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自公元 557 年创立后，经历武帝陈霸先与文帝陈蒨叔侄两代的努力，基本统一了长江以南地区。文帝驾崩后，文帝嫡长子废帝陈伯宗在位仅两年，文帝之弟安成王陈顼即废侄自立，是为宣帝。这次政变没有引发大的震动，却凸显了陈朝的政治特征。

一、非正常继位的先例

陈霸先从岭南起兵参与平定侯景之乱后，奉梁元帝之命遣第六子陈昌与侄子陈顼入侍，陈昌与陈顼在江陵被西魏军队掳入关中。陈霸先称帝，封子陈昌为衡阳王，封侄陈蒨与陈顼分别为临川王与始兴王，并多次向此时已禅代西魏的北周讨还子侄未果。这样到永定三年六月(公元 559 年) 武帝陈霸先驾崩时，由于史料中记载的陈霸先唯一的儿子陈昌未归，就只能由陈霸先的侄子陈蒨即位，此即陈文帝。

陈蒨的即位并非顺理成章、一帆风顺，当时陈蒨与侯安都外出作战刚刚率军回师，行军至南皖，不在都城。在《陈书》中关于陈蒨即位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记载。第一种: 《世祖本纪》记载武帝陈霸先“遗诏徵世祖 (即陈蒨) 入纂”，由武帝的章皇后宣布命令。第二种: 《高祖章皇后传》与《蔡景历传》记载，武帝驾崩后，章皇后与中书舍人蔡景历等商议，“秘不发丧，召世祖入纂”。第三种: 《侯安都传》记载，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侯安都随陈蒨回到都城建康。侯安都“与群臣定议”，尊奉陈蒨为帝。陈蒨考虑到衡阳王陈昌而“谦让弗敢当”，章太后“又以衡阳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犹豫不能决”。侯安都“便按剑上殿，白太后出玺，又手解世祖发，推就丧次”。

综合以上三种记载及各当事人此后的行为表现加以分析，陈蒨的即位很可能不是受武帝陈霸先遗诏，而是在蔡景历等群臣的支持下，尤其是在侯安都武力胁迫章皇后的情况下，才在半推半就中名不正言不顺的勉强即位。文帝陈蒨的侄继叔位开了陈朝非正常继位的先例，对于十年后其弟陈顼的废侄自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二、贤弟与嫡子

起初，陈霸先兄陈道谈死于侯景之乱，陈道谈生子陈蒨与陈顼，陈霸先称帝后，封陈道谈为始兴昭烈王，遥以在关中的陈顼袭封始兴嗣王，以奉陈道谈后嗣。在文帝陈蒨即位后，史料中有记载的陈氏已经成年的宗室成员只有衡阳王陈昌与陈蒨亲弟始兴嗣王陈顼两人。文帝为加强宗室力量，在即位四个月后，“以本宗乏飨”，“徙封嗣王顼为安成王，封第二子伯茂为始兴王，以奉昭烈王嗣”。这样，陈顼就在宗法关系上摆脱了奉始兴昭烈王后嗣的束缚，理论上具备了继承皇位的可能性。

天嘉元年，( 公元 560 年) 处境微妙的衡阳王陈昌自北周南返时，被前去迎接的侯安都溺杀于汉水。天嘉三年( 公元 562 年) 因陈与北周修好而回国的安成王陈顼成为陈朝皇室除文帝外仅存的成年宗室成员，这一特殊身份对于陈顼未来政治生涯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文帝即位时，陈朝政权的“号令还是不出建康千里之外”。经过武帝陈霸先与文帝陈蒨两代的努力，才“击退了北齐、北周的军队，削平了长江中游的割据势力”，王琳、留异、周迪、陈宝应等人，又赐死功高震主的侯安都，使陈朝政权初步稳固了下来。文帝加强皇权的过程中，必须依靠宗室的力量加以辅助，因而文帝即位后大规模分封诸子为王，并命其出镇各要地。然而文帝诸子毕竟都还年幼，出镇多只具有提高皇室地位的象征意义，文帝真正能赖以凭借的只有皇弟陈顼。

