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在如此重大的日子里，却没有看见任弼时的身影。

此时的他正躺在家里听着广播，与夫人陈宗英闲聊，他愁眉苦脸地说道：“我好想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可是毛主席不让……”

毛主席为何下令不让任弼时去参加开国大典？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两次被捕 智勇脱险

1904年，任弼时出生于湖南汨罗的一个教员之家。5岁的时候，他就跟随父亲读书；7岁开始上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了师范附属高小。

1920年，任弼时因为家境困难，求学之路被迫中止，而联系的赴法勤工俭学也因为各种而样的原因没能去成。在这机缘巧合之下，他加入到了毛主席与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

经研究会介绍，他到上海去参加了俄语补习班，随之加入到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几个月，就有一位不满17岁的青年成为党员。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了30年。

八七会议以后，任弼时被选入政治局，成为了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之后的四年时间，任弼时一直在从事地下工作。

地下工作十分的危险，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任弼时在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期间，曾经两次被捕入狱，但最后都靠他顽强的意志的机敏的头脑化险为夷。

第一次是安徽历险，时间是在1928年10月份，任弼时来到安徽巡视，他先到芜湖，随后召开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会议旨在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妥善处理省委内部的纠纷问题。

期间，由于叛徒的告发，任弼时被敌人逮捕，随后被押解到了国民党南陵县党支部。

敌人对他进行了搜身，可是除了得到一些钞票以外，并没有在任弼时身上发现什么可疑的物品。

面对敌人的审问，任弼时临危不惧，他只是说：“我是湖南人，叫胡少甫，来南陵是做生意的。”再问，任弼时还是这样的说辞。

于是敌人就对他施以种种的酷刑，仍然没有从他口中得出什么有效的信息，他理直气壮地说道：“你们踩死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供的。”

无奈之下，敌人只好将他当作嫌疑犯押解到省城安庆关押。

在被押送到安庆的船上，任弼时从人群中看见了自己的同乡，他巧妙地将自己妻子的地址说给了同乡听，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警觉。

随后，他的同乡设法将这些情况转告给了他在上海的妻子陈宗英，陈宗英听完之后迅速向党组织做了汇报。中央随后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营救。

最终敌人因为证据不足，只好宣布任弼时无罪释放。出狱之后的任弼时稍作休整，在接到中央的下一步指示后，又风尘仆仆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1929年末，任弼时在江苏省委主持工作的时候，又不幸被租界当局给逮捕了。趁着巡捕不注意，任弼时将身上的文件吞到了肚子里，所以在搜身的时候，租界巡警也只搜到了一张月票。

因为这张月票上面写的使用人的地址住处已经在火灾中被烧掉了，所以外国警探怀疑任弼时的身份是假造的，于是对他使用了电刑。

这一顿刑罚下去，任弼时的背上被烙出了两个拳头大小的窟窿。

可即便如此，任弼时还是没有招供。

虽然任弼时什么也没有说出口，可是他的这种宁死不屈的“硬骨头”还是让警察怀疑了，他们认为这恰恰就是共产党的作风，于是将他继续关押，继续刑讯逼供。

后来，经过周总理领导下的中央特科的营救，任弼时才获得释放。

这两次的牢狱之灾，他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可是接二连三的严刑拷打还是让他的身体受损，从此便落下了病根。

八年延安岁月

1940年3月份，任弼时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后，先后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参与解决了中央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的军事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回到延安的几个月时间里面，任弼时便渐渐熟悉了延安的各种事情。

当时中央中央迁到延安才三年，安定下来不久，所以中央机构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也没有统一的行政办事机关，更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这不仅大大的影响了中央的办事效率，还容易滋生出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任弼时当上中央秘书长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中央办公厅，他自己兼任主任，李富春担任副主任，其下设置秘书处、行政处和警卫处，各处职责分明。随着各级规章制度的健全，中央的办事效率得到稳步提升，中办系统的工作也逐步的走向了正轨。

之后，任弼时便开始着手建设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为加快中央机构改革，任弼时努力调查研究论证，科学的制定调整和精简方案。

回到延安的两年多时间里，任弼时在组织机构调整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确保了党中央各项工作正常、科学、高效的运转，有的机构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除了改革机构以外，任弼时还十分的关心地区财政问题。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延安的面貌焕然一新，到处可见开荒的队伍和种地的人群，陕甘宁边区的各项经济计划也是在稳步地推进着。

但是，1941年，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边区的经济遭到了封锁，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人口下降，军力减弱，陕甘宁边区一时间面临着很大的财政困难。

为了统一思想、形成共识，1942年2月份，任弼时在会议上做了重要的报告，他在对皖南事变的形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后，指出：

不论时局如何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和意义都十分的重要，我们要切实巩固边区政权建设，而提高边区的劳动生产水平是解决人民生活实际问题的必然要求。

为了加强边区的经济建设，任弼时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主张，要重视农业生产，提升粮食产量，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培养长远的眼光，凡是敢想敢做，抱着必胜的信心。

1941年8月，水旱风雹侵袭边区，给边区的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任弼时就一边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边深入农村调查。

最后他提出了解决建议：在军队实行屯田政策，生产经营盐业，整顿财政税收等。

政策实施以后，党政军民各方一起努力，最后使边区生产达到了可以自给的水平。到了1943年底，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面貌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党的骆驼

任弼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精神面貌被他刻进了骨子里，从他一直恪守的人生训条“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上就可见一斑。

这三个人生训条，其实内里只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他做人做事考虑到过很多人，可唯独没有考虑过自己。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着一样艰苦的生活；在长征的路上，他拖着疲倦瘦弱的身躯，有担架也不坐，自己一个人吃力的拄着拐杖前进；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在用着30年代所用的那一条毯子，他妻子给他织的毛衣，他穿了十年，即使破旧不堪，他照样穿着……

这样一位心怀大义，始终将人民装进心里的共产党员却仅仅只活到了46岁。

两次入狱经历使他的身体受到了根本性的损害，再加上他长期抱病工作，过度劳累，他身体早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他事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1948年，中央进入到了西柏坡，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奇，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支撑着协助周总理工作，去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

1949年4月12日，任弼时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月中，因为身体实在不适，开始在北平西郊玉泉山休养。

同年5月份，任弼时一度出现了昏迷症状，经过医生的检测，发现他的脑部血管已经有了器质性的变化。

考虑到任弼时的身体状况，毛主席特意下令让他好好休养，因此开国大典上才没有任弼时的身影，他于10月1日那天在病榻前收听了实况广播。

1949年11月，任弼时开始启程前往莫斯科就医。

1950年5月份，他结束赴苏疗养，回到了祖国。

那个时候正值朝鲜问题爆发，任弼时请求中央回来工作，毛主席做了最后的批示，同意他回来工作，只是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

1950年10月1日，任弼时终于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一年前的遗憾得以在今年填满。

只是天妒英才，为人民操劳了一辈子的任弼时还是在1950年10月27日因病逝于北京。

他虽然英年早逝，但是他的精神却在党内影响至深，任凭时间冲刷，都冲刷不走他那“党的骆驼”的美誉在人们心中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