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里，穷困仍然是检验一段感情是否真心实意的重要标准。一个人穷是一回事，两个人一起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虽然这样会让日子更难过，但好处是，两个人一起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能够培养出一种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情感。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经历也会让你把对方的品行看个一清二楚，是好是坏，一目了然。那些以前你根本不会在意的小缺点，以后都可能成为婚姻里吵架时用来攻击对方的武器，让你痛快地、恶意地跟眼前这个让你头疼的人斗来斗去。
一次重要的经历，让我有了不少感悟。那时候，我碰到了一个挺有挑战性的任务。说实话，一开始我心里真没底，感觉这事儿挺难搞定的。但没办法，任务来了总得想办法完成吧。我就开始琢磨，怎么能把这事儿做得漂亮点。我先是把任务拆成一小块一小块，这样看起来就没那么吓人了。然后，我找了些资料，想多了解了解情况，好有个大致的方向。在做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不少问题。有时候，一个问题卡我好久都解决不了，真是急得不行。但我没放弃，一直琢磨，一直尝试，直到找到解决办法。就这样，我一点点推进，任务也慢慢有了进展。看着成果一点点呈现出来，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最后，任务顺利完成，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次经历让我明白，遇到难题别怕，只要肯动脑子，总能找到解决办法。而且，还得有耐心，不能一碰到困难就退缩。总的来说，这次经历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让我更加自信，也更加懂得如何面对挑战了。
徐悲鸿这人挺有才智，但家境贫寒。
一战落幕没多久，德国的钱——马克，就像发了疯一样往下跌。他翻遍口袋，找出那点儿剩下的法国钱，赶紧换成马克，趁德国乱中取利，跑到柏林大肆收购画作。买卖过程中，他还动了点小心思，比如看上哪幅画，先问问价，然后交点定金稳住卖家，过个几天再去结清尾款。你别说几天，就一天的功夫，马克的价值就跟坐火箭似的，嗖嗖地往下掉，从十到百，从千到万，再到亿兆，贬得那叫一个快。
徐悲鸿觉得买到那就是值了，他老婆却对他说：“咱家现在手头紧，别乱花钱了。得确保官费就算晚点来，咱也能凑合吃点面包片撑过去。”
徐悲鸿反驳说：“艺术品其实也是一种粮食，只不过它是滋养心灵的。”
蒋碧微心里头憋着气，但还是忍住了没爆发，没好气地说：“你还不如直接盯着这些烂画过日子呢，看能不能填饱肚子。”
徐悲鸿那套模棱两可的辩解让人摸不着头脑，蒋碧微一看就火了，心里也直痒痒。她想，你既然能这么做，那我也能来一手。于是，蒋碧微干脆打开抽屉的小锁，悄悄拿了些钱，转身就去买了一件自己心仪已久的黑色兔毛大衣。
徐悲鸿看在眼里，心里直骂娘，但表面上愣是一声没吭。
那时候，徐先生啥也没说，没啥反应。
本来嘛，两口子吵架拌嘴，这种家务事自家关起门来解决就好，徐蒋他们俩心里应该都有数，不该往外说。可谁能想到，四十多年后，这事儿居然被香港的《新闻天地》给曝光了，大概意思就是那么回事：
蒋女士特别爱美，光顾着打扮外表却不注重内在提升。她把徐悲鸿先生让她买提琴的钱，拿去买了件皮大衣。她这样不上进，学业也落下了，因此受到了不少指责。
60年代的时候，香港有个叫《新闻天地》的报纸登了条八卦新闻。那时候，徐悲鸿早就不在人世了，蒋碧微也不可能傻到故意往报纸上爆料自己的丑闻，找挨骂。所以说啊，《新闻天地》得到的消息肯定是有人给透露的。
