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文宣帝高洋，在中国历史上素有“淫暴”之称。不过，《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对他的评价，并没有作完全否定：
帝少有大度，志识沈敏，外柔内刚，果敢能断。雅好吏事，测始知终，理剧处繁，终日不倦。初践大位，留心政术，以法驭下，公道为先。或有违犯宪章，虽密戚旧勋，必无容舍，内外清靖，莫不祗肃。至于军国几策，独决怀抱，规模宏远，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诸夷未宾，修缮甲兵，简练士卒，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每临行阵，亲当矢石，锋刃交接，唯恐前敌之不多，屡犯艰危，常致克捷。……
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连耽湎，肆行淫暴。……暨于末年，不能进食，唯数饮酒，曲蘖成灾，因而致毙。
这两段文字是唐代史学家李百药对高洋的评价，第一段通过对高洋性格、器识、才能及其政治军事活动的分析，认为高洋在天保六七年以前的统治前期，乃是一位政治军事才能突出、“规模宏远，有人君大略” 的有为之主；第二段文字则写高洋在天保六七年以后的种种荒唐行事，认为高洋在统治后期逐渐变成一个“留连耽湎，肆行淫暴”的昏君。
李百药对高洋“两段论” 式的评价，被后来魏征、李延寿、司马光等人所承袭。现代史家对高洋的评价，可以吕思勉、熊德基为代表。吕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曾以“文宣淫暴”为章目，对高洋加以评述：“北齐乱君，实以文宣为首”，但吕先生也指出，高洋“淫暴”多在天保六、七年之后，其所以多行“淫暴”，除“本性”的原因，还与他患有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有很大关系。熊先生则基本承用李百药的看法，认为“高洋才智实不在其父兄之下，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在高洋即位的开始六年中，不仅是北齐的鼎盛时期，而且是北魏末年以来鲜卑继续汉化的最有希望的时期。”
吕、熊二位先生对高洋的评价尽管存在较大差异，但也都是将高洋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方法上来说也基本未出李百药的“两段论”，即认为高洋在其统治前、后两个时期有较大差别。北齐文宣帝高洋到底是怎样一位皇帝？
一、高洋之政治措置
高洋在位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置及其间的政治状况，足以说明他是一位颇识人君大体的君主，用李百药的话来说，就是：“ 始则存心政事，风化肃然，数年之间，朝野安乂。”
550年五月，高洋受禅，建立北齐以后，立即“遣大使巡行四方，观察风俗，问民疾苦，严勒长吏，厉以廉平，兴利除害，务存安静。若法有不便于时者，政有未尽于事者，具条得失，还以奏。”如果说这还有点新朝开国例行公事的意味，那么在随后的六月到八月期间所连续发布的几道诏书，就开始涉及到教育、民生、社会风气、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有：整顿风俗，倡导节俭；祭孔兴教，奖励儒学；关注民生，劝课农桑；鼓励进谏，修正律法。对于高洋受禅后所发布的这些诏书，我们认为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纸具文。征诸史籍，高洋在位期间特别是天保六年以前，完全称得上励精图治，说他“雅好吏事，测始知终，理剧处繁，终日不倦”，绝非溢美之辞。以下分而述之：
（一）以敬儒兴学而言，高洋虽自认鲜卑人，但他还是注意用儒学教训子孙，如《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序》就说：“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验诸同书卷五《废帝纪》：“初诏国子博士李宝鼎傅之，宝鼎卒，复诏国子博士邢峙侍讲。”按，李宝鼎即李铉，同书卷四四《李铉传》：“李铉，字宝鼎……废帝之在东宫，显祖诏铉以经入授，甚见优礼。” 同卷《邢峙传》：“天保初，郡举孝廉，授四门博士，迁国子助教，以经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纯厚，有儒者之风。……显祖闻而嘉之，赐以被褥缣纩，拜国子博士。” 又史载，天保七年高洋下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其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宴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天保八年，高洋还曾下敕，令张景仁授太原王高绍德书。凡此，均可证高洋对于儒学之重视。
高洋之敬儒兴学，还可以从重视史学等方面得到说明。天保二年，高洋下诏撰写北魏历史，命魏收专司其事，并向他保证：“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魏史修成以后，有些人因为书中对其先世有所贬抑，对魏收群起而攻之，在命魏收于尚书省和“诸家子孙共加讨论” 之后，高洋拒绝了他们惩办魏收的建议，并且还以“谤史”之罪处罚了卢斐、卢思道、李庶、王松年等人，这些人“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
