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大地震为何也是到处倒楼？腐败、建筑和人祸

土耳其南部2月6日凌晨发生7.8级强烈地震后，在当地下午再发生7.6级强震。截至目前，已发生超过120次余震。接连强震导致多处楼房倒塌，土耳其副总统福阿德·奥克塔伊2月6日说，当天发生在土耳其南部的强烈地震已在该国造成2379人死亡、14483人受伤。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在土耳其阿达纳省当地多栋房屋完全坍塌，救援难度很大。

一、有组织越轨

1999年8月和11月，两次大地震袭击了土耳其西北部的Mamara和Düzce地区。破坏性最大的是Mamara大地震，瞬时强度高达7.4级。三年后，又在土耳其东部的Bingl发生地震(7.2级)。在这几次地震中，共有4万多人死亡，摧毁了30多万家庭。有观点认为，每次地震后造成的巨大人类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政府和行业腐败、严重过失，政府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政府精心策划的有组织越轨)。正如Olson和他的同事所认为的：“不管怎么说……通过公共决策过程，社会政治体系有权决定谁将拥有多少生命安全，以及谁会为此买单。总而言之，这才是最重要的。”尽管Olson等人考察的是加州奥克兰市相对透明、合理的地区民主决策，相似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土耳其的政治决策过程。然而，本文所要论证的是，土耳其的许多决策、作为和不作为实际上是有组织的越轨，当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时，就构成国家犯罪。Green和Ward识别出六种将自然灾害理解为国家犯罪的国家有组织越轨：系统性的腐败、国家与公司犯罪相勾结；政府与其精英的非法行为沆瀣一气；战争罪；过失；灾难后的掩饰。本文将分析土耳其地震中的这些因素。

二、政治经济

为了解目前所关注的土耳其糟糕的建筑实践、腐败肆虐以及有组织越轨的根源，有必要简要地考察1980年代土耳其政府在实施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在1980年代的政变后，Turgutzal总理为土耳其经济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打开了大门，实施了取消贸易保护主义和公有土地私有化等政策。Keyder认为，“由国家精英主导的经济自由化，以及不情愿、不彻底的拒绝民粹主义者的干预，是形成自我规范的市场的前提条件……在土地方面，法律的发展促成了这个条件的成就，也使资本主义的企业有可能在建筑领域加大影响，并相应的出现了大型的建筑企业”。

Aybar和Lapavitsas指出，“在自由化过程中，腐败大行其道，表现为拥有特权以获得公共采购、取得无保证的贷款，以及向政客们行贿等”。

他们认为，尽管土耳其的统治阶级从上到下已彻底腐败，那些“与国家最紧密联系的人”是最腐败的。

除公有土地正经历私有化外，形形色色的敢于冒险的企业和个人，仰仗着民粹主义政府，在未开发的公有土地出售前，在地上造房子。这些建造非法房屋的行为将在大选前得到赦免。开发者对此心知肚明，便肆无忌惮，因为政府会颁布建筑赦免的法令。他们或是允许在目前的开发基础上建造更多楼层，或是许可将承受大量未经授权房屋开发的公有土地出售给个人或公司。

土耳其为了鼓励企业家，取消了数以百计的限制性规则和规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没受过学校教育并且没钱的土耳其人，做什么生意可以发财?许多人选择开建筑公司，依靠当地政界朋友的帮助，赢得承包的机会。”如果要给出一个违规行为的范例，非Veli Ger8莫属。作为一个承包商，他在1999年Marmara地震后成为政府的主要替罪羊：“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感到有罪……我当然同情那些受害者及其家属。然而，我却成为替罪羊，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六年前，开始建造位于Yalova的Baheket建筑群时，我显然对建筑没有任何概念。我曾攻读文学专业，因此我是诗人而非建筑工程师。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施工地点时，看见工人们正在用海边的沙子制造混凝土。当时我就过问此事，建筑师回答说这完全正常。只是我到后来才得知，这么做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是危险的。于是，我下令停止这种令人厌恶的做法。不幸的是，工程已完成过半。”

有可能在任何地点随意建造，却没有足够的规范加以限制。这种放任的做法会在未来15年内愈演愈烈。地震后，针对工程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999年灾难中，显然有不合比例的新建房屋倒塌。该结果表明，zal政权在1980年代采取的自由化和非规范化的措施和其后大量存在的劣质房屋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在伊斯坦布尔，大约有65%的房屋是非法建造的，这些工程不受法律规范的约束，已是人所共知。许多非法建筑叫gece kondu，其字面的意思是，为解决买不起房子的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工的社会住房。针对土耳其建筑业大范围的非法状态，Keyder作出了合理的总结：“在某些情况下，房屋建造在公有土地或是归私人所有的土地上，而实际结果是擅自占用土地；在其他情况下，违反区划规范，将房屋建在耕地或留用作公园用地(绿色区域)的土地上；或者是在建造的过程中，不遵守市级条例，没有适当的检查和许可，忽视有关当局制定的工程、卫生、外观、居住方面的标准。”