这事肯定是有人从里面透露给外面的，明显就是内部有鬼。想想看，这种家里的小事，徐蒋两人自己都没往外讲过，外人哪有机会知道呢？
到底是谁多嘴多舌，把家里那点事儿给传出去了？这事儿也没法查了。不过就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竟然被人说了四十多年，看来那时候朋友间就议论纷纷了。比如有人会说：“我买的是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你买的不过是件皮大衣。”这话里带刺，谁高谁低，一听就明白。
这对夫妻争论的焦点在于，谁花钱花得值当，谁花钱花得没道理。很明显，徐悲鸿那些能保值的艺术品，花得更有底气，也更说得过去。
没错，那件皮草大衣，一买回家就不值钱了，说到底，也就是为了让蒋碧微在婚姻里能平等地享受消费罢了。
说到“不上进，学业荒废，挨了不少批评”，这事儿确实有，但也就那么回事儿，半对半错。
首先，徐悲鸿手头紧，根本没钱供蒋碧微去上学，哪来的学业能让她去荒废呢？
在巴黎那会儿，我一直没去上过学，主要是因为日子过得紧巴，得在家帮忙干活。
另外，徐悲鸿对蒋碧微的学习是从不批评的，他对老婆的事业，一直都是抱着“不压制，不插手，不关心”的立场。
徐先生对我学习上的事情完全放手，让我自己做决定，他从来都不插手干涉。
其实说的是，只有“安于现状”这一点是实实在在的。
我一直以来都不是个爱往前冲的人，主要是因为我小时候受的家庭教育比较传统，再加上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对女性出来打拼并不太支持。所以，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要大干一场的念头和狠劲儿。
说到二，这个数字其实挺有意思的。它不像一那么孤单，也不像三那么多变。二，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对儿，像是个小团队，两个人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碰到二的存在。比如说，一双鞋子，一对耳环，这些都是二的表现。它们成对出现，给人一种和谐、平衡的感觉。就像两个人一起走路，步伐一致，看着就挺舒服的。而且啊，二这个数字还挺特别的。在很多情况下，它都代表着一种平衡和稳定。比如说，在化学里，原子要想稳定，就得找到对应的电子，形成二电子稳定结构。这就像两个人找到了彼此，心灵相通，关系就稳定了。所以啊，别看二这个数字挺简单的，但它背后的意义可不少。它代表着一种平衡、稳定，还有互相照应的精神。就像我们生活中需要的那样，有个伴儿，一起走过风风雨雨，这才是真正的二的意义。
1923年春天那会儿，徐和蒋两位在柏林硬扛了整整二十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那帮人，之前似乎都把他们这些留学生给忘了，突然间良心发现，想起了远在国外的他们，然后终于给寄来了生活费。
徐悲鸿拿到钱后，赶紧把在柏林欠的债都还清了，然后和蒋碧微一起回到了他们留学的第一站——巴黎。他俩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敢带着刚好够用的路费就随便出去晃荡了。因为每个月指望着的那点官费，说不定啥时候就因为国内军阀打架给泡汤了。
在旅馆住了几日之后，徐悲鸿在凯旋门周边第八区找了个阁楼当画室，那地方的租金竟然异常实惠，这就是他选择那里的缘由。等他们兴高采烈地搬进去，蒋碧微才反应过来，自己是掉进了个大陷阱。
这栋号称高档的住宅楼，电梯只到五楼，而要从一楼走到六楼（也就是最顶层），你只能爬楼梯，原因很简单，六楼原本是佣人们住的地方。
这位千金小姐，以前从没碰过家务活，现在倒是学会了。但没有电梯这事儿，对她来说可真是麻烦大了。
从一楼走到六楼，得爬好几十层台阶，我经常就因为少了一根火柴，得走上走下这些台阶（去买）。
