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二十二，康熙帝下诏晓谕群臣，明确表示将复立（前皇太子）胤礽为储君；同时，康熙帝又分别派遣王大臣祭告了天地、宗庙、社稷，向天地祖宗汇报了自己将重立胤礽为皇太子之事。

当年三月初十，经过前期的周密筹备后，康熙帝以大学士温达、李光地为册封正使，刑部尚书张廷玉、都察院左都御史穆和伦为册封副使，持节前往胤礽居住的毓庆宫（皇太子寝宫，胤礽被废后依旧住在这里），将‘皇太子册、宝’重新授予给胤礽，复立其为‘皇太子’。

就在胤礽复立为储君的同一天，康熙帝大封诸皇子——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由郡王分别晋升为为诚亲王、雍亲王、恒亲王；皇七子胤祐、皇十子胤䄉晋封为淳郡王、敦郡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四子胤禵封为贝子（皇八子胤禩在此之前已复封为贝勒）。

康熙帝此举，是想要以复立皇太子、大封诸皇子来促进皇太子与诸皇子兄弟之间的团结，让他们以后能够和衷共济、兄弟同心，君臣相得。

但经过康熙帝这一次对皇太子的废而复立，以及圈禁皇长子胤禔、迁怒皇八子胤禩，清朝中枢的朝政局面已经大变、且无法再恢复以往的良性、均衡政治态势。

而经过康熙帝的这一番毫无意义的‘废储、立储’折腾后，诸成年封爵皇子们的势力和亲信党羽的凝聚力都大大地加强，而复立后的皇太子则因之前所遭受的权力地位上的严重打击、削弱，导致自己‘储君之威’大减、亲信势力寥落四散，太子党的气势逐渐羸弱，不再对诸皇子兄弟拥有压倒性的‘法统’优势。

胤礽复立为皇太子后，康熙帝的皇子们之间的这种政治对峙、权力抗衡之势，较皇太子被废之前愈发地显露，而当初诸成年皇子们还没有生出的夺嫡之心，在这个时候更是纷纷浮起，不可遏制。

所以，皇太子虽然复立了储位，但原有的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隔阂不但未能解决、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康熙帝与皇太子、皇太子与诸皇子、康熙帝与诸皇子之间的关系，也始终处在相互猜忌、提防、警惕之中（甚至不排除有皇子发动政变夺权的可能）。

在这种诡异、反常的政治气氛之下，很快，在清朝中枢内又发生了康熙帝严惩太子党以维护皇权不至于转移、甚至旁落丢失的事件——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四月，康熙帝议处了户部尚书沈天生串通户部员外郎伊尔赛，包揽湖滩河朔事例额外多索银两案。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康熙帝惊愕地发现，复立后的皇太子因为担心自己的本来就不稳固的储君地位有可能再次丢失，在不安和怨恨中，居然暗地里培植亲信死党势力、准备策划政变、逼皇父尽早让位。

因此，审明阴谋后的康熙帝在怒不可遏之下，再也不相信皇太子在复立后会‘痛改前非、法祖遵训’了，这对父子之间的矛盾，终于又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二十七，康熙帝突然动手，一举拿下了都统鄂善、尚书耿额、尚书齐世武、副都统悟礼等太子党中占据高位的关键成员，给了意图抢班夺权的皇太子最重一击；从此以后，虽然皇太子还未（二次）被废，但他在朝中的境遇和地位已经每况愈下，即将再次面临‘被废黜’的命运了。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康熙帝结束本年例行的‘巡视塞外之旅’，顺利返京；就在返京的当天，康熙帝便向前来迎接自己（以及随自己巡幸塞外）的诸皇子们宣布：“皇太子自从复立以来，恶习未改、狂悖未除，以至于大失人心，祖宗基业断不可托付于伊；朕已经奏明皇太后，现将伊依旧拘执看守。”

十一月十六，康熙帝将再废皇太子之事遣王大臣又一次告祭了天地、太庙、社稷，向天地祖宗们第二次汇报了自己‘不得已’再废黜皇太子之事。

从此以后，当了近四十年储君的胤礽永远地离开了皇太子宝座，在紫禁城咸安宫内度过了惨淡的、圈禁拘押中的下半生，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于五十二岁时黯然去世。

而在皇太子胤礽复立又复废这一段时间内，已经被革职、削爵、交胤禩严加看管监视的马齐，总算是吸取了之前的‘不谨慎、乱发言’惨痛教训，老老实实地在家中隐居思过，定时向看管自己的皇八子胤禩汇报生活近况。

不管外部太子党和诸皇子党的‘夺嫡之争’进行得多么激烈、火热，已经吃了大亏的马齐再也没有掺和进‘结党争储’的政斗中去（吃一堑长一智、学聪明了），只管在家静思己过、小心做人。

当然，康熙帝也是了解和认可马齐本身的办差能力的，再加上马齐从跌了跟头以来的小心和低调谨慎，康熙帝也看在了眼里，比较赞许；于是，在被康熙帝有意晾了一年、以观后效之后，马齐幸运地再次被康熙帝所起用，重新回到了仕途正道之中，又获重用。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二月，清朝与罗刹展开了互市贸易，而马齐当初在兼管理藩院时，就曾多次和罗刹官员打过交道、并管理过与罗刹的外交事务往来；所以康熙帝特别下旨，让已经赋闲一年多的马齐复出，重新负责与罗刹的互市贸易及相关外交事宜。

但马齐虽然重新出仕，可他大学士的职位和富察氏家族‘一等阿思尼哈番’（一等男爵）兼‘拖沙喇哈番’（云骑尉）的世爵，以及保有的佐领世职，康熙帝暂时还没还给他们兄弟；康熙帝这是在观察马齐兄弟的忠心程度和办事效率，再决定是否恢复富察氏之前在朝中的荣誉和地位。

