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朝征伐高句丽的原因大概有四种说法，即侵略说、保障国家安全说、统一与争霸说、好大喜功说。四种观点中，小编更赞同苗威先生提出的统一与争霸说，即隋与高(句)丽之间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对隋而言，是其统一战争的一部分，即其统一大业的最后一个环节。
对高句丽而言，是对辽东地区的争夺、争霸战，两者之间不存在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诸多历史文献表明，因为高句丽在东北地区的不断扩张展开争霸导致其影响力在东北地区扩大，以至于威胁到中央政权。在苗威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小编认为，隋征高句丽的根本原因是高句丽破坏了隋王建立的宗藩关系，而导火索是高句丽在东北地区争霸过程中因大量侵犯靺鞨人的利益，导致靺鞨渠帅突地稽(一说度地稽) 率部内附，并把国基未稳的隋朝绑上了征伐高句丽的战车。
一、政权性质决定战争性质
由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在研究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关系时并不能站在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论证，总想将高句丽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去，划入到世界史的研究领域中去。“大体来说，朝鲜、韩国学界在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上，与 19 世纪末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御用学者的观点相当接近( 即极力否定高句丽历史之属于中国历史) 。”国内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已然证明高句丽政权的地方性而并非独立的藩国。
高句丽故地上之前出现的政权箕子朝鲜受周武王册封; 卫氏朝鲜被西汉政权列为外臣;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汉武帝武力统一了朝鲜北部，“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即后来高句丽的大部分活动范围)归由中央王朝以郡县制的形式进行统治。而高句丽政权出现在公元前 37 年，可知高句丽这一政权是衍生于西汉的郡县制，而并非在无主地上兴起的独立国家。
东汉末年至隋朝统一，由于中原内乱，政权频繁更迭，入主中原的政权为巩固统治都相应的收缩了控制范围，这也导致中央政权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力减弱。借此时机，高句丽开始急剧扩张，争霸于东北亚地区。至隋朝统一高句丽已经成为东北地区一个区域性大国，“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都于平壤城，亦曰长安城，东西六里”。
隋之后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在征伐高句丽时，对待其侍臣有过这么一段话: “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亦可佐证高句丽在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者眼中并非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在政治上接受中央王朝册封的属国，在经济上每年向中原王朝进贡的一个边疆地方民族政权。所以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并不是侵略性的而是一场收复固有领土、稳定地方秩序的战争。
二、高句丽“面和心不合”的外交政策
高句丽政权出现伊始就是在西汉政权的控制下，并且高句丽还主动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到东汉中后期，由于中央东汉王朝皇帝权力下降，对高句丽的威慑力逐渐下降，并且高句丽开始不断骚扰东汉的东北部边境，“至殇、安之间，其王名宫，数寇辽东”，“顺、和之间，复数犯辽东寇抄”。东汉之后，中原地区陷入分裂。但是，无论是统一的中央王朝，还是分裂的割据政权也都没有放弃对高句丽进行册封的权利，并且高句丽政权与这些中央政权也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名义上的臣服关系。
“东夷高句丽国，会治汉之辽东郡。高句丽王琏，晋安帝羲熙九年，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以琏……高丽王，乐浪公”，“太宗泰始，后废帝元徽中，贡献不绝”，“太祖建元……三年，遣使贡献”。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高句丽政权虽然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但实际上的不臣行为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干涉，使得高句丽政权可以在东北边境地区称霸一时，成为一个区域性大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
高句丽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外交政策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西汉至东汉中期，大体上是臣服，并且中央王朝对其的控制力也是相对有效的; 东汉中后期至魏晋南北朝，高句丽游走于各个中原割据政局之间，使中原各政权之间相互制约，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扩张期;隋朝统一之后，高句丽依旧奉行“表里不一”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向隋朝派遣使臣接受册封，“(开皇元年十二月) 壬寅，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授阳大将军、辽东郡公。”向隋朝贡献方物，“(开皇二年) 十一月丙午，高丽遣使献方物”、“(开皇三年正月) 癸亥，高丽遣使来朝”、“(开皇三年夏四月) 辛未，高丽遣使来朝”、“(开皇三年五月) 甲辰，高丽遣使来朝”。
