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高志远传》第五部《回响》第四章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及以后 2.老战士、老领导的回忆与反思 （7）朱其文

高志远画像

2.老战士、老领导的回忆与反思

（7）朱其文

1986年6月，平西抗日斗争史编写组、中法大学校友会编委会合编革命回忆录《平西儿女》(上卷)，刊载了朱其文撰写的《平西抗日政权及武装斗争纪实》一文，其中涉及冀东暴动和高志远案的文字为：

“一九三八年七月，觉得人民武装抗日暴动不幸失败，整个地区乌云笼罩，一片白色恐怖。日寇到处焚烧村庄，屠杀人民，追捕爱国志士，甚至唆使狼狗将人活活咬死。

由于敌人的血腥镇压，使冀东地区党组织和抗日政权遭到严重破坏，斗争处于低潮。为了恢复工作，天津地下党组织通知姚依林、谢甫生、李楚离、王仲华和我等前往冀东，开展工作。

我们到了冀东后，在邓华司今部都里，见到了当时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同志，他向我们介绍了斗争形势，并决定我和王仲华二人以自卫会委员的名义，前往陈国寰部队工作，陈国寰原为地方民团的首领，后参加了翼东的抗日暴动。

陈所率领的部队已决定随主力部队向晋察冀边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转移(当时的主力部队为邓华与宋时轮领导的八路军的一个纵队)，在到达指定的宿营地点时，发生了马伸桥战斗，司令陈国寰在战斗中辆牲。

战斗结束后，我和王仲华同志将部队集合起来继续前进。后又与冀东抗日联军的高志远部相遇。高志远原是地方民团首领，可能是国民党员，当时他任抗日联军司令。当我们一同行军到潮白河时，又发生了一场战斗，在战斗中与邓华的部队相遇。

高志远、陈国寰两部队由于经过两次战斗，部队损失很严重，因此邓华同志决定合并成一支部队，随主力跨过平绥铁路，最后终于到达了平西抗日根据地。

当时这支部队仅剩下两千余人，整编后仍称为抗日联军，仍由高志远任司令，由于原政治部主任洪麟阁在向平西转移的战斗中牺牲，因此任命我为该部的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当时没有什么战斗力，也缺少骨干，为了加强该部的力量，由邓华调来一批干部，分别担任营管、连级教救导员工作，接着又进行了整训，使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

从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三九年初，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发现高志远有不正常活动，行为诡秘，曾发现一个老道装束的人，到我军驻地同高的一个亲信密谈，行迹十分可疑，我们也派了人盯梢监视，经过一个阶段的观察分析，我们认为高志远有叛变的计划。当即我和王仲华同志赶到区党委，向区党委书记马辉之同志和军区司令员萧克同志作了汇报。

后来，由萧克同志出面请高志远吃饭，当时马辉之、王仲华和我作陪，席间，萧克同志即下令将高志远逮捕。经军部和军政治部数月的调查和审讯，高志远坦白供认，他确实企图率部队叛变投敌。后报请中央批准，将高志远这个叛徒处决。随之，决定将部队由抗日联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军十团。当时这支部队还有近千人，但兵多干部少。刚好这时有一支抗日先遣队来到平西，共一百多人，主要是北京的青年学生，白一化为司令员，吴涛为政委。

平西党委负责人马辉之和萧克决定将这两支部队合并，这样部队的干部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与白一化、吴涛二同志取得了联系，将整编后的这支部队交给他们。后来这支队伍开到平北，开展工作。”

朱其文的这段文字，与杨春甫的一样，也为研究冀东暴动和高志远案提供了很多的第一手资料，但与其他资料对照，也存在一些讹误。

首先，朱文记：“一九三八年七月，冀东人民武装抗日暴动不幸失败”，史实应为，冀东起义原定日期为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后因被日伪侦知，七月六日，滦县港北起义首发，七月九日，高志远、王仲华发动起义，其后，整个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普遍发生，而“冀东人民武装抗日暴动不幸失败”，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主力西撤平西之后。

其次，朱文记：“由于敌人的血腥镇压，使冀东地区党组织和抗日政权遭到严重破坏，斗争处于低潮。为了恢复工作，天津地下党组织通知姚依林、谢甫生、李楚离、王仲华和我等前往冀东，开展工作。”史实应为，为组织、领导、配合冀东起义，地下党组织派王仲华、李楚离在起义发生前先期到达冀东，而当马辉之、姚依林等到达冀东时，八路军第四纵队领导正在研究西撤平西问题，并非是在“由于敌人的血腥镇压，使冀东地区党组织和抗日政权遭到严重破坏，斗争处于低潮”之时。

第三、朱文记：“我们到了冀东后、在邓华司令部里，见到了当时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同志，他向我们介绍了斗争形势，并决定我和王仲华二人以自卫会委员的名义，前往陈国寰部队工作。陈国寰原为地方民团的首领，后参加了冀东的抗日暴动。陈所率领的部队已决定随主力部队向晋察冀边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转移(当时的主力部队为邓华与宋时轮领导的八路军的一个纵队。)。”史实应为：

