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东北亚各国和部族之间的宗藩关系，是通过朝贡制度来确立的。一般情况下，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向宗主国地位的国家称臣纳贡，确定相对稳定的朝贡制度。在金与高丽的宗藩关系中，女真族建国前和金初附属于高丽，视高丽为“父母之邦”，高丽为宗主国，女真族处于附属地位。随着女真各部的统一，及女真族建国，国号金，并不断扩张，以及金伐辽战争步伐的加快，金与高丽的宗藩关系发生了变化，女真族不再视高丽为宗主国。在金与高丽的传统宗藩关系中，高丽宗主国的地位随之动摇。随着金伐辽灭北宋入主中原，建立与南宋相对峙的大金帝国，金丽宗藩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高丽不再处于宗主国地位，转而金国处于宗主国地位，高丽从属于金国。
一、女真族建国前与金初依附于高丽
女真族建国前依附于高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源于高丽。《金史·世系》记载：“粟末靺鞨始附高丽，姓大氏。李勣破高丽，粟末靺鞨保东牟山。”女真族在黑水靺鞨时期依附于高丽，当时“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东濒海，南接高丽，亦附于高丽。尝以兵十五万众助高丽拒唐太宗，败于安市”。传说中，“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乃好佛，留高丽不肯从，曰：‘后世子孙必有能相聚者，吾不能去也。’”《金史·交聘表》记载：“金人出于高丽，”因此，在女真族心中，视高丽为“祖宗之国，父母之邦”。
女真族建国前就与高丽存在隶属关系，当时女真族与高丽比邻，“居束沫江之北，宁江州之东，地方千余里，户十余万，无大君长，亦无国名，止是族帐，散居山谷间，自推豪杰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从当时女真族没有君长没有国名而只存在族帐来看，女真与高丽的关系，还谈不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女真与高丽只是存在一种依附关系。《高丽史》记载：“高丽太祖四年（921年）春二月，黑水酋长高子罗率七十人来投，……四月，黑水阿于闲率二百人来投。”此时女真族投靠高丽，并非政治上的依附关系，正如《高丽史》记载：“太祖十四年（931年），曰北藩之人，人面兽心，饥来饱去，见利亡耻。”此记载说明，女真与高丽这种依附关系，只是经济生活上的依赖。
这种经济依赖关系逐渐发展，到高丽定宗时期，表现为双方在贸易往来上。高丽定宗三年（948年）九月，“东女真大匡苏无盖等来献马七百匹及方物。王御天德殿阅马为三等，平定其价，马一等，银注子一事，棉绢各一匹；二等银钵一事，棉绢各一匹；三等棉绢各一匹。”从这则史料的记载来看，女真与高丽这种贸易关系，表现出一种不平等性，“女真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任凭高丽王主观臆断来决定马的价格。”从女真献马七百匹来看，说明女真与高丽的贸易往来，不是单纯的市场交易，带有朝贡的意思。当时女真族介于契丹和高丽之间，时而靠近高丽，时而靠近契丹。“或臣于高丽，或臣于契丹，叛服不常，辽国谓之羁縻酋而已。”
此时，女真族与高丽的关系，还不构成国与国之间的宗藩关系，只是女真部族依附于高丽国的关系。女真各部与高丽的依附关系，因为当时的女真各部还没有统一，其中有不依附高丽的女真部，如“东女真寇登州、烧州镇部落三十余所”。而依附高丽的女真部，则经常向高丽朝贡献方物。高丽显宗九年（1018年）“二月己卯，东女真猱于率部落来献马及貂皮，赐衣带货物，三月甲辰，东女真阿梨古、西女真凌渠等百余人来献方物，并赐爵，又赐匹缎。四月辛巳，东女真仇陀啰、西女真渠逸等二十余人来献马、器仗，次衣带货物。闰（四）月戊戌，东女真酋长阿卢大等来献土马、貂鼠皮，赐衣物”。前面所说的女真各部与高丽“叛服不定”的主要原因，是女真各部没有统一，各部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处理与高丽的关系。
