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0年，在当时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被称为清文宗咸丰十年，而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纪年则是太平天国庚申十年。

而这一年，又正好是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第十个年头。

对于清廷而言，1860年上半年，内战中苦心经营的江南大营化为乌有，下半年又被英法联军一把火将圆明园烧成了废墟。

作为对手的太平天国在这一年也同样不太顺心，天京东面刚刚开辟出苏福省的后方基地，西面门户重镇安庆却又陷于湘军重围。

而湘军在经历了1858年三河镇的惨败之后，一直处于休养生息的蛰伏状态，作为独立于国家军事体系之外的私人武装力量，这支部队在1860年开始展现出惊人的蜕变。

公元1860，是形势扑朔迷离又逐渐明朗的一年，是各方力量此消彼长、明暗交替的一年。

没人知道，这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战争会在何时又将以怎样的方式结束，谁会提前离场谁又将笑到最后。

溃败的江南大营、崛起的湘军与回光返照中的太平天国，构成了19世纪的中国，最复杂、微妙甚至诡异的一年……

如果要评选1853年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那当年3月份太平军攻克江宁（南京），必然要占有一席之地。

定都天京，这支从南疆烟瘴之地一路披荆斩棘而来的农民起义军，经过三年浴血转战，终于告别了居无定所的“流寇”岁月，凭藉东南一隅，画土分疆，开始了与清廷长达十一年的南北对峙。

但事情显然不会这么简单便结束，就在太平军攻克南京后的第8天，即1853年3月27日，从金田起义开始，一路对太平军围追堵截的广西提督向荣，便率兵抵达了天京近郊，并于4月5日在城东孝陵卫挖壕建垒，联营十数里，号称江南大营。

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率北方清军近二万人南下，经滁州、浦口抵达扬州，建立江北大营。

两座大营，分据南北，以钳形之势对天京形成包围，而此时，曾国藩还在湘乡老家为筹办团练而焦头烂额，后来太平军的生死之敌湘军，也不过是个刚刚成型、未经战阵且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武装。

可以说在卧榻之侧且直抵咽喉的江南、江北大营，便是当时对太平天国威胁最大的敌人。

此后，太平军在东王杨秀清的指挥下在1856年的4月和6月，先后击溃江北和江南大营，其中，江北大营于1857年由钦差德兴阿重建，1858年又复被陈玉成摧毁。

江南大营也在1858年初由钦差和春再次恢复建制，但到了1860年5月，又被太平天国五路大军联手攻破。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清这条四处漏风的破船，已经被太平天国这块拦路礁石撞得伤痕累累，紧接着又遇到了英法联军这场更加要命的风暴。

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进占天津随即直扑京畿。

9月，通州八里桥，爱新觉罗的心腹倚仗，被清廷视为“北方长城”的僧格林沁，指挥最后的满蒙骑兵精锐，血战八里桥却不幸全军覆没。

惊闻通州兵败，已输光家底的咸丰帝，忙携后妃仓皇出逃承德避暑山庄。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在圆明园大肆劫掠之后，又一把火将这座号称“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付之一炬。

最后还是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訢与列强反复谈判斡旋，并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后，侵略者才满意退兵。

内战丧师失地，外战丧权辱国，这样悲惨而屈辱的经历，如此糜烂而不堪的局面，不仅登基十年的年轻天子爱新觉罗·奕詝从未遇到，即使是在清朝得国近二百年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1858年9月，太平天国攻破清江北大营，天京周围的形势曾一度有所好转，但江南大营的存在始终威胁着天京的安全。

尤其是江北大营覆灭以后，江南大营经过长达三年的经营，逐渐接管并整合了天京周边地区清军的指挥系统。

更在城外北起上元门，西至三汊河，以四万多兵勇、百余座营盘、外加无数道长壕深堑，构筑起了一条一百三、四十里的围城防御体系。

1860年2月初，江南大营又集中优势兵力攻陷天京与江北的唯一通道九洑洲，从而实现了对天京的合围。

面对江南大营的步步紧逼，彻底将其铲除已是势在必行。

但考虑到当时天京周边的兵力和江南大营的防御能力，负责拱卫京畿的忠王李秀成，并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战术，而是制定了“虚攻杭湖”的作战计划。