（二）以民生而言，天保二年九月，高洋下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天保八年四月，下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同年九月，又下诏免除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及畿内八郡遭遇蝗害地区的租税。天保九年七月，又下诏：“赵、燕、瀛、定、南营五州及司州广平、清河二郡去年虫涝损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赋。”
另外，为改善货币流通状况，高洋还曾于天保四年正月下令铸造新币“常平五铢”，据《五代志》：“齐文宣除魏永安五铢，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且制造精良。”如果说受禅时发布诏书关注民生，多少还有点“做秀” 的味道，那么以上所列的种种措置，确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之举，如前引熊德基文就指出，赦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为“白户”，是“解放了大批被压迫、剥削的国有小手工业者、屯田户、牧户以及各种奴役人等的半农奴身份。这是想改组当时阶级结构的一部分，也解放一部分社会生产力。”
（三）以吏治而言，终高洋在位期间，以加强对官员督察为中心的吏治整顿工作，基本上能够坚持下来。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其一，充分发挥监察官员的监察职能。在高洋统治时期，以御史诸职为核心的监察官员，不仅始终都能够行使督察权力，而且其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监察官员除了可以采用“风闻”督察外，还有权对官员的违法行为先行处置。如《北齐书》卷四七《酷吏 ·毕义云传》就记载，毕义云曾派遣御史张子阶到北豫州“采风闻”，张子阶到豫州以后，即根据“风闻”对刺史司马消难的僚属先行采取了措施，“先禁其典签家客等”，司马消难因为害怕，遂投奔北周。事情发生以后，“时论” 普遍认为是毕义云逼走了司马消难，然而，在“事亦上闻”之后，高洋并未追究毕义云的责任。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高洋希望通过御史等监察官员的督察，能够对魏末以来的混乱吏治加以整顿。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高洋正是继承了高欢、高澄的做法，而且更前进了一步。
高洋在位期间的御史、尚书左丞等监察诸职，均能够充分发挥监察职能，如毕义云，“文宣受禅，除治书侍御史，弹射不避勋亲。累迁御史中丞，绳纠更切。”再如，卢斐，“天保中，稍迁尚书左丞，别典京畿诏狱，酷滥非人情所为……又伺察官人罪失，动即奏闻，朝士见之，莫不重迹屏气，皆目之为卢校事。”
《酷吏传》所载“酷吏”的行事，虽不免有深文周纳、失之严酷之偏颇，但就履行督察职责、发挥监察职能而言，是有利于吏治清整的，尤其是在以“人治” 为特色的封建社会。所以，当“循吏” 宋世轨上书“极言（毕）义云酷擅”后，“显祖引见二人，亲敕世轨曰：‘我知台欺寺久，卿能执理与之抗衡，但守此心，勿虑不富贵。’敕义云曰：‘卿比所为诚合死，以志在疾恶，故且一恕。’仍顾谓朝臣曰：‘此二人并我骨鲠臣也。’”在高洋看来，“循吏”固然是百官楷模必须褒扬，“酷吏”更是“志在疾恶”、为整肃吏治所不可或缺，对其工作积极性也不能打击。
北齐的御史定期巡行州郡、按察官员，已成为制度。据《北齐书》卷三五《张宴之传》载，宴之任徐州刺史，深为吏民所爱，“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无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颂数篇。乃叹曰：‘本求罪状，遂闻颂声。’”此事反过来说明，崔子武在其他州郡均“有所案劾”，这也告诉我们，在高洋统治时期，御史等监察官员经常巡行地方按察官员。
验诸史籍每有其载，如：徐远，“天保初，为御史所纠劾，遇赦免，沈废二年。”司马消难“不能廉洁，在州为御史所劾”；崔掕出任东兖州刺史，其妻冯氏骄纵，“受纳狼籍，为御史所劾，与掕俱召诣廷尉。寻有别敕，斩冯 于都市。”监察官员不仅可按察一般地方官员，就是重臣也在督察之列，如崔季舒在齐州刺史任上曾“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赃贿事，为御史所劾”；赵起“ 显祖即祚之后，……出内驱使，居腹心之寄，与二张（张亮、张耀）相亚。出为西兖州刺史，纠劾禁止”。
其二，躬亲狱讼，纳谏改过。高洋在其统治前期，不仅能够向大臣垂询政治，亲理狱讼，还颇富纳谏精神，知过能改。高洋受禅以后，曾多次问政于臣下，如天保初年，高洋曾召见太原太守李稚廉，“问以治方，语及刑政宽猛”；天保五年正月，又“制诏”策问秀才樊逊，在五道策问中有两道是关于政治的，其第二策为“问求才审官”，第四策为“ 问刑政宽猛”。天保七年二月，“诏常山王（高）演等于凉风堂读尚书奏案，论定得失，帝亲决之。”这是高洋亲自处理尚书奏事。
