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成.战争叙事与“家国同构”模式的背反——张爱玲自传小说论[J].现代传记研究,2023,(02):146-157.
20世纪50至70年代，客居美国的张爱玲先后用英文和中文完成“自传小说三部曲”《雷峰塔》《易经》《小团圆》，以虚构的策略反复讲述个人成长经历。现有研究已充分关注到张爱玲“自传小说三部曲”在内容上鲜明的自传色彩，以及在形式上的重复、回闪、穿插等叙事特征，肯定了三部小说的自传意义和文学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聚焦张爱玲自传小说的战争叙事，从整体上考察作家“真实”的战争体验和“虚构”的文学想象，以期厘清张爱玲如何以普通人的视角看待个人、战争、家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有研究对张爱玲战争叙事的艺术价值评价较为一致，普遍认为她回避战争场面的直接描写而专注于战争中人的日常生活和人性描摹，开辟了沦陷区文学的新面向，在叙事技法上较好地融合了古典与现代，提升了市民文学的品位。但在张爱玲战争叙事的思想价值评价方面，学界出现了较大分歧：一部分学者指责张爱玲在民族大义前缺乏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以陈思和为代表；也有一部分学者赞赏张爱玲在危机状态下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持续关切，以刘锋杰为代表。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归根到底还是如何阅读张爱玲的问题，核心在于如何把握作家和人物之间的距离，解决的办法只有回到文本的语境之中，尽量排除个人先见和偏见，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上述两种观点背后暗藏学者自身的伦理意识和艺术标准。指责张爱玲的学者持有的是民族意识主导下的战争正义论，他们在保家卫国的现实主义框架下强调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而同情的学者则和张爱玲一起回避了民族意识和战争伦理，他们本身就更关注战争中人的存在问题。
平心而论，不管是强调作家的责任感还是强调作家的人性关怀都有其合理性，但具体到张爱玲的战争叙事，我们还是应该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避免道德绑架。张爱玲前后期对战争的理解有何变化？后期关于日常和人性的描摹在前期基础上有何延展？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具体问题。在这样的思路下，人们对张爱玲战争书写的研究从道德质询逐渐转向原因探究。沿此路径，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试图从张爱玲对“家国同构”模式的背反现象人手，探讨其战争叙事的思想张力。
“家国同构”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治理结构和文化形态，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形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强调家庭／家族和国家组织结构的一致性。文艺作品中的“家国同构”叙事往往将家庭／家族的悲欢与民族／国家的盛衰紧密联系，以“家”的命运映照“国”的命运，呈现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是以“家”写“国”的经典力作，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将“家国同构”叙事模式的成就推向高峰。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处理家国关系时，不同作家对“家国同构”传统的演绎方式有所不同。抗战时期，多数作家基于民族心理需求和自身的责任意识，在文学作品中正面建构“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赋予笔下人物由“家庭”走向“国家”／革命的正义。也有一部分作家意识到“家国同构”传统对个体生命的压抑，更为关注个体生命意义上“家”的“诗意”所在，在文学叙事中走向了“家国同构”的反面—“家国异构”，从而造成“家”与“国”的疏离。张爱玲便是后者之一。她的后期写作因停留于过往经验的不断“复述”而被诟病，但她在作品中对战争、家国与个人关系的思考仍然值得我们重新讨论和辨析。