女真各部与高丽这种依附关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献祖绥可、昭祖石鲁、景祖乌古乃（从1021年大约至1074年）、世祖劾里钵（从1074年大约至1092年）、肃宗颇剌淑（从1092年大约至1094年）、穆宗（1094年至1103年），一直到穆宗晚年女真各部基本完成了统一，女真与高丽之间都是这种依附关系。女真各部的统一改变了各部有的依附高丽，有的不依附高丽的局面，女真族开始正式与高丽通好建交。《金史·世系》记载：“十年癸未（1103年）二月，高丽始来通好。”从此以后，女真族与高丽之间逐渐确立了宗藩关系，女真各部统一在完颜部旗下向高丽朝贡。女真各部的统一，使得女真力量强大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女真与高丽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产生分歧是在所难免的。“兄子康宗，……先是，高丽通好，既而颇有隙，高丽使来请议事，使者至高丽，拒而不纳。五水之民附于高丽，执团练使十四人。”“二年甲申，高丽再来伐，石适欢再破之。高丽复请和，前所执团练十四人皆遣归，石适欢抚定边民而还。”女真与高丽这场甲申之争，以高丽放还被抓去的十四个人质而结束。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高丽看到女真发展的势头，不敢继续与女真为敌。而女真人在穆宗刚去世后，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辽朝。因此，双方出于各自的考量，很快就回到了原有的和平相处状态，女真仍依附于高丽。
二、金与高丽宗藩关系不断变化
自甲申之战后，虽然金仍依附于高丽，但随着女真建国步伐的加快，特别是伐辽战争节节胜利，金朝国力逐渐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使金不再情愿和甘心处于高丽属国的地位。于是阿骨打给高丽下书，《高丽史》记载：“金主阿骨打遣阿只等五人寄书曰：兄大女真国皇帝致书弟高丽国王，自我祖考，介在一方，谓契丹为大国，高丽为父母之邦，小心事之。契丹无道，陵轹我疆域，奴隶我人民，屡加无名之师，我不得已拒之，蒙天之祐，获殄灭之，惟王许我和亲，结为兄弟，以成世世无穷之好。”阿骨打想改变金与高丽几十年来的宗藩关系，不想让高丽藩属于金国，起码是平起平坐的兄弟关系。另一方面，金帝国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了高丽。
女真伐辽灭宋节节胜利，对高丽来说有喜有忧，喜的是可以趁机摆脱对于契丹的从属地位，忧的是担心女真的强大对自己不利。因此，当高丽看到金帝国的强大时，也担心给自己带来不利，于是不断遣使到金，祝贺金伐辽灭宋节节胜利。与此同时，高丽也想借机把被辽占领多年的“保州”收回来。金国对保州的地理位置及其意义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
《金史·外国传》记载：“收国元年九月，太祖已克黄龙府，命加古撒喝攻保州。保州近高丽，辽侵高丽置保州。至是，命撒喝取之，久不下，撒喝请济师，且言高丽王将遣使来。太祖使纳合乌蠢以百骑益之，诏撒喝曰：‘汝领偏师，屡破重敌，多所俘获，及闻胡沙数战有功，朕甚嘉之。若保州未下，但守边戍，吾已克黄龙府，闻辽主且至，俟破大敌复益汝兵。’所言高丽遣使事，未知果否，至则护送以来。边境之事，慎之毋忽。”金太祖的意思是说，保州在辽东边远地方，且黄龙府已经攻占，对于保州不要花费太多的精力攻取，到时自然而然地归我所有，并考虑保州与高丽相接，属于边境之事要慎重处理。