土耳其有70%~80%的土地属于国有(然而，在城市，私有土地的面积超过了国有土地的面积)——这是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近代土耳其共和派民族主义理念的传承。“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所有土地视为归属于国家，除非经过明确承认属于私人或基金会所有。正在耕作的土地，只要交纳了其应缴赋税，就由耕种者占有(用益权)。从国民的角度来看，应当将不动产从国家所有的范围内区分出来，以防卫国家的侵犯，因为他们可能随时会失去不动产，而使其重新归于国家。于是，不动产的安全依赖于权力的平衡和侵占者的策略。”

由于亚美尼亚人遭受了种族灭绝，其他少数族裔土地所有者(犹太人和希腊人)离去，1956年土耳其有大量土地无人认领。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现代土耳其的土地所有权。然而，由于地主不在国内，或是个人没有在特定日期办理登记，大片土地归给土耳其财政部。土地商品化曾在意识形态上被视为可憎恶的理念，尤其是广泛地将个人侵占国有土地视为公民权利，与权威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原则格格不入。Keyder认为，作为一种交易的保护关系(clientelist relations)，“会导致向政治决策者求助，其动机不纯。如果保护(patronage)成为一种有效的机制，划拨公有土地以及向新移民分配公共服务的规则就必定出于故意的模糊不清。这是因为，在广而告之的规则支配下，简单的分配或划拨将排除特殊的交易，而政客正是通过这样的特殊交易成为新的城市化群体的保护人”。

本文作者和他人合作对Marmara地震进行的研究能很好地解释上述现象。1989年至1999年间，Esenyurt市长Gürbüzapan向他的朋友和家人保证赢得一项利润丰厚的建筑投标，以“未授权房屋防止法”的名义征收个人所有的土地，再卖给开发者。于是，为了索贿，他积极推动未授权建筑；同时，通过帮派威胁那些敢于向这种做法挑战的人，并创建“基金会”，如Esenyurt公共工程与发展基金会，鼓励要求提供市政服务的个人开展捐赠。

非法建筑的出现清楚地表明了政治气氛。如果地方当局指出，选举即将来临，因此不实施市政规划条例，这预示着超过标准的多余楼层将会大量涌现。Keyder指出：“出于政治的原因，警察不大可能拆毁有人居住的房子(哪怕只是拆了一半)，因为摄像头正在捕捉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场面。”

于是，在平民化的保护主义(populist clientelism)框架下，土地的国家所有及其惯常不受规范限制的非正式划拨，为土耳其官员的操作提供了便利。他们出于自己的选举目的，通过任意分配服务、发放执照和许可，通常无视建筑问题的存在并非法授予特权，进而获得民众的支持。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官员的决策给不得不居住在危险建筑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建筑业和土耳其国家之间的关系符合Kramer和Michalowski做出的“由国家提供便利的国家——公司犯罪”(state-facilitated state-corporatecrime)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政府由于也具有有组织的目的而无法“限制越轨的商业活动”(下文将专门讨论)。

三、致命的腐败

众所周知，建筑业中的腐败已成顽疾：“无论什么事最终依赖于地方政权和市政当局，这些机构大多是腐败的。”市政当局发放三种许可证：设计许可、基金会许可和占有许可。因此，腐败的空间很大(与地震工程师Nuray Adinoglu教授的私人会谈，2000年12月18日)。土耳其权威的地球科学家之一AykutBarka教授描述了建筑业中支撑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网。他指出：“这是市政当局的控制……我的意思是，当你以承包商的身份去政府办事，你得有老乡关系(意味着因来自同一个市镇而得到照顾)。你若想得到这份差事，你得有老乡关系或是隶属于同一个党派。你的能力却排在第二位，或是第三位。”(私人会谈，1999年12月)2000年11月，声誉很高的土耳其研究所TESEV，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人们对腐败的看法和态度的调研活动。共有3000多人接受了采访，其中有25%的人声称，他们或他们的亲友曾接受贿赂或礼物，用以换取在1999年的全国大选中为某一政党投票的承诺。

一位权威的建筑师指出：“市政当局腐败，我有很多办法买到市长的职位。国家已经从下到上彻底腐败。”(私人会谈，2001年11月13日)以1999年Marmara地震中遭受最严重打击的地区为例，那里的市长顾问评论道：“工程的管理者们收受贿赂，我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没有工程监测……项目的工程师、监察者、在工程合同上签字的技术规划审批者都是同一个人。”(私人会谈，2001年7月，Degirmendere)。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方面的证据；在对地震后损失惨重的一个市镇的建筑监察中，进行监察的该市工程师指出，我们路过的一个房子没得到批准就造起来了，“因为市长想要这么做”，建筑师会在事后批准(私人会谈，2001年)。

