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 P．3620 的敦煌文书，其内容部分残缺，文书自写名为《封常清谢死表闻》，以下统称为《谢死表》。该文书的大致内容在《旧唐书》封常清本传、《全唐文》中均有录入，大意相同，但具体内容多有出入。文书尾部有“未年三月二十五日学生张议潮写”，此“未年”应该是元和十年( 公元 815 年) 乙未，其时张议潮十七岁。由于词表内容与正史可见，又为张议潮所抄写，故广为学者重视，现以原文书为底本，逯文如下:
臣常清言: 中使骆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负斧缧囚，忽焉解缚; 败军之将，由许增［修。臣自城陷已(以) ］来，前后三度，遣使奏事，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所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利(计) ，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 阶 (陛) 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扞(捍) 之［别谋，酬万］日之恩，已(以) 报一生之宠。岂谓( 料) 长安日远，［谒见无由; 函］谷关遥，陈情无 (不) 暇。臣读《春秋》，见［狼瞫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
昨者与逆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六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素非训习，所将之□□( 将皆) 是乌合。当渔阳突骑之师，陈周南市人之众，尚犹煞敌塞路，流血满川。臣当欲挺身刀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已(以) 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朝(期) 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谢诸将; 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戒诸军; 三期陛下若不斩臣，无以例关西之将; 四期陛下若不问臣，无以备东之道。臣承恩使回，受命即去。何异中才之人，徒荣禄兵，生居圣代，荣宠圣朝。实拟致命酬恩，非欲累身忝位。
臣今不复谒见，便复出关，即恐逆贼到来，国家无备。臣今将死抗表，陛下必已(以) 臣失律之后，狂妄为辞; 臣今将死谢恩，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之死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即冀社稷复安，逆胡覆败，臣之［愿］足兵 (矣) 。仰天饮鸩，向日封表，愿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殁有知，必拟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列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志( 至) 。谨奉表以闻。顿首。死罪，死罪。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文书作者文词精炼，语句优美，用典准确，充分表达出临死前 那 种 无 所 畏惧，却又壮志未酬的感慨与愤懑; 作者的一番期望能使人深刻地感受到封常清对于唐王朝的忠诚，对于唐玄宗的苦谏，字里行间，让人感动不已!
一、封常清与《谢死表》
《谢死表》文书的作者———封常清，蒲州猗氏( 今山西省临猗县) 人，父母早亡，外祖父犯罪，随外祖父流放安西。在守城期间，外祖教他读书，“多所历览”。外祖父死后，他清贫度日，直到高仙芝随着夫蒙灵察镇守安西都护府，才赢得了人生转机。当他看到高仙芝出入前呼后拥，“衣服鲜明”之时，便开始“慨然发愤”，凭借其倔强的性格得到傔从之职，其时，他已经三十多岁。开元末年，达奚部落背叛，高仙芝奉命出征，“斩杀略尽”，封常清因作捷书而受高仙芝赏识，授“叠州地下戍主，便以为判官。”天宝六载(公元747年) ，从高仙芝破小勃律，高仙芝代夫蒙灵察为安西节度使之后，便奏封常清为庆王府录事参军，充节度判官，赐紫金鱼袋。不久加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帐、支度、营田事。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 ，高仙芝改河西节度使，奏常清为判官。时任安西节度使的王正见奏封常清为四镇支度、营田副使、行军司马。 天宝十一载 (公元 752年) ，王正见死，封常清升为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 ，首次入朝，摄御史大夫，后来北庭都护程千里入朝为右金吾大将军，封常清便出为伊西节度等使。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 ，再次入朝为官。