正当金国攻打辽国时，高丽向金国派出使臣，以祝贺金国胜利为名，向金国提出要收回保州领土的要求。《金史·太祖纪》记载：“收国二年正月，……闰月，高永昌据东京，使挞不野来求援。高丽遣使来贺捷，且求保州。诏许自取之。”当时阿骨打考虑前方正是伐辽关键时刻，保州还在辽军控制内，如果高丽出兵攻占保州，也算是对金国的声援，于是让高丽自己派军队攻打保州。
《金史·交聘表》记载，“太祖已破走辽主军，撒喝破合主、顺化二城，复请济师攻保州，使斡鲁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闰正月，高丽遣使来贺捷，且曰：‘保州本吾旧地，愿以见还。’太祖谓使者曰：‘尔其自取之。’”同书亦记载：“太祖收国二年。闰正月，高丽遣使来贺捷，且请保州，太祖曰：‘尔自取之’。高丽遣蒲马请保州，诏谕高丽曰：‘保州近而边境，听尔自取。’”关于让高丽自取保州问题，阿骨打还特地嘱咐撒喝、乌蠢等说：“若高丽来取保州，益以胡剌古、习显等军备之，或欲合兵，无得辄往，但谨守边戍。”
然而，高丽不但没有按照与阿骨打相约攻占保州，反而行招抚的手段，甚至当金军攻占保州时，不但不配合金军攻占保州，反而接济辽军给养。以至等到金军到保州时，出现了辽军早已撤退逃跑的局面。至此，金军占领保州后，就没有将保州交给高丽的打算。“天辅元年……八月癸亥，高丽遣使来请保州。”此后，当高丽再次提出收回保州的要求时，阿骨打没有轻易答应。
《金史·外国传》记载：“及撒喝、阿实赉等攻保州，辽守将遁去，而高丽兵已在城中。既而，高丽国王使蒲马请保州，诏谕高丽王曰：‘保州近尔边境，听尔自取，今乃勤我师徒，破敌城下。且蒲马止是口陈，俟有表请，即当别议。’”由于高丽没有按照阿骨打之约攻打保州，阿骨打震怒，一改先前答应把保州让给高丽的想法，当高丽向金国提出收回保州时，阿骨打说以后另行商议。阿骨打以保州为砝码，与高丽开展了反复较量。
《高丽史》记载：“金主遣使来聘，致书曰：诏谕高丽国王：朕兴师伐辽，赖黄天助顺，屡败敌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部族人民，悉皆抚定。今遣孛堇术孛报谕，仍赐马一匹，至可领也。”高丽接到金国的国书后，“遣中书主事曹瞬举聘于金，其书有况彼源发乎吾土之语。金主拒不受。”“天辅二年十二月，诏谕高丽国王曰：‘朕始兴师伐辽，已尝布告，赖皇天助顺，屡败敌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其间京府州县部族人民悉皆抚定。今遣孛堇术孛报谕，仍赐马一匹，至可领也。’”天辅四年，“使习显以获辽国州郡谕高丽，其国方诛乱者，使谓习显曰：‘此与先父国王之书。习显就馆。凡诛戮官僚七十余人，即依旧礼接见，而以表来贺，并贡方物。复以辽帝亡入夏国报之。’”
金太宗即位后，天会元年十二月，派遣“高随、斜野奉使高丽，至境上，接待之礼不逊，随等不敢往，太宗曰：‘高丽世臣于辽，当以事辽之礼事我，而我国有新丧，辽主未获，勿遽强之。命高随等还。’”天会二年，同知南路都统鹘实答奏，高丽纳叛亡、增边备，必有异图。诏曰：‘凡有通问，毋违常式。或来侵略，则整尔行列与之从事。敢先犯彼者，虽捷必罚。’诏阇母以甲士千人戍海岛，以备之。”
天会二年……乙巳，曷懒路军帅完颜忽剌古等言：“往者岁捕海狗、海东青、鸦、鹘于高丽之境，近以二舟往，彼乃以战舰十四要而击之，尽杀二舟之人，奋其兵杖。上曰：‘以小故起战争，甚非所宜。今后非奉命，毋辄往。’”“七月壬午，皇子宗峻薨。丙戌，禁外方使介冗从多者。壬辰，鹘实答言：‘高丽约吾叛亡，增其边备，必有异图。’诏曰：‘纳我叛亡而弗归，其曲在彼。凡有通问，毋违常式。或来侵略，整尔行列，与之从事。敢先犯彼，虽捷必罚。’”
在这种情况下，金与高丽双方都提防对方。“三年，高丽增筑长城三尺，边吏发兵止之，弗从，报曰：‘修补旧城。’曷懒甸孛堇胡剌古、习显以闻，诏曰：‘毋得侵轶生事，但慎固营垒，广布耳目而已。’”“三年十一月，习泥烈等复以国书来。曷懒甸长城，高丽增筑三尺。诏胡剌古、习显慎固营垒。”“四年，咸州路都统司以兵分屯于保州、毕里围二城，请益兵，诏曰：‘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高丽累世臣事于辽，或有交通，可常遣人侦伺。’”
