潜则“随事抚慰，兼行权略”，成为豪族的保护者。 由此可知，身为淮南行政长官的北方士族与淮南地方豪族其实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们从淮南远离中央控制的状态中获利，故并不排斥其他人将淮南视为“他家物” 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