从上述任职履历中可以得知，封常清始任军职时已经三十多岁，而且是一般的随从之职。其后因他长于文辞，受到高仙芝赏识，并屡从高仙芝征战，获功封赏，官至安西、伊西等节度使职，由于史料欠缺，对于封常清在节度使任上有何功绩尚不明确，只能从其判官岑参的一些诗文中管窥一二，仍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与研究。此外，根据正史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关于封常清的三大特征: 其一，封常清形象欠佳，却擅长诗书。文中说“常清细瘦目类，脚短而跛”，又言其“有才学，果决”; 其二，封常清所任官多为判官、参军、司马一类的幕府文官，且经常留在后方处理政事; 其三。封常清个人勤俭，赏罚分明，治军严苛。关于这一方面，本传中举出封常清杖杀高仙芝乳母之子郑德诠的事例，高仙芝也无可奈何; 又有击杀罪将二人，使得“军中股慄”。
封常清入朝之后，安史之乱已经爆发，安禄山率大军进逼东都洛阳，局势危急。封常清主动请缨，奏言: “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使得正在忧愁状态的玄宗大悦，以常清为范阳节度，募兵东讨。正如文书中所言“臣所将之兵，素非训习，所将之 □□(将皆)是乌合”，正史中也有“旬日得兵六万，皆佣保市井之徒”相印证，这样的军队自然难以抵抗安禄山的“渔阳突骑之师”。连连败退，“退入上东门，又战不利”“战于都亭邑，不胜”“退守宣仁门，又败”，数败之后，只能西奔至陕郡，路遇高仙芝，便说服与他一起退守潼关。
高仙芝、封常清到达潼关之后，玄宗因封常清数败，削其官爵，令白衣于军中效力。后由于高仙芝不听从监军边令诚的干预，令诚入奏玄宗，“具言仙芝、常清逗挠奔败之状”，玄宗闻奏大怒，遣边令诚奉敕至军诛杀二人。此文书即是封常清临死之前托边令诚所上奏表。
二、封常清、高仙芝死亡原因
首先，高仙芝与封常清的关系非同一般，二人同时死亡也与其关系密切有关。从上文可知，高仙芝对于封常清有知遇之恩，封常清官职的升迁基本上凭借的是高仙芝的提拔，封常清战败之后，玄宗令其白衣效力，而高仙芝不惜违抗君命，“令常清监巡左右厢诸军，常清衣皂衣以从事”，可见二人关系匪浅，高仙芝在行刑前，面对着封常清的尸体说道: “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 ”再次证明了二人的深厚感情; 然后，文书中言“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奏事，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并说“冀拜首］阙庭，吐心阶( 陛) 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扞( 捍) 之［别谋，酬万］日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 函］谷关遥，陈情不暇。”
说明封常清在《谢死表》之前，就屡次向玄宗上表，陈说战事，希望亲赴长安进献讨贼之策，只是路途遥远，战局紧急，封常清无法达到自己的期望，他与玄宗之间的信息交流就只能通过宦官来传递，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宦官并没有准确地传达封常清的上表，反而从中作梗，歪曲事实，将个人喜恶夹杂其中，最终激怒玄宗，赐死二人。
其次，封常清、高仙芝二人的死亡原因并非如正史所说的那样简单。封常清的确有罪，在得知安史叛军进逼东都洛阳之后，主动请缨并夸下海口，然而其招募之兵多为市井之徒，不堪作战，而且封常清之前一直担任的是文官，并不见其有特殊的军事才能，作为统帅，战败失地确为重罪，但是玄宗并没有当即处死，而是留其在军中效力; 高仙芝在保守潼关之时，并无大错，反而有功，“仙芝至关，缮修守具，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戍。贼骑至关，已有背矣，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
根据正史记载，处死高仙芝的罪名是退守潼关以及减截兵粮赐物，高仙芝临死前求将士作证，士兵齐呼冤枉，却依旧被处斩。综合二人的行为，均罪不至死，那么玄宗为什么要下决心杀死正在潼关坚守以抵御安史叛军的两位将领呢? 小编认为，监军边令诚在这件事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的缘由要从高仙芝与边令诚二人的关系说起。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 ，高仙芝奉命进讨小勃律，中使边令诚随军出征。高仙芝欲出奇兵致胜，边令诚害怕不敢前行，于是，高仙芝便留下边令诚守城，率军进讨小勃律。凯旋之后由于受到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刁难，边令诚上奏言状，保护了高仙芝，并在不久之后取代夫蒙灵察，担任安西节度使。从这一次的交往中可以看出，先是高仙芝与边令诚在行军策略上产生矛盾，但并没有激化，被高仙芝巧妙解决，从后来边令诚在玄宗面前保护高仙芝就可以得出，此时，高仙芝与边令诚二人关系相对融洽，而且边令诚对高仙芝有恩。
天宝十四载 (公元755年) ，高仙芝奉命出潼关讨贼，玄宗仍令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军，而此时，二人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旧唐书·封常清》传中说边令诚干预军事，仙芝多不从;《新唐书·高仙芝》传中则说边令诚数私于仙芝，仙芝不应，因言其逗挠状以激帝;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玄宗天宝十四载所言同于旧书，可知边令诚干预军事为实，向高仙芝行贿之事则属道听途说。