一、沪战经验与“看客”心态
从作家的个人经历而言，张爱玲生命中重要的转折都和战争有关，“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张爱玲，《全集6》125）。这两次战事便是沪战和港战，在“自传小说三部曲”中被张爱玲重新讲述。沪战期间，她和家人都住在战争的“边缘”地带，家族中也没有直接参与沪战的人物，年幼的她难以对战争的残酷与暴烈产生直观认知。自传小说透露了张爱玲的沪战体验与家里的轻松氛围有关，父亲的闲散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战时心态。张爱玲曾在《小团圆》中回忆道：“九莉经过两次沪战，觉得只要照她父亲说的多囤点米，煤，吃得将就点，不要到户外去就是了。”（张爱玲，《小团圆》48）在“家”的庇护下，张爱玲相对安全地“躲”在战争背后，将目光投向周围的人和人性，因为相信“在战争中我们最容易看得出一个人的个性与处事的态度”（张爱玲，《全集6》10）。
张爱玲是如何成为战争中的“看客”又超越“看客”的？答案来自她对沪战经验的讲述。沪战在张爱玲的笔下是“户外”的，战争中的普通人多是“快心”的“看客”。《雷峰塔》和《小团圆》里，沪战是从报童的吆喝声里和报上的大红黑字里传来的，而不是主人公在战争现场感知到的。尽管“报童的吆喝像是乡村夜里的狗吠散布凄清与惊慌”，不知道打仗是何种情形的普通百姓依然“快心咧着嘴笑”的潘妈在阳台喊，“飞机打仗啊。看见那一个下蛋没有”（张爱玲，《雷峰塔》257），调侃与嬉笑里透着无知与无畏；对日本女人服饰装扮兴味十足的秦干，猜测包袱里头“背着他们祖先的牌位”（260）；在旅馆大厦边躲轰炸边看《金粉世家》的九莉，“非常愉快”（张爱玲，《小团圆》111）……面对战争，张爱玲笔下的普通人有一种自我调适和转移注意的能力，以“旁观者”自居。张爱玲是如何看待这种“旁观”心态的呢？《雷峰塔》里有一段琵琶的“自白”：
似乎不该喝彩鼓掌。那些人不知道打起仗来是怎样一个情形。她觉得置身事外。她不看头版，不知道多年来曰本人蚕食鲸呑，这如今终于炸了锅，她也不觉得众人的雀跃狂喜。那些快心的人也许是不知道打仗是怎样一个情形，可她也不知道。（258）
这段“自白”可视为张爱玲本人的真情流露。家里的佣人是无知的“看客”，而张爱玲并没有苛责这种的无知，她和佣人们同属战争的边缘者角色，无法正面感知战争的凶险。但张爱玲在重新讲述这段经历时对此有所反思，借大世界游艺场炸弹事件和闸北大火事件深化了对战争中“看客”心态的解读。
大世界游艺场中弹事件重复叙述的功能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现场，将小说人物从战火边缘推向中心，还在于纾解作家的心理创伤，进而触及对死亡命题的思考。《雷峰塔》和《小团圆》中都有关于大世界游艺场中弹事件的细节描写，这次事件让张爱玲看到战争中普通人“观看”的默契以及面对死亡的极大恐惧。《雷峰塔》里，电车上的人们先是“活跃”地谈论爆炸的后果，“心里的气泡像是压不住，咕嘟嘟往上冒，在死亡的面前变得邪门，活跃非常”，及至看到运送尸体的卡车经过，他们变得“默不作声”（264－265）。而《小团圆》里，人们在卡车经过后“脸上都带着一丝微笑，有一种新鲜刺激的感觉”（张爱玲，《小团圆》112）。大世界游艺场的中弹是小说中距离日常生活最近的一场爆炸，张爱玲写人们看到尸体后的“微笑”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她笔下农村的杀猪场景，被宰杀的猪脸上也是“笑嘻嘻”的。人和动物面对死亡都呈现出奇异的“喜气”，这种以喜写悲的手法加深了小说的戏剧性和荒诞感。同时，目睹爆炸和死亡场景的旁观者集体失语，他们像琵琶一样“完全给拖出了时间空间之外，不能思考也不能感觉”（265）。张爱玲真实再现了以“沉默”和“微笑”达成“观看”默契的路人心态，人在危机时刻的渺小和苍白跃然纸上。