2月上旬，李秀成由天京南下芜湖，与驻守该地的侍王李世贤汇合，随即李氏兄弟二人分兵，由李世贤佯攻湖州，而李秀成率兵直逼杭州。

湖杭地区向来是清廷赋税重地，见太平军突然兵临城下，咸丰帝急忙下旨江南大营的主帅和春，要求其立即派兵增援。

随后，江南大营共13000援兵在总兵张玉良的率领下，绕道太湖南下救援，而清军在江浙、皖南的兵力，也纷纷向杭州方向集结。

充分拉扯、调动敌方兵力后，“围魏救赵”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李秀成迅速部署新的作战方案，趁江南大营兵力相对空虚之际，由杭州撤兵，迅速北上。

同时，为保证这场关键战役的胜利，李秀成还向天王洪秀全请旨，将几大主力兵团全部投入到攻打江南大营的战斗之中。

除李秀成、李世贤两部由江浙回师外，皖北的陈玉成，皖南的杨辅清、刘官芳，五路大军分由东、西、南三面，合围江南大营。

5月4日，陈玉成兵团率先突破西线长围，5日，东线又遭受到李秀成兄弟的猛烈攻击，整个江南大营火光四起、一片混乱，眼见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主帅和春、副帅张国梁率残部出仙鹤门，从龙潭向东逃往镇江。

1860年5月6日，江南大营再次被太平军攻破，天京迫在眉睫的危机得以解除，而南方最后一支直接听命于清廷的野战兵团也随之烟消云散。

由此开始，一直到1862年5月底曾国荃吉字营兵临雨花台，两年时间内，天京周边再未出现过清军的踪影。

通过二破江南大营的战斗，分布外围各处的主力部队迅速在天京城下汇聚成一支声势浩大的主战兵团。

但与此同时，由于陈玉成挥师东援天京，造成皖北兵力空虚。

盘踞鄂东的湘军，趁势于1860年初兵分四路大举犯皖，并迅速攻陷外围太湖、潜山、枞阳等重镇。

5月初，曾国荃统兵抵达集贤关，湘军战略包围安庆的态势，已基本形成。

此时太平天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溯江而上西援安庆，二是顺势东下攻取苏常。

而关于具体的用兵方向上，太平天国的决策层实际上是存在分歧的。

安庆是陈玉成的根基所在，因此英王极力主张驰援上游。

但洪仁玕则认为苏常近在咫尺，“乘胜下取，其功易成”坚持应先行东征，而李秀成、李世贤均附和干王的意见。

最终经多次商讨，洪秀全、陈玉成、李秀成等基本同意洪仁玕的建议：先乘胜攻取苏常，再移师上援安庆。而洪秀全更是明确规定东征“限一月肃清回奏”。

从后来的战争进程来看，东征相当顺利，5月19日太平军攻克丹阳后，旬日之内连陷常州、无锡，并于6月2日攻克重镇苏州，在取得苏南战场重大胜利的同时，又在天京的侧翼，建立了强大而富庶的苏福省后方基地。

但所谓“福兮祸所倚”，1860年东征辉煌战果的背后，却又为太平天国的未来埋下了众多致命的隐患。

首先，“限一月肃清回奏”的东征，本应在攻克苏州后便告一段落，但因为太平军随后在上海、嘉兴的攻防战事，拖延耽误了四个多月，至9月底陈玉成才得以从东线撤军，西援安庆。

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在安庆危急之时，这无端多出的近半年时间，使湘军能够相对从容地完成对安庆的进一步围困，使整个皖北基地陷入更大的危机。

同时，苏福省建立后，忠王驻节苏州，苏常地区成为李秀成安身立命的根据地，安庆的安危反而变得无关痛痒了。

随后李秀成一直在苏州迁延不前，西进用兵的过程中也是迫于形势应付了事。最终造成陈玉成、李秀成两大兵团“合取湖北”的战略计划破产。

再来详细分析一下1860年湘军集团所面临的情况：

湘军并非八旗、绿营这些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国家常备军队，而是由地方团练发展而来、带有鲜明地域特点的私人性质武装。