从隋朝对高句丽王高阳仅仅册封为辽东郡公来看，隋王朝只把高句丽视为自己的一方诸侯而并非一个独立的国家。另一方面，高句丽在接受隋王朝册封并且纳贡的同时，暗地里与陈相互沟通，威胁到隋王朝的统治。整体来看，高句丽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中原王朝国力强大时，则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 但当中原地区战事频繁之时，高句丽则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隋朝建立时，高句丽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成为东北亚的区域性强国。
除了对中原王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高句丽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它为中心的联盟。“自南北朝以来，突厥南下塞北，东联高丽，西联吐谷浑等草原民族……他们还通过海上和巴蜀，与江南陈朝联系”，进而形成了一个自北向南针对隋王朝的包围圈，并且“北方草原各族针对中原王朝的强大弧形，是以高丽为主谋。高丽在北方草原各族强大弧形中居于为首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高丽王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是岁，上赐汤玺书，责以‘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不难看出，陈国灭亡后，高句丽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自己将要大祸临头，说明高句丽的统治者显然明白自己对隋朝的挑衅已经对隋朝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威胁，隋朝与其维护和平关系，因为有陈的掣肘。此时陈国已亡，南方已定，隋朝的战略重心开始指向东北地区。但由于实力相差悬殊，故高句丽只能采取“治兵积谷”的防御策略。所以，当高句丽国王汤得到玺书后，“汤得书惶恐，将奉表陈谢”，此时高句丽王还是没有把握与隋王朝进行分庭抗礼，所以采用了蛰伏的外交策略。
高句丽在不断变换外交政策的同时，积极加强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以及南方各个割据政权相联系，远交近攻既扩大了自己在辽西的领土，又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联盟体系。从隋王朝的角度来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册封朝贡体系下，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只能有一个———隋朝。所以高句丽此时对于隋朝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和挑衅。一方面，隋王朝始终处在各少数民族或地方割据政权的包围之下，很难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经济、恢复生产的和平环境，只要隋王朝在政治上出现松动或者震荡，都会诱发这个以高句丽为首的弧形包围圈中的一环向其发起进攻。
另一方面，自汉代以来，北方各少数民族以及朝鲜半岛上的各地方政权都是在中原王朝的册封体系之下的，属于一种宗藩关系。而此时各少数民族政权却同另一个需要中央政府册封的国家进行联盟，并且属于一种依附关系，这样严重的破坏了旧的宗藩关系，使得中原王朝，即当时的隋朝———东亚领导者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但由于当时隋王朝刚刚建立，不易大规模发动讨伐战争，所以两国继续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和平景象。
三、高句丽的挑衅和扩张行径，破坏了原有的宗藩秩序
在高句丽的发展历程中，扩展伴随始终，尤其是东汉末年以后。一面是在朝鲜半岛内部扩张，高句丽一直在进行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尤其是对百济的侵略 (高句丽于598年侵略百济) 。当高句丽得知，隋朝第一次讨伐其失败后百济王昌“遣使奉表，请为军导”，隋文帝下诏“……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之后，“高丽颇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可以看到，在朝鲜半岛内部，高句丽的扩张已经并不顾忌隋朝与百济的册封关系了，这使得高句丽严重挑衅了隋王朝在其附属国中的威严和地位。
另一面则是向其西北和北部地区扩张，这里既有对东北少数民族的征伐，也试探的蚕食隋朝边境。在东北地区，高句丽不断的通过各种手段与其他民族政权进行战争，迫使与高句丽接壤的靺鞨部落对其进行臣服并与其组成军事联军，“明年，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此外，高丽秘密的派遣使臣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进行密谋，“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启民奉觞上寿，宴赐极厚。上谓高丽使者曰: ‘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
启民可汗时期的东突厥基本上处于隋朝的附庸地位。但此时，隋炀帝却在东突厥启民可汗之处与高句丽使者不期而遇。这件事情立刻引起了隋炀帝的警觉，并且向高句丽使者发出了严重的警告。这里面高句丽与突厥之间是否有盟约关系尚不清楚，但可以得知突厥与高句丽秘密交往已非一日之事，所商之事也是不可告人的。突厥处于两国的中间，左右逢源，这对隋王朝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另外，契丹民族同周边各国的关系也很不稳定，时而依附中原王朝，时而依附于高句丽，契丹中各部落的依附关系不断变化，“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少数民族的臣服态度对隋朝和高句丽的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东北地区的局势稳定。从契丹、突厥以及靺鞨的依附上来看，此时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至少处于一种观望状态，在隋朝和高句丽之间保持中立或者在做一种取舍的决定，但是不依附于隋朝就是对高句丽一定意义上的默许。