这栋楼的设计师真是奇思妙想，居然得让人辛苦爬六层楼梯。虽说可能能搭个电梯到五楼，但再爬一层回家也太折腾了。而且，这样做好像也不太合适，毕竟六楼的佣人用电梯会显得小资住户的电梯不那么尊贵。又或者这电梯是直通某些住户家的，那蒋碧微哪好意思跑到人家家里，再从五楼找个楼梯爬上来呢？
跟蒋碧微比起来，徐悲鸿可就没那么多牢骚了。他走路那叫一个快，腿脚特别利索，爬个百八十级楼梯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再说到“一根火柴的烦恼”，那更是跟他沾不上边。
徐先生平时对家里那些零七八碎的事儿不怎么上心，没办法，我只好自己把这副担子扛起来了。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说男人应该分担家务，但蒋碧微靠着徐悲鸿的资助生活，也不用去学校，那她顺手把家务活干了，也挺合适的，没啥不对吧。
差不多混了两年时间，转眼到了1925年，国内那些军阀大佬们又开始闹腾了，结果我的官费留学资金又断了。国内的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咱们这些在国外的留学生也是苦不堪言。
徐悲鸿没办法，只好跟蒋碧微一起琢磨怎么办。
碧微，看样子明天咱家的粮食可能就不够了。
悲鸿啊，会不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又或者这种情况其实是“肯定”会发生的呢？
碧微，你有没有啥好主意？
悲鸿，你出的主意，我跟着用就行了。
行，咱们先说第一个主意，找你爸要点钱，不过这会子怕是来不及了。再一个，找朋友借，这个快，马上就能到手。这两个法子都挺让人难为情的，但找朋友借钱这事儿我还能咽得下这口气。只是我这人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就算开了口也不一定能成。所以，这事儿还得靠你去跑一趟了。
悲鸿，这次经历真是让人挺尴尬的。
那天下午四点钟，蒋碧微按照徐悲鸿的安排，去了中国驻巴黎领事馆里当随习领事的刘夫妇家做客。
出发之前，徐悲鸿对蒋碧微说，去借钱的时候，动作得要快，态度得坚决，目标得明确，一上去就得说到点子上，直接戳到对方的软肋。要是开头没能让对方觉得为难，那后面自己就该觉得难堪了。
结果真是这样，蒋碧微就成了那个没借到钱的人。在刘姓夫妇家里，她犹豫了好久，就是张不开嘴。最大的障碍就是人家太热情了，还要挽留她一起吃晚饭。她怎么忍心扫人家的兴呢？要说这世上最让人尴尬的事儿，那就是“找人借钱”和“被人找借钱”时的两种表情较量，真的让人心里憋屈、左右为难、浑身不自在，感觉都没脸见人了。
吃完饭，大家酒饱饭足坐在那儿聊天哈哈笑，这时候机会又来了。蒋碧微心里跟有无数个小虫子在爬似的，催着她赶紧说“借钱借钱”，但她就是张不开口，话到嘴边了又给咽了回去。这样尴尬的情形愣是持续了五个小时，结果她一分钱也没借到。
直到晚上九点钟，实在没法再待下去，我还是没能鼓起勇气说出借钱的事。
回到家，徐悲鸿突然从梦里惊醒，猛地坐起来就问：“咱借了多少钱？”
蒋碧微回答说：“就是蹭了顿饭。”
“在哪呢？”徐悲鸿眨巴眨巴眼睛问道。
“吞进肚子里啦。”蒋碧微轻轻拍了拍自己的小肚皮。
徐悲鸿睡眼朦胧地愣了一下，啥也没说，也没怪罪，直接翻身又躺回了床上，继续呼呼大睡。
按理说，徐悲鸿和蒋碧微两人，一个管赚钱，一个管家里事儿，那借钱这事儿本该徐悲鸿来干。可能他心里琢磨，女人去借钱成功率能高点。但让自家媳妇去求人，自己却在家悠闲，这事儿做得地不地道，那得问问男人们自己心里过不过得去，女人们又咋想的。反正这事儿蒋碧微是一辈子都忘不了。还好徐悲鸿没在蒋碧微借不到钱时嘀咕抱怨，更绝的是，就算明天揭不开锅了，他还能照睡不误。
第二天早上，徐悲鸿醒来后查了下钱，发现只剩一个法郎了。他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打算咬咬牙，买两张地铁票去朋友那儿蹭顿饭。可没想到，刚踏出家门，好运就来了。教育部居然良心大发现，翻出了那份快没钱的留学生名单，给他寄来了一个月的生活费，这下可算是救了他一命。