四、建筑特赦

在土耳其，建筑特赦是国家提供便利的越轨最明显的表现形式之一。实际上，建筑特赦是地震灾难和以往许多自然灾害的导火索。1948年至2001年间，尽管专业团体(比如土耳其建筑和工程组织)强烈反对，土耳其仍然宣布了12次特赦(Cumhuriyet， 2001年8月17日)。2001年，土耳其政府曾酝酿再次宣布建筑特赦，但没有得到广大市政当局、专业团体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土耳其总统Ahmet Sezer破天荒地否决了这项法案。他声明：“特赦，和那些认为违反建筑法程序实施犯罪没什么大不了的人，正在使我们的生活遭受难以遏制的巨大损害，这多可耻啊!”(Ahmet Necet Sezer， Cumhuriyet引用，2001年11月8日)。

一次次地宣布建筑特赦的做法取消了许多正式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本该适用于不严谨或未受训练的承包商。此外，反复特赦还为不在安全土地上施工提供了保障。将房屋建造在淤积的土壤上、翻造的土地上、河床上、洪泛平原上、滑坡地带，以及在地震时易液化的地域，却不受惩罚。宣布特赦后，非法建筑被合法化了。开发者从售出的房屋中获利丰厚，而建筑监管者的要求，比如合适的建筑材料或充分抗地震的设计，却没能得以落实。对建筑业的影响表现为：“开发者不去寻找更好的建筑师或设计公司，而是偏爱那些迎合开发者口味的公司，尤其是在利润方面。开发者所理解的建筑成本来自于预计报表，而后者却以以往的项目为基础。他固执己见，认为设计应当与这种预计报表相符，而这种做法与标准程序背道而驰。”

除了对非法土地的特赦外，还有对合法所有土地上的非法建筑的特赦。据一位非常受人敬重的建筑师透露：“整个制度就是这么运作的。你能把房子造在一块未获授权的土地上。如果你付给市政当局合理的钱款，他们就不会在意这个建筑，你就能建造。但如果有人举报，他们就不得不开展调查。于是，作为所有者，你就遇到麻烦了。有时候，你可以通过给举报人钱(通常是邻居)来解决这个问题。”(私人会谈，2001年12月)。

还有些特赦，特别针对在已授权的房屋上建造多余楼层。Noray Aydinogˇlu声称：“在1967年的地震中(在Adapazari)，有不到100人死亡。当时，该市四层或五层的建筑并不多。”而Adapazari禁止建造超过两层的房子。1967年地震为里氏7.2级，89人死亡，235人受伤。1980年代初，建筑业兴起，Adapazari成为接收土耳其更贫困地区移民的主要城市之一。为容纳新到来的人口，该市在开发新住房方面承受了很大压力。出于形势所迫，承包商建造了许多突破两层限制的房屋。据一个地震幸存者讲述：“当时，我们称造这些房子的人、买房子或租房子的人为‘疯子’。我们忘记了过去。甚至也包括我自己。我从1967年地震中活了过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我的房子上加盖了第四层。”

受访者作为土耳其最资深和最受人敬重的地震工程师之一指出，在宣布特赦前，未被占有的公有土地、森林和集水有时会以低价出售或出租。非法开发该土地的个人就能以象征性的价格将其买进，然后在公开的市场上再合法地出售给买方。这种土地侵吞方式系统性地存在，包含着与国家关系密切的有组织犯罪因素。一位城市规划的管理者指出，这种做法现在有些行不通了，因为近来的公共设施私有化进程要为任何“关系”事件在法律上负责。政府在2002年就已通过法律将公有土地和未授权的房屋规定为公共设施。

1999年地震后，幸存者报告了为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分配房屋过程中的腐败行为：“有很多‘熟人’(torpil)。市政当局把最好的房子留给了他们的技术人员，却将全部底层房屋分配给地震幸存者。地震幸存者怎能住在一楼呢?大多数住在一楼的人处在废墟之下……地震后的分房是摇号产生的，但我认识的人却都住在一楼。这个制度里肯定存在某些不公正。好房子都到与政府部门(Valilik)有关系的人那里去了。很多人拿了钱，就允许将他们的房屋鉴定报告由“中级损坏”(orta hasarli)改为“初级损坏”(azhasali)。在Yalova，没有信得过的房子。

五、保护主义、腐败和地震灾害

有关土耳其腐败和决策的文献显示，有必要区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并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以利于理解腐败的主-仆效忠关系的运作对1999年Marmara灾难和对1999年Bolu/Düzce及2003年Bingl灾难的影响。