所以，边令诚以其有恩于高仙芝，便数次干预军政，仙芝不从而心生怨恨，恰逢封常清数次战败，高仙芝不顾玄宗旨意而提拔封常清，再加上封常清出征前所说的豪言壮语与此时情况的巨大反差，边令诚于是在玄宗面前趁机诋毁封常清，使得唐玄宗起了诛杀之心; 又由于高仙芝与封常清的特殊关系，边令诚心存忌惮，便将高仙芝也牵扯其中，玄宗被激怒之后，才下令诛杀二人。
三、封常清之死所反映的天宝末年政治局势
高仙芝与封常清死后，“人多哀之”。在当时安史叛军步步紧逼之下，唐玄宗因宦官从中作梗，以并不充分的理由杀掉前线领军将领，致使朝中无将领兵，只能起用正在京城养病的哥舒翰。最后潼关陷落，玄宗无奈仓皇奔蜀，叛军进入关中，攻占长安，车驾逃亡途中太子李亨北上，即位灵武，玄宗被尊奉为太上皇，失去了统治权力。所以，封常清之死，深刻地反映了天宝末年的政治局势以及社会现状，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势力，如玄宗、太子、宰相、宦官、番将之间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因国家太平无事，加之春秋渐高，在政治生涯上取得了极大的满足感之后，便开始沉湎后宫，宠幸内臣，委国务于宰相。张九龄罢相之后，李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玄宗“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恒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循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而且，李林甫当权期间，“欲杜出将入相之源”，以番将、寒族取代文臣为将，于是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等相继担任节度使，掌握兵权; 又在立太子的事情上支持寿王李瑁，而玄宗册立忠王，也就是后来的肃宗李亨为太子，“自是，林甫惧，巧求阴事以倾太子，”与太子李亨矛盾尖锐，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任宰相。“领四十余使，又专判度支，吏部三铨，但署一字，犹不能尽”，而且与安禄山、哥舒翰都有矛盾，“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于是“禄山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
哥舒翰代高仙芝镇守潼关之时，杨国忠“虑反图己”，便多次督促哥舒翰出关速战，后来“哥舒受擒，败国丧师，皆国忠之误也。”同时，杨国忠又与太子李亨矛盾，在他未担任宰相之前，依附李林甫，“连岁大狱，追捕挤陷，诛夷者数百家”，以顺从李林甫牵涉太子之意。后来安禄山兵陷潼关，玄宗想要御驾亲征，让皇太子监国，杨国忠听说后大受惊吓，归与诸姊妹说: “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可见杨氏与太子矛盾之深，后来玄宗奔蜀，途中马嵬兵变，士兵斩杀杨国忠，逼缢杨贵妃，杨氏一族杀掠殆尽，其中隐约可见太子李亨的谋划痕迹。
而且玄宗时期，宦官势力抬头: “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将军，列戟于门。其在殿头贡奉，委任华重，持节传命，光焰殷殷动四方。”玄宗时高力士不仅荣贵一时，深受宠幸，而且能干预玄宗册立太子之事，以“推长而立，孰敢争?”一句话而“储位遂定”，解决了长期困扰玄宗，使其寝食难安的国家大事，“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孙六、韩庄、杨八、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朱光辉、郭全、边令诚等，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因之而取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宦官、武将皆由高力士而进。而且，宦官监军也集中开始于玄宗统治时期。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 十二月，停御史监军事，在《御史台》卷。神龙元年以后，始用中官为之。”又有“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大唐亦然。时有其职，非常官也。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监军之职，历朝都有，多以文臣御史充任。武则天时期罢停御史监军，开元之后，玄宗乃用宦官监军。由于唐玄宗过度信任宦官，才造成了高仙芝、封常清二人的死亡悲剧，自毁长城。而且宦官监军的流弊一直影响到晚唐，清人赵翼就深刻地总结了两唐书中监军产生严重危害的事例。由于监军权力很重，“监军恃权，节度反出其下”，且大多不懂军事，所以监军在军事活动中经常与将领意见相左，而且夺取军权，严重干扰了将领指挥作战，降低了军队的战斗能力，导致在多次作战中失利，丧师辱国。
更为重要的是，玄宗与其太子李亨之间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矛盾，而矛盾的关键在于最高的统治权力———皇权。李瑛被废太子后，玄宗册立李亨为太子，上文中已经提到，宰相李林甫与杨国忠都不支持李亨，而且屡兴大狱威胁李亨的皇太子之位。面对这种情况，李亨就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李亨组建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如太子妃兄韦坚、亲信皇甫惟明、杜友邻，以及与他同在深宫长大的王忠嗣等。但是，这些人员先后被李林甫、杨国忠构狱致死，太子的多次努力都无疾而终，这也反映出唐玄宗对于太子势力的打压，尤其体现在王忠嗣之狱上，此时玄宗的意志是决定太子地位以及太子周边人员生死的决定性力量。