生活又折腾出新花样了，不过这次没热闹多久。
一场猛烈的冰雹把他们的画室给砸了个大窟窿，租房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修理的事儿都得租客自己搞定。徐悲鸿心里那个郁闷啊，觉得房东真是太不地道了，租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吃了个大亏。
画室是非建不可的，建好了就得受点苦，比如吹吹西北风，至于官费资助嘛，那就别指望了。
生活艰难的夫妻啥事儿都不顺，他们碰到了最糟糕的时候。一个去书店里给书画图，另一个去百货公司给人绣花。但就连这种工资最少的活儿也没干多久，因为店里得先照顾那些失业很久的法国人。
我们硬撑了好一阵子，直到有一天，在巴黎，我们彻底发现自己走到了绝路。要是再不找点新出路，就只能坐以待毙了（1925年9月）。
三条重要的事儿得说说。首先，有个事儿挺关键的，就是咱们得把目标定得明明白白的。别含糊其辞，也别老变来变去的，得有个准儿，这样才能一股脑儿地往前冲，心里有底儿。再一个，团队合作那可是重中之重。一个人使劲儿，那劲儿能有多大？得大伙儿一块儿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才能干出点儿名堂来。最后，别忘了持续学习。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咱可不能掉队。得多看书，多琢磨，多跟厉害的人学学，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己，不被淘汰。这三条，记住了没？都是实打实的干货，照着做，准没错儿。
徐悲鸿其实挺精明的，想在巴黎边打工边上学解决钱的问题？他徐悲鸿哪那么容易啊！巴黎这艺术天堂里，有才的穷画家一抓一大把，哪轮得到他徐悲鸿出头。现在看来，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咬咬牙，漂洋过海回国干活挣钱，留下蒋碧微在巴黎等着，等他钱赚够了，再回来巴黎把学业给搞定。
这个计划完美无缺，让人没法挑毛病，蒋碧微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她就加了一个小要求来保护自己：“要是筹集到的钱连在巴黎勉强过上两年都做不到，那你就直接把钱寄给我，我立马回国算了。”
按道理说，徐悲鸿肯定会答应的，他没有拒绝。
蒋碧微留下来后，表面看起来挺清闲，但心里其实很不安稳。一个女的，孤零零地在国外，确实不是件安全的事儿。没了老公在身边，她也难免会瞎琢磨。在巴黎，两个人两年的开销可不是个小数目，徐悲鸿得多久才能挣够这笔钱，谁心里也没底。她不可能没头没脑地一直等下去。再说国内局势那么乱，想搞点钱哪那么容易？要是徐悲鸿筹不到钱，连路费都不够寄给她，到时候她可咋整？
一想到家里的亲人全都在地球的另一头，我心里头那股压抑的感觉就憋不住地往外冒。徐悲鸿那个人啊，就是一根筋，觉得“你不说我咋知道”，他肯定感受不到我的情绪。就算他真察觉到了，也可能“不明白”或者“不愿意”去安慰我。说不定他的心也是硬邦邦的，对啥都没啥感觉。
结婚八年了，头一回咱俩分开。说实话，我心里头有点慌，也感觉怪冷的，但这些我不会跟徐先生说。八年了，我感觉他从来就没真正懂过我，也没咋关心过我的感情。
蒋碧微表示“不会对徐先生讲出来”，但心里头明显感觉落差很大，就是那种典型的嘴硬心软。碰到受委屈的事儿，换位思考真的很关键。不管徐悲鸿以前怎么对她的感受不管不顾，但现在徐悲鸿要回国辛苦工作赚钱，比起来他更不容易。那谁来安慰他呢？
讲讲蒋碧微怎么能受得了徐悲鸿八年来在感情上那么冷淡，却还乐意跟着他？别说因为爱情，其实关键是他们俩的关系更像是合作伙伴。