隋朝边境的试探性扩张促使了隋朝第一次征伐高句丽。“明年，元帅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虽然此次高句丽与靺鞨联军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但是给了早已想要征伐高句丽的隋文帝以口实，所以“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下诏黜其爵位”，也就是说，此时高句丽已经开始公然的对隋朝进行军事挑衅和宗主国地位的挑战。但第一次隋征高丽，双方大军在尚未碰面时就鸣金收兵，高句丽俯首称臣，“时馈运不继，六军乏食，师出临渝关，复遇疾疫，王师不振。及次辽水，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从战争的结果看，这只是高句丽对隋朝的一次试探，只是没想到隋朝竟派遣三十万大军进行讨伐，这也使得高句丽认识到自身与隋朝抗衡的巨大差距。
从《隋书》中发现，高句丽自仁寿元年就再无人入朝进行朝觐，这也为隋朝第二次征伐高丽提供了理由。“八年春正月辛巳，大军集于涿郡……壬午，下诏曰: ……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慝怀奸，唯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觐之礼，莫肯躬亲。”此外，“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从中可以看出，隋炀帝征讨高句丽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高句丽不断蚕食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并且使得少数民族中的部分部落依附于高句丽，这是对隋王朝的一个重大威胁。于是，隋炀帝于大业八年( 612) 开始了隋朝对高句丽的第二次征伐，军队人数多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从隋朝的兵役制度不难看出，如此庞大的队伍，是隋朝倾全国之力展开对高句丽的讨伐，这也说明高句丽当时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隋王朝所处的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
所以，无论是在隋朝讨伐高句丽之前还是之后，高句丽都没有放弃其扩张领土，扩大政治影响力。换言之，高句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隋王朝的反应，并且借此来评估自己的综合实力是否能与隋朝分庭抗礼。因此，处于中原地区的隋王朝只有通过战争，在高句丽还没有完全形成与隋朝抗衡的实力之前将其一举消灭，才能保证长期拥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巩固其在宗藩关系中的宗主国的地位。
四、压垮高句丽的最后一根稻草———粟末部的内迁
“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粟末部在与高句丽的作战失败后，渠帅突地稽被迫率部南迁。南迁之后的粟末部并不是简单地内附，而是一面真心向化，学习中原先进的文化，另一面做着“复国”的打算。为了进一步表达对隋王朝的忠心，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从史料中可以看出，粟末部在突地稽的带领下组成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作战部队，同隋炀帝共同讨伐高句丽，并且内迁至营州的突地稽所部财力雄厚，“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军队论功行赏，都有一定的标准，如果顾此失彼，一定会带来其他作战部队的不满，所以，“赏赐 优厚”的那一部分很有可能是部落自己来承担。
并且，据《旧唐书·靺鞨》记载: “(突地稽) 子谨行，伟貌，武力绝人……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也可以看出突地稽的这一部落虽然是兵败内附，但是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不可小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强大的战斗力作支撑的背景下，突地稽所率领的粟末部在政治上应该也会有更为高远的政治诉求。此外，度地稽作为一名内附的少数民族渠帅，并不是固守某地，而是率领着部队跟随在隋炀帝身边。“十三年，从帝幸江都，寻放归柳城……密遣兵邀之，前后十余战，仅而得免。”一个刚刚南迁内附的部落首领，就得到了隋炀帝的信赖，可见二者之间除了简单地信任和臣属关系外，应该还有一种政治协议在其中作为支撑。
可以说，突地稽和隋炀帝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应该已经秘密的建立了一种政治军事联盟。不妨推测一下，这个关于政治军事联盟的条约应该就是: 粟末部帮助隋炀帝维护现有的宗藩体系，稳定东北亚局势，保障隋朝的国家战略安全; 而隋朝是在打败高句丽的同时，协助粟末部回归到自己的领地，并成为隋王朝的看门人。
所以，最终推动了隋朝对高句丽的后几次连续的、大规模的征伐，这也很有可能就是度地稽的“复国”计划。但这仅仅是小编根据隋书以及旧唐书中的只言词组所进行的一个推断，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综合来看，关于隋朝对高句丽的多次征伐，应将其放于整个东亚地区的国际大背景下来探讨，着眼于中原王朝处理周边四邻的关系上来进行看待与思考。但其主要原因在于高句丽四面出击的扩张领土，扩大自己的实力影响范围，处处表现出要与隋王朝分庭抗礼形成一个以它为中心的新的东亚地区的小的宗藩关系。隋朝作为东亚地区原有的政治文化领导者，宗藩体系的核心，发动对高句丽政权的征讨也是大势所趋。高句丽作为东北地区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驱逐靺鞨、固禁契丹、北平扶余、南侵百济和新罗，西接突厥共抗隋朝”，还时常侵略隋朝的边境郡县，其谋求地方霸权行为昭然若揭。
高句丽的这些侵略和联合少数民族政权的行径都严重的威胁到了隋王朝的统治。因此，笔者认为，隋王朝对高句丽的征伐既不是侵略战争也不是要实现统一，隋朝统治集团首要的是要维护中原地区的安定团结，保持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 其次是维护自西汉以来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旧有的册封的国际秩序。所以说，隋朝征伐高句丽一方面是为了东亚和平而战，另一方面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这样就不难理解隋朝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维系旧有的宗藩关系、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环境和隋朝的最高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