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新四军在江苏盐城重建军部，我的父亲陈毅担任新四军代军长，我的母亲张茜是新四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1942年5月，我出生在军队驻地江苏阜宁停翅港。母亲分娩时，父亲还在开会。听到我出生的消息后，他兴奋得骑马赶到军卫生部。
听母亲说，父亲一赶到卫生部就迫不及待地抱起我，仔细地端详着强裸中小小的婴儿，初为人父的喜悦溢于言表。
父亲在卫生部只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为母亲接生的罗生特医生对父亲的做法很不理解他认为陈军长连自己妻子生孩子这么大的事都不在平，只管工作，不顾妻儿。
罗生特医生是奥地利人，因受到德国法西斯的迫害，来到中国。他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1年罗生特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卫生部担任顾问，被父亲称赞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生特和父亲关系很好，父亲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面对罗生特医生的批评，父亲专门向他作了解释。父亲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共产党人并不是不顾小家，在战争年代，军情公务、打仗的事要放在第一位。
罗生特医生又看到了父亲写给母亲的诗：“春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统锐师。豪情廿载今何在？输与红芳不自知。”这饱含感情的诗句让罗生特医生理解了父亲对母亲深沉的爱。
1943年冬，父亲离开新四军驻地，前往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华中敌后坚持战斗，度过艰难的岁月。两年后，我们一家才在山东根据地团聚。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军不断对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内战。父亲领导新四军转战山东，迎击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新四军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他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沂蒙山区发起孟良周战役，全研国民党军精锐部队整编 74师，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重兵进攻。
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 10.当孟良战役的捷报传来时，父亲倍感振奋，在作战室即兴作诗一首：“孟良阖上鬼神号，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父亲是我军主力的高级指挥员，他要在前方指挥作战，而我们则随部队家属在后方生活，和父亲见面的机会不多。我只知道父亲的代号是“501”，听到部队里的叔叔、阿姨讲到501 首长时，我就竖起耳朵仔细听，这样就能知道更多父亲的事情了。
1949年春，我已经是小学二年级学生了，从解放了的济南给爸爸寄了我人生中第一封信。线打胜仗。打了反动派，一家大小团圆过，你说快活不快活？”
爸爸收到我的信后特别高兴，还郑重地给我写了回信。我把父亲的信贴在家中客厅的墙上很多叔叔阿姨都看到了这封信，纷纷打趣说：“陈军长又多了一个任务，要给孩子写回信啊。
父亲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与邓小平刘伯承栗裕谭震林同志一起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取得了南线战略决战准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他们响应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伟大号召，在参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斗中。
我和弟弟在济南上学，时刻都关心着爸爸指挥前方部队打仗的消息。我在写信时这样说：“爸爸，你快点把上海打下来，派汽车来接我们吧。”我们天天盼着在上海与爸爸团聚。
5月底，我们迎来上海解放的好消息。解放军进入上海时，父亲颁布了《入城三大公约一项守则》，规定我们的战士在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行动让解放军在上海人民心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父亲担任了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母亲带着我们来到上海与父亲团聚。在这座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城市，中国人民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赢得伟大胜利。身为党的一名忠诚战士，父亲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光荣贡献。
没多少时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和广大市民一样，只能从报纸上知道他的行踪。他写下《开国小言》“亿众大革命，流血三十载”，
“群英共检阅，盛业开万代”。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他和人民一起，又踏上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后来我们知道，这是又一段长达二十二年的漫长历史。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父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成为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助手，先后负责过科技、统战，常务等工作，到1958年2月，他又负责外交工作，成为继周总理之后的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
父亲在生活中开朗爽快，爱好广泛。他好诗文，爱体育，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与文化界人士的交流非常频繁。父亲的爱好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童年生活。
父亲给我们四个孩子取的名字都很有意思：我出生在苏北，叫昊苏：二弟生在准南，叫丹淮；三弟生在鲁中，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的典故取名小鲁小妹生在解放后的上海，姗姗来迟遂名珊珊。
我们家的文化气息很浓，父亲有空时常联系历史给我们讲解古典诗词。他与毛主席从井冈山开始就是一起奋斗的战友，他也特别喜欢为我们讲解毛主席诗词，如《西江月·井风山》《七律长征》《园春·雪》等。
父亲常说革命成功是千千万万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作为革命的后代不能忘本，“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他教育我们不要有于部子弟的优越感，不要有依赖父母的思想。
父亲的诗中写道：“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他要求我们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总是鼓励我们兄妹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不比吃穿待遇，要比学习成绩，力争上游。