安禄山起兵渔阳，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中原，攻陷东都与潼关，京师长安危在旦夕，玄宗于是奔蜀，在逃难途中禁军发生马嵬兵变，绞杀杨氏一族，玄宗继续前往蜀地，太子李亨乘机北上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根据黄永年先生以及任士英的研究表明，马嵬兵变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而且，幕后主使直接指向太子李亨，也就是说，马嵬兵变是太子李亨与唐玄宗的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反映，兵变发生以后，太子北上即位掌握国家统治权力，而玄宗则被尊奉为“太上皇”，虽然不甘心失去权力的唐玄宗也做过努力，但终以失败收场，皇权过渡到了肃宗手里。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天宝末年，玄宗、太子、宰相、番将、宦官与监军之间互相牵扯的矛盾关系网。高仙芝、封常清处于矛盾关系网上的一个结点，自然受到各个矛盾势力的影响，王忠嗣就是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首批牺牲品，所以说，高仙芝、封常清二人之死与天宝末年的纷繁复杂政治局势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唐廷上下对于安禄山起兵反抗朝廷的态度同样值得考究。安禄山率蕃、汉之兵十多万军队进逼东都，剑指京城，然而当时唐人的反应却耐人寻味。
听到安禄山起兵的消息，杨国忠洋洋自得，以为: “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深以为然; 前去抗敌的封常清大言不惭，也说: “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玄宗听后大悦; 百姓也曾认为“禄山是行也，人以为败不旋踵，及频告捷，人皆失望”。可见当时确实“太平斯久，人不知战”，君臣黎民对于安史叛军的态度在我们今天看来着实幼稚与可笑，同时，我们也能从他们的态度中看出天宝末年唐朝社会的真实反映，也就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安史之乱能够对强盛无比的唐帝国造成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的原因。
封常清领兵与安禄山叛军交战之后，他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屡战屡败，最后只能退守潼关。在《谢死表》中，他向玄宗提出了四大期望: “一朝(期) 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谢诸将; 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戒诸军; 三期陛下若不斩臣，无以例关西之将; 四期陛下若不问臣，无以备东之道”，无不以自己亲身经历之后的肺腑之言，在明知将死之时，他仍然对于玄宗抱有期望，希望能够得到玄宗的亲问，可惜的是，当时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各种势力相互打压，玄宗并没有给他面圣的机会，封常清自己也被卷入斗争之中，文书中引用典故称“臣读《春秋》，见［狼瞫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也形象地吐露了封常清壮志未酬，含屈而死的哀怨之情。
而且受刑以后，《谢死表》并没有达到他期待的效果。固然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的坚守之计更符合当时的战争形式，但由于监军与宰相个人意志的干预，玄宗的偏听偏信，逼迫他们出关迎战，最后也正如所料，所募唐军根本无法与安禄山的军队相抗衡，丧兵辱国之后，封常清、高仙芝身遭屠戮，这样的结果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封常清与高仙芝的相继处死是唐王朝自毁长城的开始，之后的哥舒翰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他们一心为国，却无法赢得唐玄宗的信任，在奸臣与宦官的夹攻之下败亡，也致使安史叛军进军关中，产生了更为严重的战争灾害，人为地加深了叛乱的破坏性。敦煌文书P．3620《封常清谢死表闻》不仅在于表现封常清个人对于时局的看法，也反映了唐玄宗天宝末年以来整个政治局势的变化，更是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剧烈摧残唐帝国的真实反映。封常清感人肺腑的奏表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换来的却是一纸死亡诏书，彻底改变了战争形势，玄宗临阵杀将的惨痛教训也为后继的君主敲响了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