“十月丙寅，诏有司运米五万石于广宁，以给南京、润州戍卒。命南路军帅阇母，以甲士千人益合苏馆路孛堇完颜阿实赉，以备高丽，”双方都构筑防御工事。高丽国王仁宗即位后，金天会三年（仁宗三年），高丽“遣司宰少卿陈淑、尚衣奉御崔学莺如金，金以国书非表，又不称臣，不纳”。至此，金与高丽双方就宗主国地位问题相持不下。
三、高丽依附于金宗藩关系的变化
金太宗即位后，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就占领了辽国大片领土。天会三年“二月壬戌，娄室获辽主于余睹谷”，标志着雄踞东北亚的大辽帝国灭亡。 辽国皇帝天祚帝被抓获的消息传到高丽后，高丽立即于五月壬申朔，“遣司宰少卿陈淑、尚衣奉御崔学莺如金，金以国书非表，又不称臣，不纳。”在这种情况下，高丽国王仁宗“召百官议事金可否，皆言不可。独李资谦、拓俊京曰：‘金昔为小国，事辽与我，今既暴兴，灭辽与宋，政修兵强，日以强大，又与我境壤相接，势不得不事，且以小事大，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问。’从之”。高丽在金国的威慑下，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决定派遣使臣赴金上表称臣。
《高丽史·仁宗世家》记载：“高丽仁宗四年（1126年）四月丁未，遣郑应文、李候如金称臣。上表曰：大人垂统，震耀四方，异国入朝，梯航万里，况接境之伊迩，谅驰诚之特勤。伏惟天从英明，日新德业，涣号一发，群黎无不悦随，威声所加，临敌莫能枝梧，实帝王之高致，宜天地之冥扶。伏念臣瘠土小邦，眇躬涼德，闻非常之功烈，久已极于倾虔，惟不腆之苞苴，可以伸余忠信，虽愧频繁之荐，切期山薮之藏。金回诏曰：省所上表称臣并进奉土宜、匹物等事具悉。
朕以推亡固存，实帝王之造，以小事大，乃社稷之图，仅魁伟之渠材，蕴变通之远业。卿家传王爵，世传昨封，抗章竭尊奖之诚，任土尽委输之节，仍称卑号，足见全能。加非兵戈之威，诱不玉帛之惠，自然来者，不曰良哉。且君父之心，予己坚焉，而臣子之义，汝毋易忘，卜世卜年，是彝是训。外有合行条件事等，即次发使，前去宣谕。”
当年九月，金朝向高丽派出枢密院事高伯淑、鸿胪卿乌至忠等使臣到高国宣谕。“九月辛未，……金主敕伯淑等曰：高丽凡遣使往来，当尽循辽旧，仍取保州路及边地人口在彼界者，须尽数发还，若一一听从，即以保州地赐之。十月戊戌，王见金使于大明宫，附回表谢，一依事辽旧制。”《金史·外国传》记载：“四年，国王王楷遣使奉表称藩，优诏答之。上使高伯淑、乌至忠使高丽，凡遣使往来当尽循辽旧，仍取保州路及边地人口在彼界者，须尽数发还。敕伯淑曰：‘若一一听从，即以保州地赐之。’高伯淑至高丽，王楷附表谢，一依事辽旧制。”“四年六月，高丽使奉表称藩，優诏答之，仍以保州地赐。天会四年六月丙申朔，高丽国王王楷奉表称藩。”“七月丙寅，遣高伯淑等宣谕高丽。”
“十月……丁未，天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十月丁未，高丽贺天清节。十一月，遣高随等为赐高丽生日使。”“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边户。是岁，高丽十人捕鱼，大风飘其船抵海岸，曷苏馆人获之，诏还其国。既而勖上表请不索保州亡入高丽户口，太宗从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自此以后，金与高丽互派使臣，两国之间宗藩关系确立。检索《金史》可知，从金天会五年正月辛卯“高丽遣使来贺”开始，至哀宗正大三年六月壬子“诏谕高丽及辽东行省葛不霭，讨反贼万奴，协从者”为止，金丽两国互派使臣，形成了高丽向金称臣纳贡的宗藩关系。在金丽宗藩关系中，虽然整体上高丽附属于金，金处于宗主国的地位，但在不同时期随着金实力的消长，两国宗藩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