1958年，我在北京四中读书。父亲曾作为学生家长来学校作报告，我与同学们一起听了他的报告。看着父亲潇洒自若的神情，听着他深入浅出的教海，我和同学们都感到获益很大。
父亲报告的题目是“革命青年的选择”。父亲作为慈祥的长者，和我们年轻人谈理想，谈人生道路的选择。我记得他当时说，同学们应该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树立起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然后以毕生的努力坚持下去，坚持到底。
父亲的话对我们这此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启迪。报告会结束后，同学们都在热烈地讨论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我也开始思考未来的我应该做些什么。
1959年，我高中即将毕业，考大学报什么专业成为首要面临的选择。一天，爸爸询问我对专业的看法。我回答说：“还拿不定主意，不过偏向文科方面。
父亲的见解与我相反。他说：“你想想看，现在国家最需要的是工科人才，向高科技进军是时代的召唤。你的理科成绩不错，为什么不向这方面发展呢？
父亲又对我说：“就说我自己吧，为了实业救国我曾经选择读工科。可是当时的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年轻人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所以最后我选择了投身革命。
父亲的思绪仿佛回到了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他显然为自已当初的选择感到欣慰。停了会，他接着说：“可是现在不同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腐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正是我们发展科学改变经济落后状况的大好机会。
听了父亲的话，我又回想起一年前同学们对人生选择的热烈讨论，我决定报考工科。
1959年9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北化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准备在国内学习一年俄语后再到苏联深造。一想到自已即将奔赴异国的天地去经历一番磨炼，我既兴奋又期待。
1960年中苏关系急速恶化。苏联单方面撤走对中国的援助，同时，大幅度压缩接纳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我们这批学生势必有一部分不能出国学习。
作为外交部长，父亲深知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严重的裂痕，他也不希望这个时候我还去苏联留学。但父亲尊重我的意愿，要我自己选择去留。
我已经从学校的政治教育中察觉到中苏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我不愿意给父亲引来麻烦，便决定留在国内学习。虽然我很遗憾不能像父亲当年那样到国外的天地去经受考验，但是我有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觉悟。
不过，我仍然向党组织表示听从分配，出国或不出国都请组织决定。最后我和一部分同学没有赴苏联留学。我转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系学习。父亲后来提到这件事，对我做出带有牺牲精神的选择表示满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于1958年。我在1960年入学，成为第三届学生。“中科大”实行中国科学院全院办学的方针，坚持引导学生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道路，使我受益极大。父亲也来学校做过报告，鼓励我们做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
1961年，一弟丹淮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父亲为他写了送行诗：“汝是党之子，革这些都表达出他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后代寄予的厚望。
在党组织的培养下，1963年5月，刚满二十一岁的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十分欣慰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中开始有了第二代的共产党员。
这年夏天，父亲带着全家到北戴河海滨休假，用几天时间给我讲他早年的革命经历，以此对我这个比他晚入党四十年的青年党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父亲对我说：“能得到组织批准入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党后，下定决心，坚决千到底，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
父亲回忆自已入党的经历，说起他在入党之前也曾经有过一段犹豫律何的时期。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觉悟迟没关系，有反复也不怕。只要真正觉悟了就好办。就怕觉悟早而不真，迟早会动摇。也不要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改。”
1964年1月，父亲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回来后他告诉我们：“我参观了一家现代化的炼油厂，那里采用的是法国技术，全厂只有九百个工人。在我们国家，与之生产规模相同的炼油厂却需要一万名工人。
父亲认为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我国的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他又回到六年前对我讲过的话题：要解决经济问题，主要就是依靠科学技术。
“我们已经规划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真正埋头苦千实现这个远景，全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父亲热切的期盼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
1965年9月，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二一三所工作。我怀着满腔热忧，投身于国防科学技术战线的工作之中，要努力地去干一番事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打倒一切”与“全面内战”使社会、学校、工厂都乱了套。父亲忧虑党和国家的工作蒙受损失，更担心经济发展的进程被无情打断，在当时政治氛围非常紧张的时候，他仍然坦诚地讲出自己的看法。
1967年2月，在怀仁堂会议上，父亲直言不讳地秤击“文革”中出现的各种过左现象，老同志们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激烈斗争。
怀仁堂抗争被定成“二月逆流”。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父亲“靠边站”了，而且是逢会必挨批。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本《陈毅黑话集》，“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批倒批臭” 但广大千部群众却认为“黑话”不黑，因为父亲讲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由于父亲受到冲击，我们全家都笼罩在非常压抑的空气中。父亲严肃地与我谈了他受批判的事情。他说：“事情发展到我已无能为力的地步，我的心情很沉重。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讲出自己的意见而受到批判，我并不感到后悔…··