史载安成王陈顼“多智略”，又“有勇力，善骑射”，从北周刚一回国，即被授予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的重要官职，不久任骠骑将军、扬州刺史。当年陈顼又被派总督众军征讨割据叛乱的地方豪强周迪，次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天嘉六年( 公元 565 年) ，转任司空。到文帝病重驾崩的天康元年( 公元 566 年) ，又被授予尚书令，对于当时已经 37 岁的陈顼来说，由于亲身参与文帝时期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斗争，已经得到极大锻炼，并“以帝弟之尊，势倾朝野”。随着陈顼政治势力的膨胀，他对皇太子陈伯宗的地位必然逐渐构成威胁。

皇太子陈伯宗到天康元年( 公元 566 年) 还是个未谙世事的 16 岁少年，虽在文帝即位当年即凭借嫡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但因年幼，并未担任过任何官职，无论是个人能力声望还是势力都远远无法与他的叔父陈顼相比。陈伯宗唯一的优势就是他皇太子的身份，叔父陈顼虽由始兴嗣王改封安成王，但仅是具备了继承皇位的可能性，从法理上来说第一顺位的皇位继承人必然是皇太子。这样就形成了安成王陈顼有继承皇位的实力却不是第一顺位皇位继承人，皇太子陈伯宗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却没有实力，实力与皇位继承的法理之间出现相异位的现象。

文帝出于政治现实需要，极力扶持仅有的年长宗室成员安成王陈顼以辅翼陈朝的政权。但随着陈顼势力的不断膨胀，文帝也感觉到陈顼的强大带来的皇弟与太子这两位皇位继承人之间实力与法理的不统一和不平衡。对此《陈书》及《资治通鉴》等书中都有文帝欲传位于安成王陈顼，而陈顼坚决推辞之事。如果对史料加以辨析则不难发现文帝的真实用心。天康元年(公元 566 年) 三月，文帝病重，考虑到当时陈与北周、北齐鼎立而陈实力最弱的严峻外部形势，以及内部依然存在的地方豪强割据势力，再加上其本身不符合法理的继位经历，因而对安成王陈顼更加顾虑。在病重期间，文帝试探性的对安成王陈顼说“吾欲遵太伯之事”，意即让位于陈顼，陈顼“拜伏泣涕，固辞”。

文帝又向入侍医药的亲信五兵尚书孔奂等近臣说:“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须长君。朕欲近则晋成，远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近则晋成，远隆殷法”意指兄终弟及。孔奂听到后则泣涕保证: “若有废立之心，臣等愚，诚不敢闻诏。”在得到孔奂的保证后，文帝赞赏道: “古之遗直，复见于卿。”随后文帝任命孔奂为太子詹事。从文帝对孔奂保证的赞赏和任命孔奂为太子詹事的举动中，可以明晰的看到文帝丝毫没有传位于其弟陈顼的意思。文帝提到传位于弟既是为了试探安成王陈顼是否有篡位野心，也是为了试探亲信大臣对皇太子陈伯宗与安成王陈顼的态度，以获得大臣与宗室安成王陈顼对皇太子陈伯宗的双重支持。

清人王鸣盛对此一针见血的指出: 《陈书》《南史》等书中所谓文帝有意传位于陈顼乃是“沿陈代史臣曲笔。其实文帝何尝不传位废帝，宣帝 (即陈顼) 夺之耳 ”。四月文帝驾崩，皇太子陈伯宗即位，是为废帝。陈伯宗与陈顼叔侄之间的帝位之争并未因废帝的即位而停止，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从“势倾朝野”到“权倾朝野”

废帝陈伯宗得以即位得益于其父亲文帝临终前的精心安排，但也是因为安成王陈顼本身篡位条件还不成熟。在文帝时期，陈顼虽然“势倾朝野”，但这只是依靠皇弟的宗室身份得到的“权势”，还未能将这种“权势”真正转化为实际的“权力”，此外朝廷内外还存在一些异己势力，因此废帝在位时期是陈顼从“势倾朝野”向“权倾朝野”过渡的关键时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陈顼独揽大权的道路上为其大开方便之门的恰恰是文帝陈蒨与废帝陈伯宗。