金太宗时期，高丽每年遣使两次，到金国贺正旦和皇帝生日；金每年遣使一次，到高丽祝贺高丽国王生日。从两国各自出使次数看，两国的遣使制度基本确立，至此，以金为宗主国地位的金丽宗藩关系基本形成。金熙宗时期，金丽遣使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高丽每年遣使两次到金，贺正旦和皇帝生日，金一般不遣使到高丽。在整个熙宗朝，金朝仅有三次遣使赴高丽，一次是祭奠高丽国王去世，一次是册封高丽国王，一次是横赐使。
海陵王时期，高丽每年仍然遣使两次，到金贺正旦和祝贺皇帝生日。金每年遣使一次，到高丽祝贺高丽王生日。其中，天德元年乙亥，“宋、高丽、夏贺正旦使中道遣还。”宋、高丽、夏遣使中途返回，是因为金国内发生了海陵王政变的缘故。在《金史》里，天德二年有两处记载高丽遣使到金贺即位。《金史·海陵纪》记载：“三月丙戌，高丽遣使贺即位”。同传记载：“六月丙午，高丽遣使贺即位。”关于《金史》在同一年有两处遣使的记载，《金史》点校者认为可能是记载的错误，怀疑是宋朝贺即位。
小编则认为可能就是两次，金国发出国书后，由于高丽距离金上京较近，很快就到了，而此时宋朝等其他国家，由于路途遥远还没有到。《金史·海陵纪》校勘记曰：“宋史卷30高宗纪，是年三月丙戌，遣使贺金主即位，行程约两月，进贺当在五月以后，此处宋字疑衍。”这样的解释当是错误的，因为在“二年三月丙戌条”中已经记载“宋、高丽遣使贺即位”。如果此处是记载宋朝使臣到达时间的话，那么高丽使臣到达时间也应记载。因此，此处应该是高丽第二次贺即位。
金世宗时期，高丽仍按照以往固定的时间，遣使金国贺正旦和皇帝的生日。金向高丽遣使次数明显较海陵王时期增多。金世宗每年都委以专门官员，充当高丽王生日使。从中可以看出，金世宗很重视与高丽的关系，不以大国自居，努力创造国际和平环境，集中力量发展自己。《金史·世宗纪》记载：“诏以上京天寒地远，正旦、生日并不需要遣使，令有司报谕。”金世宗诏令各藩属国，免除各国遣使金朝，是由于上京天寒地远。这是特例情况，只是大定二十四年和大定二十五年，各国没有派出使臣，之后各国仍然派出使臣，向金朝贺正旦和皇帝生日。其实这两年可能世宗不在金中都，而较长时间在金上京居住，因此不让各国使臣前来。
金章宗时期，除高丽国王去世等特殊情况外，金朝每年向高丽派出使臣一次，高丽仍是每年至少向金遣使两次，贺正旦和贺皇帝生日。此时金与高丽遣使往来，相互贺正旦和祝贺皇帝生日，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次数和相对固定的时间。因此，“我们不难发现，金与高丽之间不仅保持着稳定的朝贡关系，而且这种朝贡关系已经呈现出制度化的特点。”
金末，卫绍王、宣宗、哀宗三朝，金国力衰微，无法控制高丽。《金史·卫绍王纪》记载：“大安元年五月，高丽贺即位”，“三年正月乙酉，高丽遣使来贺”。高丽从卫绍王时期，开始不按以往固定时间遣使金朝。卫绍王在位5年，高丽只遣使金两次。《金史·宣宗纪》记载：“兴定二年四月壬寅朔，普查五斤表，辽东便宜阿里不孙贷粮高丽不应，辄以兵掠其境。”“三年三月甲戌，高丽先请朝贡，因遣使抚谕之，使还，表言道路不通，俟平定后议通款。命行省姑示羁縻，勿绝其好。”在宣宗时期，不见高丽遣使金朝的记载，高丽已不将金国当作宗主国，不仅不接受金的调遣，还时常兵掠边境，金国只好采取羁縻政策，以维持表面的宗藩关系。
《金史·哀宗纪》记载：“正大三年六月壬子，诏谕高丽及辽东行省葛不霭，讨反贼万奴，协从者。”哀宗诏谕高丽讨伐蒲鲜万奴，此时金宗主国的地位已名存实亡，高丽已不可能听其诏谕了。从金丽宗藩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出，弱国不可能取得宗主国地位。《金史·外国传》记载：“女直虽旧属高丽，不复相通者久矣。及金灭辽，高丽以事辽旧礼称臣于金，”这则史料说明了宗藩关系的维持是靠国力来支撑的。金末，金与高丽宗藩关系的变化，其原因是金朝国力衰落。《金史·外国传》记载：“金人本出鞨靺之附于高丽者，始通好为邻国，既而为君臣，贞祐以后道路不通，仅一再见而已。”金与高丽宗藩关系的演变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发展自己，使自己强大起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