除了大世界游艺场爆炸事件，张爱玲还精心“虚构”了一场闸北战火，以此表现战争中“看客”的真实面相。《雷峰塔》里，苏州河对岸的闸北烧起了一场大火，佣人们挤在小楼上看热闹，何干“比过节喝酒，酒后脸绯红却分外沉默还要更兴奋”，潘妈和佟干“愉快的掉过头来，没有同琵琶说话，只挪了位子给她”。众人在“兴奋”和“愉快”的氛围中谈论大火烧掉的房子和没逃出来的人，琵琶却从护城河倒映的火光中看到“中国建筑内部的对称结构”带来的“中国的情味”，“宫殿、宝塔、亭台楼阁”在熊熊烈火中“只剩了燃烧的骨架”，“倒下了一个骨架子，后面旋又露出一个熊熊的火架子，仍是俯对着自己的倒影”（282－283）……张爱玲精心描摹的这场大火呼应了小说“雷峰塔倒掉”的主题，战火具有象征意味，烧掉的不只是实体的建筑，更是抽象的文明。小说里的琵琶化身为“历史”的记录者，以作画的形式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战火定格于纸上，“滤掉了吵嚷与惊惶，大火似乎是发生在遥远的历史里，从过去来的一幕，带着神秘感，竟使人心里很激动”（284）。不同于佣人们的看热闹，琵琶在战火中看到是文明的坍塌和历史的循环。最终，张爱玲走出了“隔岸观火”的行列而成为历史的“看客”，她笔下的酷烈战火都是历史的显影，也都将化作历史的灰烬。
张爱玲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来回忆童年和沪战的，小说人物的旁观视角和讲述者的旁观视角在小说内外并行交织，“虚构”与“真实”之间，小说的自传意义和文学价值得以凸显。
二、“另类”的战争观
沪战体验中养成的“看客”心态使得张爱玲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到战火中人性的“自私”，即使后来又有了切身的港战体验，她也依然执着于探索人性的幽微复杂而回避对战争伦理的宣扬。她对战争的态度和主流抗战文学截然不同，不仅缺乏反战意识，甚至认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催化”人生选择的作用，具有化解个体危机的“成全”意义，这种“另类”观点的产生与她的人生经验和个人主义倾向密切相关。
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情爱关系在战争中遭遇瓦解，这段经历对她产生了重大影响。张、胡之恋是张爱玲在战争背景下进行情爱书写的“前文本”，显现出作者以文学的形式进行自我暴露式疗愈的勇气。通观张爱玲的小说，不难发现战争是影响小说人物关系尤其是男女情爱关系的重要因素。张爱玲上海时期的小说《倾城之恋》中，战争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主人公“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张爱玲，《全集6》53）。张爱玲美国时期的小说《少帅》和《小团圆》里，男女情爱关系也都在战争背景下展开。《少帅》里的少帅和周四小姐在军阀混战的背景下谈情说爱，《小团圆》里盛九莉和邵之雍则在二战的背景下花前月下。两部小说里的情爱描写多有重合，影射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情爱关系，自传色彩鲜明。张爱玲曾对《少帅》寄予厚望，却因美国出版经纪人的评价而备受打击，导致这部小说断尾，少帅和周四小姐的结局也成了未解之谜。《小团圆》里的九莉因为想跟之雍在一起而希望战争永远打下去，战争的结束也带来了两人恋爱关系的终结。《色，戒》里的战争成全了王佳芝的表演欲，也造就了她和易先生之间“猎人与猎物”的关系。《易经》里的战争加速了男女学生的恋爱节奏，却与爱情相距甚远。张爱玲编织了一个个乱世小儿女的情爱故事，而作为故事背景的战争充当了男女关系的“催化剂”，促使生命展露出最原始的情态，“人人在混沌的灯光下转来转去，像是粗酿的酒里的分子，唯有最初始的生命出现。混沌初开，男与女的力量，阴与阳的力量”（张爱玲，《易经》282）。
在张爱玲笔下，战争除了能够“催化”人的情爱选择，也能够“成全”人的世俗愿望。《易经》里，港战阻挡了即将“毁灭”琵琶的大考：“她沉溺在至福狂喜中，也不介意众口同声臆测这样的快乐转瞬即逝。给喜悦加上额外的条款，限定住它，都只让它更真实。”（181－184）—场“喜从天降”的战争成全了琵琶们逃避大考的心理，也印证了张爱玲“自私”的个人主义主张。早在《烬余录》中，张爱玲已直言死亡的轻贱与人性的自私，“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张爱玲，《全集6》59）。多年后重述港战经验，张爱玲依然延续了1940年代的战争观，更加弱化战争的灾难性而强化战争对个人的“成全”，进而重审战争、家国与个人的关系。