一项针对土耳其全国范围内城市居民的调查比较了中央和地方，其结果显示，尽管所有级别的政府都被认为严重腐败，但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更腐败。这个结果与现代中央国家(根据军队和官僚机构界定)和历史上的农村周边地区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紧张关系相符。“一方面是压迫、冷漠、遥远的官僚精英，他们无法理解地方的问题，而是希望拓展西化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公民身份，却缺乏足够的手段进行沟通。

另一方面，村落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对国家和社会反应冷淡。因此，尽管意识形态上存在矛盾且逼迫，使地方融入中央的仅有的办法是使用现有的名人，笼络他们，将其纳入政治体系，并使其加入共和民主党。”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将腐败视为，政府把地方政治网络连接到国家政府框架所固有的组成部分。因此，腐败已成为土耳其国家组织的主要特征。

Adaman和arkoglu认为，尽管土耳其引入多党选举制后明显鼓励并发展了政治参与，“却没能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创造出一个有活力的机制”。许多土耳其评论员指出，不妥协的保护关系，亲属、宗教、种族以及小规模投资者网络的力量，损害了更大范围的参与和政治透明。Adaman和arkoglu还发现，很大程度上，土耳其的城市人口已将政府的腐败内化，并照此操作。在非法建房方面，与这种内化伴随着的是建造并居住在gece kondu的人对这些建筑产生强烈的情感依赖。

因此，滋生危险、非法房屋的腐败行为不大可能遭遇挑战，甚至在地震前面临巨大风险的人也不会去质疑腐败。2001年9月，有报道显示，在地震损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Yalova，当地官员“掠夺”了供修缮受损房屋的国家合同。MHP的Yalova省主席Erol Tatar，副市长Birol Aslan，(ANAP)和MHP的前市长候选人Turgut Yuksel未经投标，就拿到了建筑合同。

六、过失、建筑失败和缺少政府管理

“地震本身仅仅是自然能量的释放。除非地震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否则将不会成为一场灾难。”2Coburn和Spence强调了地震和不安全建筑之间的关系，将其界定为对地震灾难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一位权威的土耳其地震工程师声称：“如果我们的房子是高质量的，也许只会死亡200~300人，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数千人死亡。”大规模建造危险建筑的现象，其原因应从政治上剖析，而不是仅仅从建筑业的缺陷上探究：“在面对地震或其他来自自然或技术灾难的危险时，政治体制通过各种作为或不作为决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生命安全。可以说，建筑规范上的决策对生命安全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决策至少在概率上决定了在最终的灾难中，谁死亡，在哪里、何时以及怎样死去。”

Olson等人认为，发生在加州奥克兰市的Loma Prieta地震与违反建筑规范没有多少直接关系，而更多的是源于主要角色(专业团体、政府和工业)的“核心价值”之间的权衡。在土耳其，在相同的重要角色(专业团体、政府和工业)之间进行交易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过程，而违反建筑规范则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然而，在土耳其，为了追求国家的组织目标，中央政府在惩治践踏生命安全价值的过度交易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所滋养的保护主义和腐败将这些交易制度化、合法化。国家的优势体现在两方面：保护主义对地方腐败横行听之任之；反过来，腐败为提供大量廉价的房屋保驾护航。

因此，土耳其通过腐败，这种廉价的、转移的方式，“解决”社会的房屋供应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是腐败催生出国家的组织目标，并能够解释为何腐败是可以容忍的。人们也可以将腐败视为服务于另一个主要的组织目标———维系土耳其的完整。保护主义所带来的政治稳定，以及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下所滋生的腐败，也可将这些视为一种内在的目标。“所有的人都在问我，‘下次地震是什么时候?’……我们无法预测地震，忘记这个想法吧。如果人们有可靠、安全的住房，谁还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呢。”(Aykut Barka教授，地震学家，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1999年12月。)

国际工程调研队调查了Marmara地震，所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损害规模可归因于缺乏足够的工程设计、缺少行业监督和质量保证，以及国家的懈怠。更特别的是，他们发现在Adapazari，Izmit和Yalova地区所遭受的严重灾害，可归咎于土壤的属性(包括松散的泥沙层，松散的有机粘土层)、工程设计不足，在许多建筑内拆除墙体后支撑弱化，所使用的劣质水泥，没有足够的修补人员，以及将房子建于Izmit海湾的海滩上。最适合上述劣质土地条件的地基是很深的基底或桩基(主要结构)，然而调查队却很少发现这样的地基。此外，本该对所提交的设计进行严格的监察。然而，大部分考察过的损坏结构，其设计的地基是空的，且几乎不注重地震载荷。