为了使马齐不要得意忘形、再犯过错，所以在决定起用马齐时，康熙帝还特别下谕旨给予说明——‘马武、李荣保不必复职’；这就是康熙帝让马齐要小心办差、不可再次莽撞，并显示自己君权威严之意。

当然，不久之后马武还是很快复职了（李荣保则没有复职），这说明马齐与罗刹互市外交的差事办得很好，因此马武才被康熙帝再度启用。

康熙五十年（1711年），马武出任了内务府总管，后来又做到了镶白旗蒙古都统。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马武被康熙帝调到身边，担任管理皇宫及各园林的出入警跸要职，康熙帝晚年最为信任的侍卫近臣，马武就是其中之一。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马齐也被康熙帝授命为署理内务府总管事（与三弟马武同职），重新进入了朝廷重臣的行列。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五月，对马齐复职以来的忠诚和才干非常满意的康熙帝重新拜马齐为武英殿大学士，以示对马齐的信任和倚重（七年之前，马齐被革去武英殿大学士之职后，康熙帝没有将此职位授予任何人，直到七年后再授予马齐。）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马齐又出任了纂修省方盛典总裁官，这是康熙帝对这位多年以来勤勉忠勤事君的得力老臣的额外赞誉和鉴赏；在接见马齐之时，垂垂老矣的康熙帝不禁感怀万千地对他说：“尔居官勤慎，声名亦佳，但朕观各省督抚，其始未有不善而后多改辙也。尔若始终如一，不易其操，则善始善终、名节全矣。”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六十九岁的康熙帝于畅春园内驾崩，其第四子、雍亲王胤禛在康熙末年的‘九龙夺嫡’中获取了最终胜利，得以顺利继承大统，成为新帝，即清世宗雍正帝。

十一月十四，就在康熙帝驾崩的第二天，尚未正式即位的雍正帝便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武英殿大学士马齐、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隆科多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负责朝廷日常一应政务事宜，协助刚继位的雍正帝治理国政（雍正帝登基后，将兄弟们名字中的胤改为允，而允禩、允祥在本年十二月被雍正帝分别晋封为廉亲王、怡亲王，所以他们是‘总理事务王大臣’。）

另外，在康熙帝驾崩、雍正帝刚刚入承大统、还未正式继位之时，与雍正帝关系紧密、信任有加的负责畅春园禁卫警跸要务的马齐之弟、镶白旗蒙古都统马武（雍正帝年幼时，身为御前侍卫的马武曾对其多方看顾、关照过），则被雍正帝直接授予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之职，掌控皇宫禁军，继续负责之后的一切宫廷、皇家园林巡查保卫重责。

而对于当年在‘推选新储君’时支持允禩入选、与自己并没有深交情的大学士马齐，雍正帝在之前还未继位时，就大致得知当年这件事的内在缘由——马齐支持允禩入选新储君，确实是出于公心，认为允禩比废太子允礽更合适成为社稷的继承人；而推举新太子之事又是康熙帝自己亲口说的，马齐这样做，也是出于‘忠君、勤王事’的初衷，与佟国维、阿灵阿他们意图借此谋夺权位的心思是完全不同的。

再加上马齐是武英殿大学士，文武群臣中的顶级人物，还侍奉康熙帝数十年勤勤恳恳、少有差错（推举新太子之事不算啊），雍正帝自己又是新承大统、根基不稳，所以必须要依靠得力老臣稳定朝政、维持各方势力平衡，以平息内外异议，顺利度过权力交接阶段（雍正帝的继位过程实在是疑点多多，难以服众）。

于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十二月初三，康熙帝梓宫灵柩由乾清宫移至景山寿皇殿停灵之时，雍正帝以在此期间的各项丧仪进行、完成顺利为由，下谕旨嘉奖办理国葬典仪的总理事务王大臣允禩、允祥、隆科多、马齐，及贝子允裪等人，并特别给马齐下达专门的夸赞谕旨：“马齐任大学士二十余年，甚属敬谨宽厚，皇考出巡，每常随从，殊为出力。此番大事，又公同善为办理，黾勉勤劳；着命其承袭其祖哈什屯世职（‘一等阿思尼哈番’（一等男爵）加一‘拖沙喇哈番’（云骑尉）），加赏给一等阿达哈哈番（一等轻车都尉），合给世职二等伯爵，世袭罔替。”

之前马齐的祖父哈什屯因功获得的‘一等阿思尼哈番’（一等男爵）加一‘拖沙喇哈番’（云骑尉）世职，后来由其子、马齐之父米思翰承袭；而米思翰去世后，其幼子、马齐四弟李荣保承袭了其祖、其父留下来的‘一等阿思尼哈番’（一等男爵）加一‘拖沙喇哈番’（云骑尉）世职。也就是说，哈什屯、米思翰这一系的富察氏世袭爵禄职位，在马齐这一辈时，是由家族幼子、他的幼弟李荣保所继承的。

但雍正帝继位后，却改变了富察氏家族的世职承袭伦序，不但没让受马齐牵连的李荣保复世袭爵禄（当初李荣保被马齐‘妄言立储’之事所牵连，世袭的爵位和佐领世职都被革去了），也没让马齐长兄马斯喀的后人或者三弟马武袭爵，而是改以马齐来承袭祖上的世职，并进一步晋升其为二等伯爵；这就可以看出，为了拉拢群臣（或者说树立君臣相得的榜样），雍正帝对马齐这位老臣的态度，可谓是恩宠优厚、信任有加、推心置腹了。

关于马齐在雍正、乾隆两朝的宦海经历以及人生历程，下一篇文章继续为大家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