张爱玲在自传小说的家族叙事中穿插战争叙事，真实呈现战争对个人所处的家庭关系的成全，目的是凸显“家”的对外（战争）防御功能和对内（家庭成员）庇护意义，最终是为了复苏“家”的个体生命本质，将“家”作为承载个人温暖记忆的存在而加以表现，正所谓“当家在世俗温暖的层面上得到呈现，往往也呈现了文学自身的深化”（黄万华56）。《雷峰塔》和《易经》中，隐含作者所处的外部空间—“国”正遭受武力战争时，内部空间—“家”也进行着成员之间的“拉锯战”，父母离婚、父亲再婚、父女冲突、母女纠葛、姑母嫌隙、财产官司等。张爱玲潜意识里将“家”当作抵御战争的屏障，尽管事实上“她两个家都可能中弹，两个家都在边界上，父亲的家靠近苏州河，母亲的公寓在越界筑路上，可是她却不想到这一层。家是安的。孤零零一个在陌生人间，她有些惘然……”（张爱玲，《雷峰塔》263）以主观意念上的“家”的平安衬托“孤零零一个”在战争中无所依傍的“惘然”，更突显了作家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和对世俗意义上温暖的“家”的渴望。因此，张爱玲在小说中借助战争缓和家庭矛盾，将战火变成家庭内部敌意暂时休止的屏障，从而建构“家”对个体的守护价值：“很奇异的，她与父亲后母有那么多不愉快，一打仗，她又变成个小孩子了，在大人之下，非常安乐，一点挂心的事也没有。”（258）
在战争叙事和家族叙事的缠绕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张爱玲矛盾纠结的战争心态。她庆幸战争成全了个人的世俗愿望，又痛心战争毁坏了人类文明。张爱玲是带着浓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始终朝着“家国同构”的反面理解战争的。因此，她在战争语境中凸显“家”的个体生命本质而疏离了“国”的话语号召。同时，张爱玲又没有彻底将“家”与“国”隔断，她以个人视角体察家族“守旧”派的“亡国”之痛以及抗战时期大众的“亡国”焦虑，并延伸至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个体该如何“爱国”的讨论，在反思与质疑中重构了“爱国”伦理。
三、“爱国”伦理的反思与重构
张爱玲固然是写战争中凡俗人生和人性的高手，但也不应忽视她在战争书写中触及宏大命题的尝试。尽管张爱玲的目光始终在“家国同构”的主流话语之外，但她依然承袭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理想主义，在小说中经由战争探讨如何爱国的命题。
战争可能带来的改朝换代和亡国危机必然影响个人的家国观念，张爱玲敏锐观察到“亡国”阴影笼罩下个人所抱持国家观念的多样化，由此质疑盲目的“爱国”行为，建构了以“了解”为前提的朴素的爱国伦理。自传小说《易经》里，处在改朝换代历史夹缝的家族人物中，听到诗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而流泪的二大爷只是少数，多的是将“亡国”作为人生“堕落”借口的罗家男人：
大清朝瓦解了，大清朝就是国家。罗家男人过着退隐的生活，镇日醇酒美人，不离烟铺，只要不忘亡国之痛，这一切就入情入理。自诩为爱国志士，其实在每一方面都趋于下流，可是不要紧。哀莫大于心死。琵琶一直都不明白她父亲游手好闲倒还有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藉口。（张爱玲，《易经》10）
不管是二大爷“虔诚”的“守旧”还是罗家男人“虚浮”的“亡国之痛”，都和儒家“家国同构”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张爱玲在小说中关注清朝“遗民”的亡国心理，实际上呈现了“家国同构”在历史转型时期遭遇的挑战，传统已在新旧冲突中出现动摇而不再坚不可摧。张爱玲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家族遗民“自诩为爱国志士”而“趋于下流”的行为，在否定“家国同构”传统思想的同时也否定了虚假的爱国心。此外，小说《雷峰塔》里舅舅的心声代表上海沦陷后普通市民的“亡国”心态，舅舅“真要亡国还是亡给英国人……不想亡给日本鬼子”的态度受到母亲的鄙薄：“中国会亡都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张爱玲，《雷峰塔》314）通过母亲和舅舅的“亡国”争论，张爱玲进一步揭开了战争形势下国人淡漠而虚无的国家观念。盲目“爱国”和甘愿“亡国”都不是张爱玲所提倡的，她在呈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家国观念流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引人了对爱国问题的思考。