土结构相互作用(SSIs)显著促成了地震地区建筑物的毁坏。Adapazari，Glük， Avcilar和Sapanca尤其受到了土体液化的影响。土体液化意味着，出于地震的摇动，饱和的淤积物质像液体一样运动，致使建筑沉降。比如，位于冲积平原的Adapazari，当地的地下水位与地表非常接近，一些建筑物沉降超过1.5米，液化影响了许多城市的大部分建筑。多层建筑比附近的单层建筑沉降得更厉害。显然，该地区的建筑设计没有考虑土结构共同作用和液化的影响。一位地球物理学专家声称：“不能在这些地区造房子。他们应当在附近的高地重新建造(Roger Bilham教授，New Civil Engineer，1999年9月16日)”。然而，地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则声称，唯一的安全策略是重建这座城市。Adapazari市长指出，正在酝酿新的安置区计划。Green等人察觉到，重建旧Adapazari城的工作持续进行。

土木工程中对深钻孔的监测本该向承包商、咨询工程师和市政当局揭示出土壤条件中固有的风险。调查工作清晰表明，未曾实施监测，或是曾监测但未达到合理标准，或是为了更加有利可图的建造而忽略了监测结果。据一位曾为Adapazari市政府工作过的地质学家透露：“在地震前的Adapazari，我们没有进行过任何土壤测试，但我们知道这里存在液化问题，是土壤的问题。我知道这些，因为我是地质工程师，我有消息。但市政府不掌握这些建筑消息……在地震前，他们不知道土壤是否安全。”

国际调查组提出建议，以后应当为房屋建设提供充足的区域规划，加以建筑控制，把地基条件和潜在的危险考虑进去，这样做非常重要。许多房屋建造得十分靠近海岸线，这令人难以接受。在由填筑地形成的Glük海岸，与地震有关的现象，比如因液化而使土地沉降，海水吞没了长达30米的海滨上的几排咖啡馆和平房，有150500人被淹死。如果没有深埋桩基础，在由填筑地形成的海岸线上建造住宅将特别不安全。然而，在建筑物中，却没有发现这样的桩基础。

此外，许多建筑或者建造在断层线上，或离断层线特别接近。一些建筑物被断层的裂断撕扯开来，形成了平均约有三米的偏移(EERI，特别地震报告，1999年10月)。一位建筑师曾受委任，重建在地震中受损的Degir mendere市长办公室。他感叹道，这位市长本来想把他的办公室建在远离Marmara海岸线的市中心区域。建筑师却认为海景更重要，哪怕在该地区的海岸线建造房屋的危险是固有的、并已得到证实。

尽管地震学家、工程师、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持续发出警告，中央政府对实施法律保护生命安全故意保持冷漠：“这些法典和开发区法是由公共工程和建筑部创立的。然而，实施这些法典和规章的责任却并不在该部，而是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却不向该部负责……由此可见，应负责任方和制定规则方是分离的。这就是执法不严的主要原因。(Polat Gülkan教授，METU，TDN引用，1999年9月17日)”据城市规划部门负责人提供的报告显示，1998年的开发区法(the 1998 Development Act(3194))没有规定公众参与的机制。该报告明确指出，地区利益集团(私人开发者和承包商)垄断了城市规划进程，包括决定开发哪块土地，何时开发以及如何开发，并能抬高城市土地的租金。建筑协会秘书长、安卡拉中东科技大学副教授Abdi Guzer认同上述观点。他分析了所谓的“部分计划”，即规划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个人开发者。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规划和开发的依据不再是人口的需求，而是“开发者的技术能力和项目所能带来的收益”(Abdi Guzer，TDN引用，1999年9月17日)。

Abdi Guzer认为，中央政府无法规划土地使用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想在地震区域建造房屋，不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性的，我们不知道要在哪里建造。我们在这些区域没有合适的规划。”(TDN引用，1999年9月17日)来自行业的声音是一致的：“我们知道这个错误遍及该区域。这里过去多次地震，最近的一次是1967年Adapazari地震。因此，这显而易见，从地理的角度分析，我们知道该地区存在这样的风险，但结果显示，这里的开发完全没有规划。”(Haluk Suguoglu，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METU)1

尽管1997年《土耳其建筑抗震设计法》(the 1997 Turkish Earthquake Resistant Design Code)是一部高质量的立法(与旧金山的那部地震法相似)，在1999年和2003年，该法提供的保护却微乎其微。据土耳其地震工程师的说法，在土耳其的所有建筑中，符合1997年法的还不到25%。土耳其没能在地方当局层面建立管理机构，而这样的机构本该“评估设计和统计、视察在建工程、对不遵守规范的行为拥有惩罚权，并有权勒令停建不合格的未竣工建筑。”许多地震工程师、建筑师以及城市规划者指出，中央政府对实施由其制定的法律未能承担责任：“(公共工程与建筑部) 想要躲避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地震问题。他们只管重建，城市的防震工作却无人问津。”(Nuray Aydinoglu，地震工程学教授，Kandilli Rasathane Bosphorus大学)