蒋和徐都有着同样的心愿，那就是“世界如此宽广，真想去瞧一瞧”。虽然蒋家经济条件不错，但蒋碧微自己说过，她娘家有个规矩，不支持女孩子出去闯事业，所以去欧洲这事儿基本上是没戏了。可就在这时，有个人突然冒出来对她说：“我带你出去走走，一起去见识见识这个世界的美好与远方。”蒋碧微一听，哪还会不立马答应呢？
虽然她早就清楚，那个穷画家手里头只有够一个人用的官费，未来在欧洲留学的生活注定会充满贫困，但她就是按捺不住心里的那股欲望和好奇。毕竟，她和徐悲鸿一样，都正值青春年少，有股子冲劲。
说白了，徐悲鸿那时候对蒋肯定是真爱（至少在那时候是这样）。他们出国前就已经像夫妻一样了，徐悲鸿完全可以像当时很多公费留学生那样，把老婆留在老家，自己出去留学，等学完了说不定还能带个新老婆回来呢。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可他偏偏要带着蒋一起过苦日子，吃不好的，喝稀粥都得两个人分，白白多了一个要养活的，这不是挺傻的吗！
只能说他们曾经有过爱情，但问题在于，一个不太会体贴照顾人，另一个呢，好像又特别渴望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挑剔得很。这种南辕北辙的相处方式，早晚得闹矛盾。
徐悲鸿离开后，蒋碧微为了节约开支，把画室给转租了，然后搬去跟一个法国女士同住，一起分担生活费用。说来也怪，自从徐悲鸿外出工作，原本一个人苦苦支撑的蒋碧微，日子竟然过得轻松多了。为啥呢？就是因为不用再操心洗衣做饭那些家务活了。
她现在有了很多空闲时间，开始尽情享受弹琴、阅读，还会约上朋友去咖啡馆坐坐，一起聊天、观影，甚至还学起了跳舞。这么一看，家务活简直就是影响女性幸福感的第一大绊脚石。
问题来了，难道不是在咬牙坚持等救援吗？怎么还有闲钱去享受生活和社交？
说实话，很多男人都争着给她付钱。看照片吧，她长相真挺普通的，但奇怪的是，就是有很多男人围着她，而且跟她混在一起的，都是像张道藩、谢寿康、邵洵美、常玉那样特别有钱的大少爷。听说她“皮肤特别白，嫩得跟豆腐似的”，给后来的男朋友张道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这个数字，说起来挺简单的。它不比三少，也不比五多，就是那么刚刚好。咱们平时数数，数到四，就知道快接近尾声了，但又不是最后那个。在日常生活中，四也挺常见的，比如四个轮子的车，四只脚的桌子，还有咱们常说的四季，春夏秋冬，一年就这么轮回着。说到四，有些人可能还会想到四大发明，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结晶。反正啊，四这个数字，虽然简单，但意义可不小。
过了大半年，徐悲鸿终于回来了，带着满满的成就。
刚坐下屁股还没捂热乎，就开始没完没了地瞎扯，那些离家久了的男人，大多都爱犯这毛病。
听完他那既普通又非凡的经历后，蒋碧微悄悄在日记里记了一笔：“我心里头真是失望透顶，还闷得慌，甚至有点儿火大。他这一回来，生活的不易反倒是更严重了！”
肯定的是，蒋碧微这次又被惹生气了。
不过，徐悲鸿的行程挺顺畅的。他走着走着，就转道去了新加坡，因为那边有钱的华人特别多，比在国内更容易赚钱。靠着给南洋的那些富商画肖像，短短半年，徐悲鸿就挣了六七千块的润笔费，换成法郎后，足够他和另一个人在巴黎过上两三年悠哉游哉的日子。
说来也怪，他赚了大钱，却没急着跑回法国瞧瞧老婆是否挨饿，反倒是在大上海逍遥自在，花钱如流水，疯狂收购自己心爱的古董字画。
结果，蒋碧微直接问他：“钱到底哪去了？”
徐悲鸿简单地说：“这次买了挺多好东西。”说完，他就拿出一沓钱，说这是他“剩下挺多的”，然后递给了蒋碧微。
蒋碧微把钱一张张捋平叠好，用食指沾了沾唾沫，假装在数，其实心里明白，根本不用细看，这笔钱虽说“剩下挺多”，但要说能撑两年，那简直是未知数，能不能熬过一年都是个问题。
蒋碧微火冒三丈，心里又嘀咕起分别时叮嘱的那些话。
她直接问：“你之前不是说，如果筹集不到够我两年吃住的钱，就给我寄路费让我回国吗？”
徐悲鸿有理有据地说：“你之前不是说钱没筹够所以才寄那些吗？”
“钱你集齐了没？”
“钱我已经攒够了。”
对，钱已经花了大半了。