1.早在起义发生前，王仲华已到冀东高志远处，并与高志远等发动了起义，朱其文曾往高志远部工作，时间则是在抗联西撤之前，目的为做高部特别是高志远的思想工作；

2.朱文在史料中首次记载了“陈国寰”的名字，但对作为冀东抗日联军将领之一的“陈国寰”的记载，在目前所见资料中却是唯一的。依朱文中“陈国寰原为地方民团的首领，后参加了冀东的抗日暴动”、“在到达指定的宿营地点时，发生了马伸桥战斗，司令陈国寰在战斗中牺牲”之记忆，则此“陈国寰”有可能即冀东抗联高志远部副司令陈宇寰。那么，此处是朱其文误记，还是“陈国寰”另有其人？或许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

3.进而，史实既然是王仲华在冀东起义前后工作的部队是高志远部，则不可能同时与朱其文“前往陈国寰部队工作”，而如果朱文所记“陈国寰”为“陈宇寰”，则作为高志远部副司令的陈宇寰并无自己的“陈宇寰部队”，又何来王仲华与朱其文的“前往”?陈国寰，这位唯一在朱其文回忆文字里出现的冀东抗联将领，到底有无其人？

第四，朱文记：“高志远、陈国寰两部队由于经过两次战斗，部队损失很严重，因此邓华同志决定合并成一支部队，随主力跨平缓铁路，最后终于到达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当时这支部队仅剩下两干余人，整编后仍称为抗日联军，仍由高志远任司令，由于原政治部主任洪麟固在向平西转移的战斗中牺牲，因此任命我为该部的政治部主任。”至少目前可见之史实是，洪麟阁是冀东抗日联军副总司令兼第三路军司令。莫非在朱其文的记忆中，又有一位人所未知的“洪麟阁”？

第五，朱文记：“高志远原是地方民团首领，可能是国民员”，但在“中共冀热边区委员会”给“朱、彭总副司令请转蒋委员长均鉴及全国将士、抗日团体公鉴”的电报中，明确说明“推举无党派的高翔云、国民党员洪麟阁、共产党员李运昌为起义的总副司令”，时任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委员、且被党组织派到冀东工作的朱其文，对此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到了平西的高志远，就“可能是国民党员”？是“经军部和军政治部数月的调香和审讯”，高志远“坦白供认”的么？然而却没有直接说明；那么是怀疑？怀疑的依据是什么？也没有直接说明。

第六，朱文记：“为了加强该部的力量，由邓华调来一批干部，分别担任营、连级教导员工作，接着又进行了整训，使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这是目前所见记载此项工作的唯一史料，当时身在平西的萧克、宋时轮、邓华等军事领导在回忆录及文章、讲话中，对此均无一字记载，或有一言提及，众多抗联战士亦从无记忆，或许作为当时抗联部队“政治部主任”的朱其文对此有独有的记忆，而其他人却全部忘却了这样一项对冀东抗联的整编、改编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第七，朱文记：“高志远、陈国寰两部队由于经过两次战斗，部队损失很严重，因此邓华同志决定合并成一支部队，随主力跨过平绥铁路，最后终于到达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当时这支部队仅剩下两千余人，整编后仍称为抗日联军，仍由高志远任司令。这支部队当时没有什么战斗力”。史实是，八路军杨成武部几次攻之未下的“十八台”，经过“当时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这支部队”和八路军第四纵队分进合击，竟打下来了。能够与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协同作战，且取得胜利，是否说明这支部队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

第八，朱文记：“由萧克同志出面请高志远吃饭，当时马辉之、王仲华和我作陪，席间，萧克同志即下令将高志远逮捕。”此处所记，是目前所见“萧克同志出面请高志远吃饭”时具体陪同者姓名的两种记忆之一(另一种为李运昌记忆，详见后文)，在高志远案研究中颇具价值。

第九，朱文记：“经军部和军政治部数月的调查和审讯，高志远坦白供认，他确实企图率部队叛变投敌。” 这与王福怀所记冀热察挺进军锄奸部“勤务兵”乔宽之言和诸多抗联战士所记高志远的临终之言差异颇大，不知哪个更接近真实？

第十，朱文记：“后报请中央批准，将高志远这个叛徒处决。”这是目前所见史料中处决高志远之前曾“报请中央批准”的唯一记忆，高案当事领导萧克、马辉之、李运昌等在回忆录以及文章、讲话、谈话等中，对此均无一字记载，或有一言提及，众多抗联战士亦从无记忆，或许作为当时抗联部队政治部主任的朱其文曾经手此事，而在撰写此文前一直不便透露与萧克等领导，更不得对外宣言？

第十一，朱文记：“一支抗日先遣队来到平西，共一百多人，主要是北京的青年学生，白一化为司令员，吴涛为政委。”《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记，“1940年元旦，十团在平西宛平县(门头沟区)双溏涧村组建。前身是白乙化领导的绥西垦区抗日先锋总队和高志远、王仲华领导的冀东人民抗日联军一部 (滦县)合并编成的华北人民抗日联军。”（见《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87页）则不知朱文所记“白一化”与《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所记“白乙化”是否为同一个人？莫非在朱其文的记忆中还有一位人所未知的人物“白一化”？

朱其文