这样的军队并不直接听命于朝廷，而且由于满、汉之间天然的民族隔阂，爱新觉罗的统治者们对于这样一支汉族部队，多少都会怀有一些猜忌和戒备。

因此，清政府对于湘军的感情，可以说是矛盾而复杂的，既希望其能快速地剿灭太平天国，又不希望非嫡系的汉族武装太过于强大，进而威胁其统治根基。

在1860年前，清廷的战略构想是：在皖北、皖南战场，以汉族地方势力曾国藩、胡林翼等指挥的非八旗、绿营系统的湘军牵制太平天国主力。

而由江南、江北大营对天京作长期包围，最终收消灭太平天国的全功，从而在保持满族优势的前提下，抑制曾、胡为首的汉族地方势力的膨胀。

但一切都随着1860年江南大营的破灭和太平军东征的胜利而发生了彻底改变。

江南、江北大营荡然无存，曾国藩的湘军就成为了清政府解决太平天国问题时，唯一且必须依赖的武装力量。

就在1860年5月江南大营被破后不久，当年6月，曾国藩即被署理两江总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江南军务。

1860年官拜总督，是曾国藩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机遇和转折，要知道此前的1854年，即使湘军取得湘潭大捷，并克复湖广首府武昌，咸丰帝却连湖北巡抚都不愿意赏赐给湘军主帅。

而对于湘军集团而言，主帅位列封疆，更是其彻底蜕变的起点。

从此湘军告别了居无定所、仰人鼻息的困顿岁月，以两湖地区为募兵之源，以苏、皖、赣三省为粮饷保障，完全走上了自给自足并快速发展的道路。

而另一方面，1858年湘军取得九江战役的关键性胜利，但11月又遭受三河镇惨败。随后，经历二浪河战役的反复拉锯，湘军在鄂东、皖西与陈玉成兵团形成对峙。

但如果英王不是在1860年率主力救援天京、攻打江南大营并参与随后东征苏常的战斗，那么湘军想要顺利进入皖北腹地，并在安庆城下形成合围之势，必然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和付出巨大的代价。

可以说1860年，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在东线的“鹬蚌相争”，给了西线的湘军“渔翁得利”的机会。

1860年，对于清政府、太平天国和湘军都是面临巨大转折的一年，但透过错综复杂的战场态势，对关键节点加之梳理，就能发现，其实生死胜负早已露出端倪。

清政府在江南大营覆灭后，已经丧失了制约和威胁太平天国的利器，而外战的失利，不仅使最后的满蒙骑兵损失殆尽，割地赔款，更是令清廷颜面扫地、元气大伤。

1860年以后，实际上清政府在南中国的广阔疆域，已经没有与太平天国抗衡的资本，此后，只有无奈的坐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臣迅速崛起，并逐渐站在晚清政治舞台的中央。

汉臣因为军事上的强大而获得政治上的话语权，从而取代满洲贵族左右朝政的晚清政治格局，正是形成于1860年。

太平天国当年，正如前文所述，虽然1860年在东线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但代价却是天京上游最重要的门户——安庆落入湘军的重围之中。

皖北是太平天国的粮源所在，安庆更是天京西面，长江之上唯一的战略屏障。

曾国藩在开战之初即认识到“安庆之得失，关乎吾家之气运”，总理天国政务的干王洪仁玕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对于当时的太平天国而言，来自于东面的威胁要远远小于西面，所以客观的比较，保有皖北也远比占据苏常更具有实际意义。

从最后的战争结果来看，正是因为太平天国没有守住安庆，才导致了最后天京战役的失败。

只可惜湘军主帅早早便认识到了安庆的重要性，而太平天国的决策者，却醒悟得太晚。

更何况开辟苏福省之后，不仅使李秀成从此对于西线的安庆保卫战漠不关心，更是间接催生出了太平天国的另一个可怕对手，李鸿章的淮军。

当然，并不是说东征的胜利结果一无是处，只是站在全局的角度而言，因苏常而失安庆，确实有些得不偿失。而太平天国也即将在不久之后，为自己的短视付出惨痛的代价——1861年9月安庆失守，随即湘军于1862年5月兵临天京城下。

而湘军在众多外部利好条件的加持之下，摇身一变成为当时清朝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安庆的胜利标志着这支私人武装的全面崛起，而1864年攻克天京，更使曾国藩和他的军队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但也正是因为1860年绿营、八旗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一家独大的湘军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反而成为了令清政府寝食难安的心腹大患，这也直接导致了1864年攻破天京之后，湘军的迅速土崩瓦解。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胜负的转换、生死的交替、王朝的更迭，所谓人生无常，但一切似乎又都在冥冥之中早已做好了安排。

只是1860年来临之际，咸丰帝、洪秀全、曾国藩以及他们身后无数的臣民、将领，谁又能看得清、悟得透、算得准又抓得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