在张爱玲看来，父亲的爱国是“政客式”的，母亲的爱国是“留学生式”的，而她自己的爱国则是“怀疑式”的。父亲“政客式”的爱国建立在维护个人切身利益的基础上：“他不喊口号，不发豪语，爱国心与别人一般无二，不过他的爱国是政客式的，总得钻缝觅隙以维护他个人最切身的权益，末了割舍了整个国家。”（192－193）母亲“留学生式”的爱国是在出洋经历中积累的荣辱意识：“我们爱国，所以见不得它不够好不够强。”父母的爱国理念显然未能得到张爱玲的认同，她本人对“爱国”始终持有谨慎的态度：“爱国之于她就如同请先生的第一天拜孔夫子一样。天生的谨慎，人人都觉得神圣的，她偏疑心，给硬推上前去磕头，她就生气。”（150）
张爱玲反感被煽动的“爱国”，在“为什么一定得爱国？不知道的东西怎么爱”的连续发问中提出只有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才能谈论爱国的观点（193）。张爱玲主张在“现实”情境中理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从早年不信“国家主义”，到晚年没有“国家思想”，张爱玲的“爱国”始终是情感、心理和文化上的。小说《易经》里的一个细节，香港沦陷后，琵琶到剧院看粤剧，因为不懂粤剧，她像比比那样“头一次以观光客的外人眼光来看中国”，正是在这种抽离的眼光中，琵琶在心理上反而更靠近“国家“头一次她爱自己的国家，超然物外，只有纯然的喜悦”（张爱玲，《易经》312）。这种“超然物外”和“纯然的喜悦”正是张爱玲所认为的爱国的理想境界。
张爱玲的家族叙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家族史和社会史的交融，但她更关心历史转折处的个体命运，因而专注于对战争情境中复杂人性和日常生活的展露而放弃了对“家国同构”叙事模式的延伸和拓展，向“家国异构”靠近。本文认同刘锋杰强调的“从战争文化心理的角度”介人文本解读的主张（刘锋杰1－9），有了这样的同理心，我们就不难理解张爱玲的叙事选择。她对战争伦理的回避并非“妥协主义”，她关注的问题焦点超越了战争的合法与否，而直抵战争状态下生命的需求和人性的幽暗。因此，仅以她描述和呈现战争的方式就判定她抛弃了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传统显然有失公允。
结语
张爱玲自传小说的战争叙事将自传性与文学性熔为一炉，以“归家”的方式完成了“归国”之旅。战争是张爱玲勾连家族史与国族史的媒介，她从“隔岸观火”的“看客”行列中走出，直面人性的弱点和文明的毁灭。张爱玲缺乏反战意识，甚至认为战争对人生选择具有催化和成全作用，这种显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的战争观并不可取。张爱玲始终未能摆脱战争后遗症，她的时间紧迫感、“自私”乃至“虚无”都与她的沪战及港战经历有关。战时普通民众的亡国焦虑刺激着张爱玲思考爱国难题，她反对盲目爱国行为，主张以了解为基础的“超然物外”的爱国观。在“回望”的旅途中，张爱玲笔下的个人、家族、国家之间呈现出撕裂的状态，这种撕裂源于她思想深处传统与现代元素在战争语境下的互相抵牾。最终，现代占据了上风，张爱玲因拒绝落人“家国同构”的窠臼而选择了“人本主义”的路径，确立了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家国异构”叙事模式。
作为早期移民海外的现代经典作家，张爱玲的价值和意义还应当在海外华人文学的谱系中去探索和发掘。张爱玲的战争叙事因具有鲜明的自传性而体现出关注日常生活的“私我”面向，而新移民作家的战争叙事多歌颂英雄主义（如哈金《南京安魂曲》、张翎《劳燕》等张爱玲想象的战争是个体人生和时代文明的“背景”，而新移民作家想象的战争则往往是故事发生的“主场”。这两种视角共同构建了海外华人文学战争叙事的多元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