对陈顼独揽大权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其兄文帝陈蒨。天嘉六年(公元 565 年) 四月，安成王陈顼进位司空后不久，就因御史中丞徐陵的弹劾而被免去侍中、中书监的中枢要职。但在天康元年(公元 566 年) 三月，文帝病重时重又授予了安成王陈顼一个重要职位———尚书令。五月，废帝遵文帝遗诏任命安成王陈顼为骠骑大将军，进位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南朝时期，权力逐渐已经由三公转移到尚书、侍中、中书，而“惟录尚书权最重”。

文帝之所以授予安成王陈顼最高政治、军事权力，应该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在临终前获得陈顼与大臣们尽心辅佐皇太子陈伯宗的保证后，文帝需要借用皇弟陈顼的势力来辅佐年少力弱的儿子陈伯宗，巩固陈朝的统治。其次，文帝也想在最大程度上用权力满足安成王陈顼的政治野心，将陈顼牢牢拴在辅佐陈伯宗的皇叔位置上，而不去威胁儿子陈伯宗的皇位。然而文帝临终授予陈顼如此大的政治权力与他在位时极力扶持陈顼一样，再一次出现了令他意想不到的反效果。

安成王陈顼在接到录尚书的任命后，带领随从三百人进入尚书省，立即与尚书省中的文帝旧臣发生了冲突。文帝在位时“积年寝疾，不亲御万机”，尚书省事务长期由尚书仆射到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与五兵尚书孔奂等处理。在文帝病重时能够入侍医药的只有到仲举、刘师知、孔奂与掌握都城精锐军队的韩子高、皇弟陈顼五人。除皇弟陈顼是宗室外，其余四人毫无疑问都是文帝最为倚重的亲信。安成王陈顼本就“势倾朝野”，进入尚书省辅政后更进一步独揽军、政大权，而“甚为朝望所归”。这就不仅威胁到废帝陈伯宗的皇位，也威胁到刘师知、到仲举等人的权力地位。

陈顼除担任中央官职外还兼任扬州刺史，于是刘师知、到仲举等在同样对陈顼不满的文帝次子始兴王陈伯茂的支持下，伪造文帝沈太后旨令遣安成王陈顼返回原扬州治所治理州务。陈顼当时的反映颇值得玩味，他接到任命“当时疑惧，无敢措言”。陈顼的“疑惧”恰表明他当时在由“势倾朝野”向“权倾朝野”的过渡过程中，由于掌权未稳而产生的对正统皇权的心虚与畏惧心理。在这一关键时刻，陈顼的亲信幕僚毛喜劝阻了他。毛喜认为“今若出外，便受制于人，譬如曹爽，愿作富家翁不可得也”，并且怀疑旨令“必非太后之意”，“须更闻奏，无使奸贼得肆其谋”。陈顼于是牵制住刘师知，派毛喜询问沈太后与废帝。

缺乏政治经验的沈太后与废帝失去了这一制衡陈顼的最后机会，他们否认有遣安成王陈顼出外的意图。陈顼得知后，立即采取反制行动。将刘师知赐死，到仲举迁出尚书省而授予闲职。“自是政事大小，皆决于安成王。”安成王陈顼独揽大权后，开始了进一步打击异己的行动。首先是铲除朝中反对其的文帝旧臣和反叛势力。韩子高是文帝最信任的军事将领，“文帝甚宠爱之，未尝离于左右”。陈顼掌权后，韩子高因“兵权过重，深不自安，好参访台阁，又求出为衡、广诸镇”，但不为陈顼允许。韩子高于是与到仲举及到仲举之子到郁密谋造反，始兴王陈伯茂也秘密参与。光大元年(公元 567 年) ，韩子高、到仲举、到郁被人告发而全部被下狱赐死。沈皇后在陈顼掌权后才意识到大权旁落，与始兴王陈伯茂秘密策划建安人张安国造反，希望以此夺权。但被陈顼发觉，张安国被诛杀。

其次是镇压地方叛乱。华皎与文帝早在侯景之乱时就私交甚好，文帝时期华皎担任湘州刺史、都督湘巴等四州诸军事，成为镇守长江中游的重要将领。“韩子高诛后，皎内不自安，缮甲聚徒，厚礼所部守宰。”光大元 年 (公元 567年) ，华皎联络北周与傀儡政权后梁的军队起兵造反，被大将吴明彻、淳于量等镇压，华皎只得孤身逃往江陵，所部大多被诛杀。