说实话，徐悲鸿这人有时候真不太灵光。要是他能多想想家里的老婆，先把一半的钱打回去，帮蒋碧微缓解下生活压力，那该多好啊。也不管蒋碧微手头紧不紧，要是紧了那就是雪中送炭，不紧的话，就当是给老婆存着钱了。然后他再带着另一半钱去上海玩，也不至于最后把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哎，说实话，哪个老公会一赚到钱就立刻转给老婆呢？不都是先自己用了再说嘛。
但得说清楚，徐悲鸿其实挺会挣钱的，短短半年就赚够了两三年用的钱，他就是不太会攒钱罢了。
因此，没过多久，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极具挑战性的艰难时期。
我们硬扛了整整十个月，结果又走到了走投无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境地。
蒋碧微对着徐悲鸿发问：“这回咱们该咋整啊？”
徐悲鸿抿了抿嘴，慢慢吐出四个字：“别再犯错。”
蒋碧微急了，眼眉一挑，不悦地说：“我心里清楚，这又是老毛病犯了，可你说说，咱们到底该怎么搞定这事儿？”
徐悲鸿定了定神，慢慢地说：“别再走老路了，我得再回去一趟。”
这次比上次还惨，徐悲鸿这次出门打工的钱，是中法大学的那个教务长李圣章借给他的。
1927年4月份，徐悲鸿又一次去了新加坡谋生，这事儿讲的是个大男人为了养家糊口，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支持家里老婆的故事，挺让人感动的。
徐悲鸿离开还不到一个月，情况就不对劲了。
蒋碧微突然烧得厉害，一去检查，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一个月了。这发烧跟怀孕没啥关系，她那条盲肠也发炎在捣乱。九年来，蒋碧微压根没想过要孩子，所以这回意外有了身孕，她真是又惊又愣。
孙逵芳这个男同学，其实挺普通的，但他对她是真好。他是医学博士，还是咱们国家法医学方面的专家呢。为了帮她，他专门去找了医学院的教授来瞧瞧。教授看了看，说最好还是先把盲肠给切了。
这一不处理还好，一处理起来就跟着倒霉受罪了。
开始是整天整夜地吐，吃啥都立马吐出来，肚子都吐空了，连胃液都往外涌。对油盐食物完全没胃口，一吃就得吐出来，痰盂里的呕吐物还是热乎乎的。为了硬着头皮补点营养，只能从屁股那儿打点营养剂进去。
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国外，突然得了这么重的病，而徐先生呢，还在遥远的新加坡。那时候，我心里那个难受和孤单，真的是没法说出来。
这说明了之前说的没错，被忽略可是要付出代价的。虽然蒋碧微有像亲人一样的夏安修夫妇在身边，但朋友嘛，只能帮个急，解决不了长久的问题。要想有保姆那样的贴心服务，还是得靠自家的亲人。
过了八天，医院通知说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但那时候，我还是一直吐。医院方面表示，他们只负责切除盲肠，现在创口恢复得很好，没有问题。呕吐是另一种病症，得另外找医生看。再说了，我这呕吐是在入院前就有的，不是他们造成的。
第九天，蒋碧微在家里头闹腾得不行。
到了第十天，我的好朋友夏安修给咱炖了一大锅香喷喷的萝卜肉汤，我喝完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我立马动手给徐悲鸿写了封信，告诉他我怀上了，得让他赶紧寄点路费回来，我好马上回国。
徐悲鸿在回信中写道：“赶紧来新加坡找我，别拖了，我直接带你回去。”
信里还塞了点去新加坡的路费。蒋碧微拆开信封数了数，心里有点无奈——“他给的钱，连路费都不够啊。”
徐悲鸿，就算意外地有了你的孩子，你也没必要跟你老婆开这种过分的玩笑吧。
蒋碧微个性倔强，她打死也不会找徐悲鸿要那差价，而是直接去找她爸要，这一举动，说白了就是让老爸知道徐悲鸿没给钱。