高洋能够察纳忠言，也有其例，据《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高洋曾多次在“酣宴之次”想改立太子，太子少傅魏收认为“太子国之根本，不可动摇”，“（杨）愔以收言白于帝，自此便止。”又，高洋曾下令让守宰等地方官员各设大棒，“以诛属请之使”，都官郎中宋世轨上奏认为：“昔曹操悬棒，威于乱时，今施之太平，未见其可。若受使请赇，犹致大戮，身为枉法，何以加罪？”高洋遂罢除此项苛政。再如，崔昂“又奏上横市妄费事三百一十四条，诏下，依启状速议以闻。”高洋不仅能够纳谏，还知过能改，如元文遥曾被“中旨幽执”多年，后来高洋“自幸禁狱，执手愧谢，亲解所著金带及御服赐之，即日起为尚书祠部郎中。”
（四）以制度建设而言，高洋统治时期也是有所发明的。先来看律法建设，著名法制史专家程树德先生曾说：“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神武文襄增损魏法为麟趾格，已不纯用旧制。文宣命造新律，久而未成，至武成河清三年，始颁齐律，历时最久。史称周律比于齐法，烦而不要，是周齐二律之优劣，在当时已有定论。隋氏代周，其律独采齐制而不沿周制抑有由也。”北齐的法律建设，确实应该追溯到东魏高欢、高澄执政时期，但高洋对此也非常重视。
如天保元年五月受禅，八月甲午即下诏：“魏世议定《麟趾格》，遂为通制，官司施用，犹未尽善。可令群官更加论究。适治之方，先尽要切。引纲理目，必使无遗。”《北史》卷三三《李灵传附曾孙浑传》：“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诏浑与邢邵、崔掕、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修撰。”高洋统治时期参与修定律令者，除上列人员外，另有：崔昂、刁柔等人。而据《魏收传》，直到天保八年，魏收仍在“参议律令”，这表明直到高洋统治晚年，修订律令的工作仍在进行。所以说，尽管完备的齐律是在武成帝高湛河清三年（564）全部完成，但我们不应该忽视高洋在这方面的贡献。至于这部成为后来隋唐法律蓝本的著名律令，为什么没有能够在高洋统治时期完成，实与其间 “军国多事”的时代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
言及高洋时期的制度建设，还得说一说晋阳陪都地位确立的问题。学界熟知的“邺－－－晋阳两都制”，是在高欢打败尔朱氏集团、控制魏朝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高洋在邺城受禅后，不仅继承了这项制度，继续在邺与晋阳之间来回穿梭，而且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将晋阳的陪都地位从制度上巩固下来。高洋是如何从制度上巩固晋阳陪都地位的呢？
我以为应当从天保元年十月壬辰诏书入手进行考察，壬辰诏的内容为：“罢相国府，留骑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别掌机密。”周一良先生曾对此诏进行过分析，指出所罢相国府为设在晋阳之相国府，并详细讨论了“ 各立一省” 政治内涵。周先生所论自属精审。但我认为罢晋阳相国府，“各立一省” 的政治意义还不仅止于此，而应当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来看待这个政治举措。何以言之？这是因为齐朝既然已经建立，并定都于邺城，如果仍保留晋阳之相国府，则名不正言不顺，于常制不合，因为晋阳固然是霸业根基，但毕竟在名义上仍然只是陪都。
然而，晋阳之重要性在实际上又不亚于邺城，必须牢牢控制，该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就是，在下诏罢晋阳相国府的同时，将原属相国府的骑兵、外兵两曹，升格为彼此独立的两省，“别掌机密”，从而就形成了并州、邺城两个尚书省。两省地位平等，各设一套职官机构，分别负责处理邺城、并州的军事政治事务。由于尚书省为北齐的宰相机构，所以从此之后北齐皇帝无论居留邺都还是晋阳，都可以通过尚书省操持政务、掌控天下。晋阳的陪都地位，也因此从制度上被确定下来。
二、高洋之军事活动
高洋不仅政治才能突出，还颇富军事才能，前述李百药就对高洋的军事才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吕思勉先生一向不以文字许人，也说：“文宣亦薄有武略”。以下即从几个方面对高洋的军事才能及军事活动加以评述。
（一）高洋军事才能突出，首先体现在组建了“百保鲜卑”和“勇士”两支精锐部队。史载：“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如所周知，“六坊之内徙者” 乃是高欢赖以起家的基本武力，原本战斗力就比较强，而“百保鲜卑”与“勇士”则是优中选优，战斗力之强悍自然无需多说。
更重要的是，高洋对这两支部队的配置使用是有区别的：“百保鲜卑”主要用来冲锋陷阵，而“勇士”则主要用来防卫边境要地，二者分工相对明确。高洋如此配置使用这两支精锐之师，当然不能理解为他重视鲜卑而轻视汉人，而是他充分考虑到鲜卑兵与汉兵的不同特点，对于以骑兵为主的鲜卑武装来说，冲锋陷阵是其长项，而对于徒步为主的汉兵来说，坚守城池则是其优势。可见，在对“百保鲜卑”与“勇士”的配置使用上，高洋表现出极高的军事智慧，做到了鲜卑兵与汉兵的优势互补。史实表明，高洋组建的这两支部队及对两支部队的分配使用是成功的，天保六七年以前的征战多数取得胜利，而边境也基本没有大的战事、比较安定，与“百保鲜卑”和“勇士”这两支部队充分发挥出战斗力是有关系的。