父亲还说：“到目前为止，你们兄妹在事业的发展上都是比较顺利的，但今后要准备独立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父亲，只是郑重地告诉他奋斗了，不要再指望我还能给你们以帮助·………” 我们并不抱怨他，我们会努力奋斗，迎接考验。
1969年，我所在的七机部被宣布军管，又按照上级指示组织技术干部下放到部队劳动锻炼。 8月我离开北京赴南京军区某部当学员。
临别时父亲与我又有一次长谈，他希望我到部队以后要好好于。父亲不让我去找他在南京的老部下，要我自己努力奋斗。他说：“只要你自已肯于能千，是可以赢得同志们的信任的。
我来到南京后，按照父亲的嘱吋埋头苦千，受到部队同志的善待。他们不因为我的家庭受到冲击而有所歧视。我交了很多朋友，学会了很多东西，也体会到：只要自已努力，没有理由为生活的前景陷入悲观。
1969年10月，在战备疏散的名义下，父亲与一批老同志离开北京。父亲和母亲来到石家庄。父亲每周有三天半的时间在工厂参加劳动，其他时间就与母亲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
在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父亲又受到批判，他回到石家庄就病倒了。1971年1月，父亲在北京被检查出患了结肠癌，并动了切除手术。
1971年8月，我调回北京，组织上准备要我改行搞政工。这时父亲在北戴河疗养，我想到父亲主张我搞技术工作的往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赶去请教父亲。
父亲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明显苍老了很多。他表示尊重我的选择，说：“如果转到政治工作岗位，一定要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科技人员服好务。”他肯定是想到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多教训，希望我能努力做好工作，发挥一点积极作用。
得到父亲这样通情达理的理解和支持，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了。我又像当年刚刚参加工作那样，满怀希望地走上政治宣传工作的岗位。
我曾盼望父亲因病得福，摆脱政治风云变幻的袭扰，安度晚年，但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1971年年底，父亲的病情恶化，住进了日坛医院。
“老骥伏，壮心不已。”父亲在生命的暮年，常常回顾自己所经历的战争岁月和为新中国发展建设所经历的艰辛往事。他喜欢听古典音乐，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常引发他内心的共鸣，他要与命运搏击，展示战士的情怀。
父亲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治疗，但未能取得预期的疗效。他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可在病榻上他还在关心我们国家在外交上取得的新成就，为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而感到由衷高兴。
1972年1月4日，父亲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他含糊不清地说：“红军··……·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言。
1972年1月6日深夜11点55分，父亲永远停止了呼吸。我们守在病床前，感觉父亲的手一点点变冷。我悲痛得不能言语，只是在心中默念父亲常对我说的话：“要做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
1月10日，父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北京正值雪后严寒，万花纷谢，青松挺拔。许多老同志和社会各界的代表赶来为我们亲爱的父亲送行。
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地参加了追悼会。毛主席与父亲是多年的老战友、老同事，他们在诗歌领域有过人所共知的交流与合作。毛主席握着我母亲的手，沉痛地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陈毅是一个好同志。”毛主席对我们的父亲作出了中肯的评价。父亲是军事家一一元帅，也是政治家一一外交部长。他毕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战斗，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已，为人民的利益奉献一切。这些都写进了革命史册。
父亲又是一位诗人。从1921年写下至今留存的第一篇诗作，到1968年7月封笔，他留下各种体裁的诗歌作品共360多篇约800余首。在他逝世后，这些诗作还需要有人来做整理编纂工作。
父亲逝世后，只过了两个月，母亲也被检查出患了肺癌。无情的打击没有使母亲屈服。她，动了大手术后，只静养了一个月，就开始着手整理父亲的诗词遗稿。母亲请父亲的挚友赵朴初先生参与工作，得到他极为宝贵的支持和帮助。我当时也作为母亲的助手负责诗稿的抄存与打印
母亲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陈毅诗词》的编辑和审定。作为父亲的亲密战友和人生伴侣，母亲为父亲诗作的编集作出最重要的贡献。在不经意间，她把自已的名字镌刻到了父亲诗词全集的丰碑之。
《陈毅诗词》中收录了一分有名的诗作《梅岭三章》，那是1936年父亲在梅山被围二一余日，在战头已到最后关头时的绝笔诗。
鬼神的豪迈诗句表现了父亲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他怀着坚定的意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惊天地泣志写下中国革命史上的绝唱。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首《青松》创作于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赞美党和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面对严重考验，团结一致，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首诗其实也是父亲高尚革命精神的自我写照。
母亲在病中坚持为父亲的诗集写了序。1974年1月，我们把诗集油印出来，以此作为父亲逝世的周年纪念。
3月20日，身患癌症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她很遗憾没能看到诗集的正式出版，但她坚信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母亲是新四军的老战士，她无愧于铁军的光荣，完成了父亲作为诗人的遗志。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不到一年时间，1977年5月，凝聚着我们父母双亲心血的《陈毅诗词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我无限欣慰地回想起母亲为父亲做的感人至深的牺性与奉献，脑海中浮现毛主席的诗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我带着父亲的诗词选集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告慰父母双亲，留诗表达我对他们的怀念：“多少先驱热血，铺就锦绣前程”，“捷报飞来祭告，人间天上欢腾”
我相信父母双亲听到了我吟的诗。诗歌是我们独特的沟通方式，它能让我们有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通过诗歌，他们还在关心着我，鼓励我向着革命征程新的胜利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