如前所述，建筑和规划的失败不仅仅是贪婪、缺少培训、腐败或公务员慵懒造成的结果，而是由于政府的失败，是政府刑事方面的失败———故意逃避实施充分的城市和灾害规划，故意规避监管和执法。这种做法源于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文化，喜好腐败交易，进而为灾难创造了条件。

七、培训匮乏———国家过失

影响“生命安全”的国家不作为或过失，其另外一个特征表现为国家对有资格的工程师进行培训的方式。在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当时的建筑是高质量的，符合高标准，这要归功于对有资格的劳动人口的教育。

与之相比，20世纪末的土耳其建筑业则相去甚远，培训匮乏，没有监督，不受约束。对工程师和建筑者缺少足够的培训，在地震灾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土耳其，培训工程师要经历4年制的本科教育。在培训后，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会立即拥有合法的权利，为任何规模的建筑工程承担技术责任。在调研过程中，接受采访的学术界地震工程师都高度关注这种现象：“作为土耳其的，也是国际的毕业生，他们于同一天将毕业证书塞进口袋，根据(《3158号开发法》)有资格作任何项目，成为任何项目的技术专家或项目管理人(fenni mesul)……没有人会告诉你：‘停下来，我的朋友，成为项目工程师可没这么简单，你需要精通地震工程和建筑技术，并对你的工作进行评估’，或是符合其它类似的要求。然而，在现实中，只需要找到城市的区级登记办事处，将自己登记在建筑工程事务所，再从城市委员会得到一个号码，这些就足够了。”

在建筑业领域内，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保障安全的职业文化。比如技术专家或项目管理者，他们没有视察建筑工地的义务，只有当工人在那里被杀害时，才会到场。“在土耳其，工程师只要有文凭，不论工程的难度(理论上的)有多大，都可以在项目上签字。在土木工程领域，没有确立起专家身份。这在实际上使得工程师和其他专家，正如(政府)官员那样，得到了完全的豁免。”

培训不足在地震之后也暴露无遗。临时建立起来的咨询与监察事务所(CCE)，负责确认受地震影响的房屋的损害程度。500多位建筑师申请去那里工作。该机构在伊斯坦布尔的负责人Cemal Gke声称：“但我知道，我的大部分同事从未草拟过任何规划。他们不应该仅仅因为在政治上与公共工程与建筑部关系密切就允许这些人开办事务所”。(TDN引用，1999年10月29日)

大学培训的质量在不同的院校之间相差很大。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他人组成非政府组织，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Yüksek Ogretim Kurulu， or YK)的批判愈发强烈。他们认为，主管部门对学者的晋升监督乏力，使一些学者得到了本不该得到的职位，或者至少是不以学术水平分配岗位。YK建立于以军事结构为框架的1982年会议之后，该机构的宗旨之一是保护“土耳其的整体福祉，有助于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土耳其《高等教育法》第4条)”。由于土耳其打压学术争鸣，不允许针对政权的学术批判，保护关系而不是自身价值决定了对学者的任命。“土耳其长期以来需要有资质的建筑工程师，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寥寥无几。然而，每年数百名青年人怀揣成为建筑工程师的梦想，被大学录取，到我们的大城市就读。似乎这还不够，不负责任的官员们出于选举的目的……继续开办建筑工程院系。在这些院系中，专业领域并不重要，能找到一两个知名的学者足以。只有几个资深的建筑师站讲台，主要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于是，学生们就这样毕业了。大学如此胡乱教育，还四处颁发文凭。”

八、镇压、被迫移民和易受伤害

针对由极端地球物理事件所引起的巨大灾难，Green和Ward将国家的极权属性(同腐败和贫困一起)，视为预测和评估易受损害程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在1999年，镇压、强制移民和危险建筑一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不得不承认，土耳其同位于其东南部的库尔德分裂分子展开的惨烈战争，与这种复杂的局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土耳其在其东南部诸省打击恐怖主义，迫使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到境内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生活。在Bing l， Elazig，Mardin， Siirt， Van，Adiyaman，Batman，Bitlis，Mugla，Diyarbakir，Hakkari，Sirnak和Tunceli，人们至少从1987年起就活在紧急状态的统治之下。