蒋父一听这事，火冒三丈。他打心底里不愿意帮那个不听老爸话逃婚的女儿，还有那个骗女儿私奔的女婿。但现在情况紧急，再不出手，怕是要出人命了。
写信等回信，这一来一回得好长时间，蒋碧微挺着个大肚子，足足盼了仨月，总算是收到了老爸汇来的三百块救命钱。
五这个数字，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它既不是老大，也不是末尾，就在中间稳稳当当。咱们平时数数，一到五，很快就到了，感觉上挺顺溜的。它就像一个平衡点，不多也不少，刚刚好。在工作里，周五往往是大家最期待的一天，因为意味着快要放假了。生活中，五个人的小团队也挺常见，既好管理，又能把活干得漂亮。五，就是这么个简单又实用的数字，让人挺有好感。
1927年8月份，蒋碧微抵达马赛港口，准备搭乘一艘远洋轮船出海。她随身带了大概七八样行李，另外，还有几个大木箱子是办理托运的。
怎么带了这么多杂物？孕妇拿着这么多东西不麻烦吗？
这次东西多，真不能怪她。你们可能不知道，那些已经整理好打包起来的，全是徐悲鸿搜集的那些宝贝玩意儿。等孩子一出世，咱可不能让小家伙在巴黎吃苦，所以得把这些徐悲鸿当作心头好、整天把玩的“老物件”都给带走。
我猜想啊，徐悲鸿那会儿可能真不是成心少给旅费的，也不是算数不行，就是心思没那么细腻，没想到要把他那堆“宝贝疙瘩”的托运费用也给算上。
船只抵达新加坡后，让人心里更难受的事情发生了。
我站在甲板上，被人群挤得满满当当，扶着栏杆往远处瞧。心里琢磨着，徐先生应该会在码头那儿等我吧，就像咱们说好的那样。但我左看右看，眼睛都快瞪圆了，愣是没瞅见徐先生的影子。
说实话，徐悲鸿他...他溜之大吉了。
他自个儿悄悄溜回了繁华的大上海。留了封信，说：“等着瞧吧，我会给你们母子一个焕然一新的窝。”因此，他提前跑回去的原因，就是为了张罗这个新家。
原本讲好夫妻一起回家，结果却变成了自个儿孤零零地走，虽然最后都到了家，但这事儿让蒋碧微在日记里又记了一笔不满：“读完那信，我心里头真是失望加惆怅，感觉被狠狠打击了一下。”
徐悲鸿，你要是急了就说一声呗，你老婆带着孩子换船换路线，那多不容易啊！
徐悲鸿悄悄离开，蒋碧微也没多停留，填饱肚子后，就继续上路了。
1927年10月1号，蒋碧微在外面折腾了俩月后，终于回到了离开八年多的老家。在码头接她的有老爸老妈、亲弟弟，还有徐悲鸿的二弟寿安，另外还有个她既不想见但又急着想找他算账的“徐先生”。
后来的情况是，徐悲鸿的新家还没整备好，夫妻俩见面后，只能先在朋友那里凑合住着。徐悲鸿说的那个新家，其实是他在法租界霞飞坊租的地方，但房子还没建好，最快也得三个星期后才能到手。那么，徐悲鸿提前回来究竟是在干啥呢？
这次回国，意味着徐蒋夫妻的欧洲留学生活彻底结束，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未来，充满了更多复杂棘手的矛盾。
最后，得说明白一件事儿，宜兴那边最有头脸的蒋家，到底认不认徐悲鸿这个家境贫寒的女婿呢？
有件事挺值得琢磨。徐悲鸿在国外读书那会儿，他十三岁的二弟寿安从乡下来到了大上海，啥本事没有，也没个落脚的地儿。多亏了蒋父，他收留了寿安，认了干儿子，教他读书识字，跟亲儿子一样对待。等寿安长大了些，蒋父还费心给他找工作。这么多年，寿安吃喝拉撒全靠蒋家，过得比他大哥还自在。一直到寿安21岁结婚，都是蒋母一手安排的。要是蒋父看不起徐悲鸿，他也不可能对徐家人这么好，这么上心。
为啥蒋父不帮衬那个穷女婿，哪怕他吃尽苦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蒋父也不动心？其实，蒋父并非小气吝啬之人，他是个有远见的教育家。他明白，环境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太安逸会让人变得懒散，过度享乐则让人丧失斗志。他看出女婿现在斗志昂扬，要是拿钱去帮他，说不定会让他这股子拼劲散了，那不就等于断送了女儿将来的幸福嘛。
虽然她以后的日子可能不会很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