（二）天保六七年以前，高洋曾亲自指挥了多次征战，并取得胜绩，也充分表现了他突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史称高洋在位时期“军国多事”，主要是就其间的军事征讨而言，北齐的军事征战，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对关中西魏北周政权的战争；二是对柔然、突厥、山胡、库莫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战争；三是对南朝的梁（后来是陈）的战争。其中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多数是高洋躬亲其事，因此也最能体现其军事才能。
对少数民族的征讨，高洋基本上都是亲临前线，据《北齐书·文宣纪》，这些战役包括：（1），亲征库莫奚，天保三年（552）正月“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获杂畜十余万，分赉将士各有差。”（2）亲征山胡，天保四年（553）正月山胡围离石，“帝讨之，未至，胡已逃窜，因巡三堆戍，大狩而归。”五年（554）正月，“帝讨山胡，从离石道。……大破之，斩首数万，获杂畜十余万，遂平石楼。”
（3）亲征契丹，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讨契丹。”十月“帝至平州，遂从西道趣长堑。……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潘相）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4）亲征突厥、柔然，天保四年十二月，“帝自晋阳北讨突厥，迎纳茹茹。……亲追突厥于朔州，突厥请降，许之而还。”五年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晋阳讨之，……虏乃退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 五月“丁未，北讨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众东徙，将南侵。帝率轻骑于金山下邀击之，茹茹闻而远遁。”天保六年六月，“亲讨茹茹”，七月，“帝顿白道，留辎重，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壬午，及于怀朔镇。帝躬当矢石，频大破之……”
根据以上资料，高洋亲自指挥的战役共有11次之多，其中：征库莫奚1次、征离石山胡2次、征契丹3次、征突厥1次、征柔然4次。这11次战役不仅都是以胜利告终，迫使这些少数民族向北齐称臣纳贡，大大缓解了北齐的边防压力，也充分展示了高洋突出的军事才能。可以说，从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到具体的战术指挥、从临阵对敌时的冲锋陷阵到面对强敌时的镇定沉稳，无不显示出高洋良好的军事素养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上述11次战役都以北齐大获全胜告终，首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高洋决不是靠侥幸或运气赢得胜利，而是靠正确的战略部署和恰当的战术指挥取胜，当然其时北齐军队战斗力较强则是基础和保证。高洋在战略战术方面的良好素养，集中体现在天保四年征讨契丹、天保五年征讨离石山胡这两次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高洋在战略部署上均采用兵分三路的作战方法，如征讨契丹之战，高洋本人率军从西道直趋长堑，“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趣，断契丹走路”；征讨离石山胡之战，高洋从离石道，太师斛律金从显州道，常山王高演从晋州道，“掎角夹攻”。由于部署得当、指挥正确，这两次战役均大获全胜。其他战役，也都是在高洋的亲自部署与指挥下取得的胜利。
再从临阵对敌时的表现来看，高洋也无愧于“英雄天子”的称号，以上11次战役中，高洋无不是亲临前线、躬当矢石，如征契丹一役，“ 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是行也，帝露头袒膊，昼夜不息，行千余里，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而在强敌环伺、敌众我寡的逆境中，高洋能够镇静从容、指挥若定，则显示出过人的胆识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如天保五年四月，高洋追击柔然到恒州黄瓜堆，“时大军已还，帝率麾下千余骑，遇茹茹别部数万，四面围逼。帝神色自若，指画形势，虏众披靡，遂纵兵溃围而出。虏乃退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
所以说，北齐军队在这11次战役中能每战必克，除了战略部署得当、战术指挥正确的原因外，与高洋冲锋在前、身先士卒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也大有关系。如果说宇文泰“高欢不死”的慨叹是对高洋治军有方的肯定，那么，突厥他钵可汗“英雄天子”的美誉则是对高洋军事指挥才能的由衷敬佩！
（三）高洋的军事才能，还可以从修建长城上得到体现。北朝修筑长城，其来已久，整个北魏及东、西魏、北齐、北周均有修筑之举。高洋在受禅建立北齐后，修建长城的工作仍在继续，其统治期间主要有三次，据《北齐书·文宣纪》：
（1）天保三年，“冬十月乙未，至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