这个时期充斥着镇压、恐吓、暴力、经济剥削以及对一系列自由的限制。2003年的Bingl地震惨案，在地理上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那次地震中，85名儿童死亡。当时，孩子们正在国立学校的寝室里睡觉。显然，战争以及土耳其对其东南部大量库尔德人口的政治剥削，导致了这起巨大的灾难。Bing觟l是一个贫困地区，长达15年处于紧急状态。将国家财力用于战争，打击库尔德起义者，以及维持国家机器的镇压，造成该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在学校睡觉的孩子大部分来自没有当地学校的村庄。他们在学校寄宿，是因为土耳其政府没能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进行投资。一个遇难者的叔叔告诉《卫报》记者：“这些黑心的建造者让我感到愤怒。他们为孩子们设置了这样的陷阱，政治盟友却使其免于处罚。”(《卫报》2003年5月3日)于是，形成了几十万国内移民，许多是土耳其“焦土政策”的受害者。他们背井离乡，为了寻求经济和社会上的安全，来到伊斯坦布尔、Marmara地区、伊兹密尔(Izmir)和安卡拉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

来自于东南部的库尔德移民逃离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悲惨境地，孤注一掷地想要找到栖息之地。而Izmit海湾附近一些繁荣的工业中心，如天然磁石般吸引着他们。因此，被迫漂泊异乡的人们认为，那些廉价、非法、乱糟糟的大片住房，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重获自由和安全的避难所。然而，实际上，这里是他们的坟墓，因为国家故意对此置若罔闻，迫使他们第二次受害。

九、土地黑手党：政府、建筑和有组织犯罪

犯罪人对官员和“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对土耳其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施加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建筑业依赖于国家的批准和许可，使其自身处于各种形式的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漩涡之中。

Tom Behan研究了意大利南部的有组织犯罪和非法建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非法建筑不仅降低了生活质量，还在社会和政治上为支持有组织帮派———特别是1970年代在混凝土和建筑上投入巨资的Camorra帮派，提供了经济基础。1980年，发生在那不勒斯城外的地震使30万人无家可归。“腐败的行政管理者很快就发现，可以将许多建筑认定为遭受地震损坏，趁势利用国家灾难基金，大发国难财。”

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在政治上，两国具有保护主义、地方性腐败、政府不稳定和有组织犯罪等相同的特征。此外，两国还同样易受大地震的威胁。1996年11月，在土耳其西部的Susurluk附近发生了撞车事件，揭露出有组织犯罪成为土耳其一部分的本质和程度，体现为政治杀手、毒品走私者、极右翼帮派和执政的官员、国家安全机构人员关系密切。这些有组织的罪犯，对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发动影子反恐战争(由土耳其政府官员支持，正如Susurluk所显示的那样)，于是就得到了政府的保护，促进一系列非法商事企业的发展，包括毒品、为讨债而敲诈勒索，以及绑架(Turkey Update 1998年)。非法土地划拨就是其中之一。

当对土地和房屋建筑有很大需求时，就会出现一部分土地的非法供给，土地黑社会将这些土地卖给其他人。

重要官员的亲属，比如前总统Süleyman Demirel4和前总理Tansu覶iller长久以来牵涉土耳其土地黑手党的活动。据说，“土地黑手党”根植于gece kondu体系，他们与地方和国家官员根深蒂固的联系表明，在更为重要的政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问题得到系统的解决之前，规划和建筑方面的改革只会对土耳其人的生命安全产生微小的影响。

十、Koray Aydin 案

2001年8月22日，安卡拉国家安全法院的公诉人对右翼民族主义的Milliyet觭i Haraket Partisi(MHP)和公共工程和建设部，针对其在国家投标，尤其是为Marmara地震幸存者发起的国家建筑合同投标中可能存在的腐败，发起了名为“战利品行动”的调查。公共工程和建筑部部长Koray Aydin，由于涉嫌在受灾区域重建中挪用公款，经常成为媒体批判的对象。地震后的5个月，Aydin和他的父亲创办了一家销售建材的公司。据说该公司强迫为地震幸存者永久住房进行建筑投标的公司向其购买材料。

一开始，总建部的部门管理人因涉嫌在投标中让一些公司受益，以及将关键资料从档案中拿走使竞争对手失去资格，正在接受调查(《土耳其每日新闻》，8月23日)。就在地震刚结束之际，负责建筑的部长曾与Aydin就后者决定为地震幸存者建造预制房屋而非永久性房屋一事，进行论战，尽管国外专家提供的证据显示预制房屋的标准更低并会导致成本无效。

2002年3月，安卡拉高等法院首次审理该腐败案，迫使Aydin于一个月前辞职。然而，土耳其议会当时决定不追诉Koray Aydin。公共工程与建筑部的361个犯罪嫌疑人(其中有13人在审判开始时处于在押状态)却于2002年3月27日面临刑事指控(《土耳其每日新闻》，2002年3月28日)。

2004年11月，针对投标分配、银行改革和能源项目中的腐败，议会结束了冗长、广泛的调查。此后，土耳其议会投票，决定审判Koray Aydin，罪状是其所在部委在投标中的腐败，不追究投标中的欺诈和来源不明的个人财富积累(法新社，2004年11月9日)。