由此，安成王陈顼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将文帝旧臣中的反叛力量铲除殆尽。到光大二年(公元 568 年) 正月，陈顼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可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终于完成了从“势倾朝野”到“权倾朝野”的蜕变，夺取皇位的条件已经成熟。

四、从宣帝篡位看陈朝的政治特征

光大二年(公元 568 年) 安成王陈顼“以上流多反叛，乃讽慈训太后”。慈训太后即武帝章皇后，安成王陈顼此时即皇帝位的条件已经成熟，又有其兄文帝非正常继位的先例在前，因而实际上是在劝慈训太后以太后名义支持其篡位。而慈训太后很有可能因当年侯安都逼其交出玉玺并溺死衡阳王陈昌而对文帝陈蒨记恨在心，所以支持侄子陈顼的篡位。当年十一月，慈训太后下令废黜废帝陈伯宗帝位，以安成王陈顼为帝，是为宣帝。从宣帝废侄自立的进程中可以发现陈朝政权的一些政治特征。

其一，陈朝前期宗室成员稀少。陈朝前期的宗室成员大多经历梁末的战乱，因而幸存下来的极少。武帝陈霸先的近亲宗室据记载仅有第六子陈昌，兄陈道谈与两个侄子陈蒨、陈顼。武帝在位时，陈昌、陈顼被扣押在关中，在国内的皇位继承人竟然只有陈蒨一人。文帝陈蒨在位时，诸子年幼，所能依靠的宗室也只有陈顼一人。宗室成员的稀少这一客观条件无形中抬高了宗室成员的地位，陈蒨、陈顼兄弟二人能先后在不符合法理的情况下即位，都得益于这一客观条件。

其二，陈朝政权中皇权不够强大，朝臣对皇权的向心力微弱。在废帝时期安成王陈顼独揽大权的过程中，文帝的亲信旧臣刘师知、到仲举伪造沈太后诏令，却没有预先告知沈太后与废帝，借助皇权的力量行事。这既说明令安成王出外，更多是出于与其争权的考虑，而不是出于辅佐废帝的需要。也说明旧臣对皇权的不信任甚至是轻视，而无意于让太后与皇帝参与其中，华皎的反叛更加说明了这一点。华皎起兵不以反对陈顼拥护废帝为旗号，却联络敌对的北周和后梁政权，甚至“崇奉萧岿(后梁皇帝) 为主”。在文帝临终时流涕保证的孔奂素以正直著称，但在陈顼篡位过程中也没有提出异议，还在宣帝时期受到重用。与文帝交好多年的亲信旧臣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其三，陈朝政权中豪族军阀实力强大，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陈朝政权是“依恃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起来的”，到了陈朝中期，伴随陈朝而新兴的豪族军阀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掌握军队，并可由其子弟世袭领兵，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大将吴明彻与陈顼在废帝时期的关系就有很强的代表性。陈顼在接受刘师知等的矫诏时，曾派毛喜与大将吴明彻商议，吴明彻对毛喜说在“外邻强敌，内有大丧”的形势下，希望陈顼“留中深计，慎勿致疑”，明确表示了对陈顼的支持态度。华皎叛乱时，吴明彻领兵镇压。

但华皎叛乱刚被平定后，吴明彻就在军中诛杀了陈顼的内史杨文通。杨文通很可能是作为陈顼的亲信被陈顼派到吴明彻军中督军的，却在华皎之乱被平定后被杀。吴明彻事后非但没受到惩罚，反而授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而吴明彻的军司蔡景历却因“不能匡正，被收付治”，实际上是因为文官出身没有兵权做了替罪羊。豪族军阀需要维持陈朝稳定的政治秩序以巩固既得利益，所以大都支持年长有为的陈顼篡位，但在陈朝政权之下依旧保留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而陈顼要依赖豪族军阀的力量即位和巩固统治，就不得不与之妥协。豪族军阀与皇帝的关系是具有极强现实性的松散政治同盟关系。

陈朝政权就是架构在豪族军阀这种既支持又保持相对独立性的软弱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