（2）天保五、六年，天保五年高洋亲自进行实地考察，修筑则是在六年，“是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
（3）天保八年，“是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据同纪，天保七年“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这是截止天保七年北齐长城的里程总数，达三千余里。然而据《文宣纪》，天保三年、六年这两次所修长城加起来只有一千三百多里，因此天保七年“三千余里” 的统计数字，当包括此前东魏甚至北魏时期所修筑的长城。至于天保八年所修长城，则是在原长城南面修筑的第二道长墙，估计是因为从库洛拔到坞纥戍这一带为防御北方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关键区域，故而修筑了这段内长城。
修建长城每每被指责为劳民之举，但实际上，我们不应完全否认长城在国防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冷兵器时代，长城实为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民族侵扰的有效手段。退一步讲，如果长城真的只是劳民逞欲的好大喜功之举，那么自春秋以来的中国历朝历代，几乎均曾修筑过长城的事实就不好理解了。
因此，对于高洋犯险北巡、勘察地形以修建长城，我们应该给予肯定。而从前述“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等事实来看，高洋在构筑北方防线的问题上很可能有一个整体思路，即以长城为线、沿线在要害之地设置州镇戍等镇防机构，从而构建起一条点线结合、各点相互呼应的综合防御体系。作为串连各州、镇、戍等镇防机构的线索，长城居于这个防御体系的核心。在这条防线建成以后，北齐对柔然、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能力大大加强，此外，这条防线对于抗御关中政权也很有作用，有效遏制了关中政权对北齐军事中心晋阳的威胁。
北齐长城在国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还可以从《北齐书 ·高叡传》所载见其一斑。据传：高叡于天保六年奉命“领山东兵数万监筑长城”，八年，“征叡赴邺，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北朔州刺史所辖地区既是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前哨，也是与关中政权对峙的前沿阵地，军事任务十分繁重。高叡所任职务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该职在北齐仅此一见；二是高叡都督的范围包括“ 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这就表明“长城诸镇”是被列入统一的军事防御体系来考虑的。而高叡在任上的所作所为，也印证了这一点，史言高叡“慰抚新迁，量置烽戍，内防外御，备有条法，大为兵民所安。”
可见，高叡能够在任上出色完成任务，与充分发挥长城及镇戍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而反过来看，在以长城、镇戍为核心的防御体系还没有建成之前，北齐的边境几乎每年都要穷于应付，史载天保五年前后，“时初筑长城，镇戍未立，突厥强盛，虑或侵边，仍诏（元）景安与诸军缘塞以备守。”
基于以上，我们认为：高洋不失为一个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表现出相当高的才能。从政治方面而言，高洋在位期间不仅纠正了以前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而且在敬儒兴学、关注民生、整顿律法、制度建设等方面均有建树，高洋在位期间乃是北齐的鼎盛时期，是有理由的；从军事方面来说，高洋不仅组建了“百保鲜卑”与“勇士” 两支精锐部队，而且建成了以长城、镇戍为中心的北边防御体系，大大提高了国防能力，另外，高洋还亲自部署和指挥了十余次对少数民族的征战，均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充分体现了治军有方的杰出军事才能。
到了统治后期，高洋在政治上确实大不如前，这主要是由于他患有精神病的缘故，而嗜酒如命，则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病情，从而影响到他的政治判断能力。所以，我们必须看到，高洋的许多荒唐行为，都是在他精神不清醒的状态下做出的，而且基本局限于个人生活等所谓“私德”方面。在关涉到国家大政方针的政治决策方面，由于高洋能够委政杨愔等人，故天保后期的政治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影响，以至于当时有“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说法。也就是说在高洋统治后期，虽然比不上前期，但在杨愔等人的努力下，仍然能够维持下去。因此，吕思勉先生所说：“北齐之事，始坏于文宣，而大坏于武成（高湛）”，是有欠公允的。就北齐整个政治状况而言，北齐政治上走向败坏，是在高洋去世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