十一、中央政府

本文所面对的挑战之一是，在明显有罪的贪婪的承包商草率、非法的行为外，如何解决归责的问题。明显的、系统性的政治腐败、国家———公司犯罪、追求公开宣称的目标而出现的重大过失，以及灾后的掩盖行为表明，灾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犯罪。

在对地震做出准备的责任方面，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问题。Kandilli地震工程师Mustafa Erdick教授指出(私人会谈，2001年11月30日)：“公共工程与建筑部想要规避伊斯坦布尔的地震问题。他们的职责是重建，但为城市做地震预防的工作却无人负责。”Yalova的公设辩护人Abdullah Cakir针对每一个应为Yalova(Yuksel Insaat， Veli Ger和Ceylan)房屋倒塌的主要建筑公司提起诉讼。他声称：“地震后我们看到的结果表明，真正的罪犯是这个政府和体制，是政府的每个行政部门以及各部委。”(Milliyet， 1999年10月11日)他的控诉可能来源于如下事实：Ceylan Insaat作为一个主要的建筑公司，由其负责建造的房屋在节日中的Yalova度假区倒塌，至少造成260人死亡。然而，出于公共工程与建筑部的运作，该公司却承包了为地震幸存者建造永久住房的项目。当Ceylan Insaat公司得到授权时，等待他的是Yalova重罪法庭对造成260人死亡事件的审判。

十二、政府部门否认：掩饰和隐瞒

“土耳其95%处于地震带。在治理灾难方面，土耳其政府已表明，它比世界上任何政府都成功。”4建筑与公共工程部部长Abdulkadir Akcan就是这样宣称的。这是一种最卓越的“通过解释予以否认”(interpretive denial)技术。

部长先生强调重建家园和物资救援，不仅表明否认灾难责任，居然还声称地震灾难在土耳其不可避免，政府在灾难管理策略上树立了典范。实际上，在8月地震后的数周内，土耳其政府的危机管理和救援行动已饱受诟病。然而，矛盾的是，这可能成为了政府的优势；因政府的失败、过失和腐败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这些最重要的原因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

Marmara地震后，替罪羊是另一种立刻积极加以使用的中和化(neutralization)方式。国家很快就因房屋毁损而谴责建筑与开发公司的恶劣行径，媒体也即刻表示支持，予以谴责。于是，失败和腐败都归咎于拥有很高知名度的Veli Ger公司。这是一种诱发公众支持的策略。然而，市民社会却坚定地认为，国家越轨是引发危险建筑问题的根源。正如伊斯坦布尔建筑师协会主席所说：“国家谴责gece kondu和未获授权的建筑，是为了推卸责任。”(Eyüp Muhu，2004年10月5日)

国家中和化策略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始终拒绝承认真实的地震死亡人数。这种否认集中体现为，不认可地震所导致的人口失踪，这似乎已经成为官方政策。政府只宣布了尸体的数目，而那些没有被计数在内的人，仍旧处于隐匿状态。就在Marmara地震后的几天里，政府官员报道称，估计有超过3.5万人死亡，大量住宅倒塌(《土耳其每日新闻》，1999年8月21日)。

两天后，联合国(以土耳其政府提供的信息为依据)估计死亡人数超过4万(《土耳其每日新闻》，1999年8月23日)。然而，政府最终宣布的来自官方的死亡人数是17840人。同时，政府拒绝公布失踪者名单。

结论

土耳其在加入欧盟的路途上可谓步履蹒跚。尽管政府出台了一些重大的人权改革方案，但在操作上显得模棱两可。

因此，有必要吸取地震所带来的教训，它提醒我们：在Marmara， Düzce和Bingl地震中生命的逝去，是对人权的大规模侵害。如果不关注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问题，任凭更大范围的极权主义、保护主义和腐败盛行，就不能期待立法改革会对基本人权的保护起作用。

土耳其国家的越轨和重大过失相结合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酿成灾难，却没能引发人权运动。欧洲理事会也未能将减灾作为阵地，进而可能向改革施加压力。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源于对自然灾害的主流观念，即将其视为需要事后做出反应的地球物理灾难，而不是提前预防。此外，由于哥本哈根准则要求发展“能够保障民主的稳固机制、法治、人权以及尊重和保护少数者”，土耳其做出庄严的承诺，进而“被捆锁在这个框架内”。因此，土耳其忽略了预防地震灾难的工作。哥本哈根准则中没有提及建筑法典的实施，并未批评建筑特赦，也未要求将生命安全的风险降到最低。截至目前，极其反常的灾害带来的生命安全风险尚未纳入人权日程。通过人权术语重建地震灾害的意识形态，可能是认识上述问题的必要条件，也体现了本文的部分用意。但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发展自然灾害的政治犯罪学，尤其要认识到国家的有组织越轨，与之抗争，并将其作为未来减灾策略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